authorImg 潘向黎

潘向黎,作家,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文汇报特聘首席编辑。 著有长篇小说《穿心莲》、专题随笔集《茶可道》和《看诗不分明》、小说集《无梦相随》《十年杯》《轻触微温》《我爱小丸子》《白水青菜》《女上司》,散文集《纯真年代》《局部有时有完美》《无用是本心》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有英文版小说集《WHITE MICHELIA》(《缅桂花》)等。 曾获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首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

教师凭什么拥有一个节日和我们的敬意

导读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身为教师的她,最最厌憎的比喻。可见不止我一个人不喜欢这样的歌颂。

很多年,一直对教师节比较“无感”。

这一点,肯定与我当了一辈子教师的父亲有关。他在有教师节这个节日设立之初,就说:儿童、妇女、教师,好像都是处于弱势的人。他说这话时,带着一种淡淡的、不知道是嘲讽还是自嘲的表情和语气。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节日总是主打悲情牌。总是一些过于辛劳、不顾家庭、积劳成疾的悲壮形象被歌颂,连李商隐写相思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好多年也都是教师专属的,用来歌颂他们的“奉献牺牲精神”。

我一直觉得这近乎对一个职业和从业者的“高级黑”,而且把教师们送上了神坛,可不可敬不好说,反正肯定是不可亲不可爱的。老师都春蚕、蜡炬了,学生们再怎么努力都不够,再怎么出息都难以为报;如果还不努力,那真是不配为人了。

我不相信这种潜台词的压迫,哪一个孩子会愿意接受?当然我不敢将这种腹诽嘟囔出来,直到我看到在中学当教师的作家雍容,清清楚楚地这样写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身为教师的她,最最厌憎的比喻。可见不止我一个人不喜欢这样的歌颂。近年来,这个比喻渐渐不流行了,谢天谢地。

教师这一行,确实很不容易,确实很辛苦,但是哪一行容易,哪一行轻松呢?正如一位著名演员所说:什么时候演员冬天穿得少,跳到冷水里,夏天穿棉袄,都变得那么可歌可泣了?这不是你这个职业很正常的事情吗?教师亦然,准时到校,准时上课,备课,批改作业,出考题,批改考卷,讲课讲得嗓子冒烟,被熊孩子气得半死、也只能坐而论道而不能大嘴巴抽他,这不都是这个行业题中应有之义吗?就连被升学率、检查、评比弄得忍无可忍、从头再忍……也早已不惊喜不意外了,用教师的口头禅说:这都是必考的。

当然,教师的工作有很大特殊性,而且收入曾经很低,现在虽好多了,也仍然不算高,但是真的没有必要用悲情歌颂来作弥补。

教师工作的特殊性在哪里?或者说,为什么他们有资格单独拥有一个节日,而学生和其他行业的人也应该向他们道一声“老师辛苦”“谢谢老师”?

《红楼梦》里说,林黛玉从会饮食起就吃药,我虽然不能说从会吃饭起便上学,但小学五年半(春季招生改秋季招生导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全日制的学一口气上了十八年半,后面还有留学两年,在职博士研究生四年多,加在一起,一共二十五年我之前人生的一半时间都在上学,被教育的时间够长,在这个教师节到来的时候,突然想来写写我记忆中的老师

我记得的第一个老师,是福建莆田华亭小学的陈双珠老师

当时我的父母处于因为“文革”而无法解决的两地分居之中,本来应该出生在上海的我,就只能随母亲在福建。她在华亭中学教英语,我长到六岁半就去一墙之隔的华亭小学上学。

陈双珠老师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但好像还同时教其他一两门课。我觉得她的名字很好听,容貌记不清了。在我当时的眼光里,她已经是个中年女性了。小孩子对成年人的年纪是判断不来的,总是把大人一律看成老气横秋。我对她的印象是:爽朗而温和,挺喜欢小孩子(这一点,每个孩子凭本能都会一眼洞察内情),使我这个不满七岁、班上最小的孩子(当时都是满七岁才上学的,且是春季招生,我十月出生,本来应该次年入学的,但是母亲有点忙不过来,就让我提早入学了)上学最初的紧张很快就消散了。

到二年级,她发现我的铅笔字写得还不错,于是到了需要以“红小兵某某大队第N中队”名义刷“大字报”的时候,她就叫我去她办公室“写”我们班的那份,内容当然是老师们写好的“统发稿”。那时好像是揭批“孔老二”(唐突圣人,罪过罪过),每班都找一个学生,用童体“恭录”在大纸上,然后由老师们贴在告示栏里,各班的事情就算了了。

可是糟糕的是我只用过铅笔,根本不会用毛笔,抄起来狼狈不堪,手上、脸上都有墨汁,等我满头大汗地抄好,陈老师就带我去洗脸洗手,有时候还顺便给我梳梳头。有一次我指着自己抄好的一句话问:“这是什么意思?”她微微一笑,说:“你别管了,抄完了早点回家!”我于是觉得那些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就丢在脑后,背着母亲给我缝的小布书包,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谢谢你,陈双珠老师。

到了四年级,遇到了教数学的杨元发老师。他是个瘦高的人,有点严肃,总穿深色的衣服。用现在的话说,他属于比较高冷的专业人才。他课上得很好,板书漂亮,写字很用力,粉笔经常断,总之讲课非常吸引人。但我是个学什么都比较慢的人,虽然很认真听,但仍然不能一遍就会。课后做作业想不出来,就去办公室找他,他会马上放下手中的事情来面对我的提问,讲完了还会双目炯炯地盯着我的眼睛问:“懂了没有?嗯?都清楚了?”有几次我本来都想“不懂装懂“回教室了,被他那样一盯一问,马上如释重负地承认“还是不懂。”

很好!不懂就说不懂,这个学习态度很正确!”杨元发老师大声说。在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意外地被老师这样一肯定,我真是开心。然后他又说:“你放学回家,如果平时走的路被一大堆砖头堵住了,你怎么办?”我说:“我就从大街绕过去,远一点也能回家的。”“我们也来换一条路,等你走通了,刚才那条路也就通了,你就有了两条路。”之后,我果然就会做题了,而且真的“有了两条路”。

三十年之后,有一次和母亲聊天,我说了对这位杨老师的敬重。我说:每当我坦然承认某一本名著没读过,一个重要论断读了却没法理解,还会想起杨老师,在我的人生里,是他第一个告诉我“不知为不知”,这是一条多么重要的训诫。母亲说:他自己肯定想不到。不但想不到,我想他肯定不记得我了,就像一阵风吹过一片小苗,多年之后,风怎么会记得当中的一棵?

谢谢你,杨元发老师。

初一我辗转读了三个学校,莆田一中,泉州一中,前两个学校都是当地的名校,满心以为到了上海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复旦附中,可是复旦附中非常严格,因为我没有经过升学考试,不让我插班。我有点沮丧,只能进入又叫“复旦子弟附中”的复旦二附中。当时的二附中就在附中的对面,在那里,我度过了两年多的充实时光,直到考进了复旦附中的高中。

在二附中,不知怎么好像女教师特别多,记得有一个化学老师叫黄葵,还有一个老师叫吴幼坚,我猜她应该是广东人。

而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数学老师凌也玲。她长得苗条清秀,瓜子脸,五官精致,尤其是长着一双特别清澈灵秀的眼睛,而且眼神很生动(我后来知道那叫作“顾盼神飞”),让人一看就觉得她聪慧而善解人意。

作为老师她从不板脸,眼睛里常含一点笑意,真正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里的笑,就溢出来,溢到了脸上。我记得我回家和父母说:“我们凌老师笑起来,是‘皮笑肉不笑’的反义词!”父母也都笑了。而每当我们考得好的时候,她灿烂的笑容更给了我们“飞一样的感觉”。她的课上得很好,既单刀直入,又循循善诱,还很尊重学生(那个年纪的我们开始对这一点敏感了),使缺乏数学头脑的我对难度日升的数学保持了浓厚的兴趣。

不知道凌老师是不是上海人,她是怎么成为复旦二附中的老师的,也不知道当时她几岁,她的工作是否真的如当时的我观察到的那么愉快。但我至今记得她在写板书的时候,写到黑板尽头时总是习惯性地一甩头,一头黑亮柔顺的短发在空中划过一道利落的弧线,然后她回过头了,明亮的目光无远弗届,扫遍全教室。真美。

专业水准,敬业态度,仪表风度。无意中让我开始在心目中勾画职业女性理想形象的启蒙者,应该就是复旦二附中的这位老师。

谢谢你,凌也玲老师。

高中我顺利考进了复旦附中。但在那里,雷霆万钧的重理轻文,对我这样文强理弱的人可谓迎头痛击、泰山压顶。加上班主任就是数学老师,我很快觉得在她眼中我就是一个影响升学率的拖累,加上好多女生都在嘀咕说她的笑脸都留给男同学了,对女同学就大不一样(后来想想,这也可能是一些数理化差生的心理暗示加青春期少女的过分敏感,但是事后的理性分析解救不了当时的痛苦),我在复旦附中的三年名校生涯非常压抑,是我毕业后很多年都不愿回想的——有些时光有些事,也许是人生的良药,但是那药实在太苦,吃过了就大可不必回味。

直到不久前,在一次以上海优秀中学语文教师为听众的讲座中,我突然发现自己从那比青春更长的压抑走出来了,因为我自然而然地回忆了,自嘲了,而且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段黑暗隧道中的两位持灯人:教语文的过传忠老师,教物理的施纯老师。

过传忠老师是著名的特级教师,他的朗诵也很出名。我记得在我们的课外讲座上,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的他站在讲台上,非常陶醉地用不同声调朗诵同一首诗的最后一句“我来了”,有一种是声音洪亮而有气势的,另一种是声音轻而飘渺、如山谷回音的,“效果完全不同”,他神采飞扬地说。

其实我的语文任课老师并不是过老师,而是一位马老师。马老师胖胖的,戴一副眼镜,终日脸上挂着谦和的笑容。每当作文课之后,马老师总是把一摞作文本往讲台上一放,从作业本中抽出一张纸,说:“这次作文写的比较好的同学是……”他念的名单里经常有我。

我的后面坐了一个理科超好但是最怕作文的男同学,有时会听到他气恼又无奈地喊:“噢哟!老是潘向黎!好不好不要每次表扬她啦!”

当然不是每次表扬我。五班和四班都是马老师教,所以有时候会出错,他抽出一张名单,“这次作文写的比较好的同学是:刘向阳……”

我们马上哄堂大笑:“错了,老师!刘向阳是四班的!”

马老师也笑起来,找出另一张纸。四班的那个刘向阳,就是后来的小说家西飏,他当时的作文经常和我的一起贴在橱窗里,多年以后,我们以写作者的身份真正认识的时候,他已经从戏剧学院毕业,正在大写小说。

我们两个小说路数完全不同,但是对复旦附中的吐槽却惊人的一致,而且细节同样精准,“所以呀,不要得罪文科生,文科生记性好。”我们以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心情和微笑,这样说。

语文任课老师是马老师,但主持语文课外兴趣小组的是过老师,因为看过几次我被贴到校门口橱窗里的作文,大概是高一下学期,就派人来班级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你怎么不参加兴趣小组?我希望你参加!你一定要来!”被高考压力和歧视氛围扼住咽喉的我,其实有点饥民听到“何不食肉糜”的啼笑皆非:我哪儿顾得上兴趣不兴趣?但是从他办公室回到教室,马上有同学好奇地问:“过老师为什么找你?”我苦着脸说:“他要我参加语文兴趣小组。”

大名鼎鼎的过传忠老师居然对我如此器重,同学大为惊奇:“不得了,过老师都来叫你啊,那你当然要去啰!”从此,在大家的眼里,我似乎从一个无可救药的差生变成了一个“虽然偏科而有特长的人”。在一个学子自我评价最低的时候,一个享有声望的教师,给予了不拘一格的评判和认可,有点像十面埋伏之际一支援军从天而降。

谢谢你,过传忠老师。

但我依然在十面埋伏之中。因为要到高三才分出文科班,这样不但我们“文科生“无法开始复习历史、地理,而且大量的时间被高考不考的物理、化学纠缠,连必考的主课语文、数学、外语的时间都大受影响,我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早点分文理科班?我们打定主意要考文科的人都很不满。这种没有出路的情绪,加上对“歧视”的猛烈反弹,我到了高二,数理化急剧下滑,尤其是物理,完全跟不上,后来上课的时候,我干脆做起了别的功课,甚至看起了竖排的《红楼梦》。

物理老师施纯是真正的名校名师,业务水平和教学经验自不消说,而且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对学生的态度也在“严”与“温”之间保持着很好的平衡。但是再好的老师也白搭,高中物理是我这个“纯文科生”的恶梦,我决定放弃。

复旦附中的物理课,岂容一个不听课的文科生逍遥?高二的下学期,我给自己惹了一个大麻烦,也给施纯老师出了一道难题。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和化学不知怎么混过了关(成绩记不清了),但是物理成绩是:8分。相信这是施纯老师执教多年遇到的最低分。

声名赫赫的复旦附中,鼎鼎大名的施纯老师,面对一个学生如此惊人的成绩,实在很难推算他的心理阴影面积。当时主课不及格必须补考,补考仍不及格好像要留级。当施老师叫我去他办公室的时候,同时走进去的其实是两个我,那个严守规矩、想做好学生的“我”固然无地自容,但是另一个我,又满心的委屈和忿忿不平:又不是我笨,我笨怎么会考进来的?也不是我不努力,我不喜欢这门课,高考也不考,有什么必要逼着我花时间?况且人各有志,不学数理化,我照样走遍天下都不怕。我爸爸写评论的合作者、曾华鹏伯伯,亲口告诉我,当年他考进复旦以后,偷偷看了老师拿着他的高考成绩,那上面有三个格子,数学的三个格子写着(曾伯伯总是边说边用手在空中画圈):0,0,0。曾伯伯说完总是大笑不止。人家后来成了多么好的教授,多么好的学者!凭什么看不起我们偏文科的人!我偏偏不补考,看你怎么办!我也受够了,今天你要是骂我,我就和你顶到底!

站到施老师面前,没有劈头盖脑的咆哮和训斥,他的表情很平静,似乎还饶有兴趣地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说:“我知道你有特长。” 这是他的第一句话。

我不记得自己怎么回答的了,事先准备好的弹药全都用不上,埋藏着的羞愧和内疚排山倒海地涌了上来,但是那时侯的我,距离可以真实表达心情的成熟还很远,所以我可能是手足无措语无伦次,也可能是咬紧牙关强作镇静。那真是一个危险的时刻,作为一个曾经的学霸,我的自尊心已经命悬一线,任何一句训斥、嘲笑,任何一个不屑的眼神,都无异于割断那条细绳。

“你想考文科,我理解,你不喜欢物理,我也理解。现在我也不和你探讨究竟要不要学好物理了,我们来说说眼下怎么办。”

他的语气是商量的,似乎带着一点无奈,或者一丝伤感,但是没有怒火,也没有轻视,没有。于是我抬起头来,看着他。

“你要上大学,学文科,可是眼下这一关你得过,对不对?如果你不反对,我们约个时间,你来补考。”

“补考我也不会及格的。”我说。

“你来补考,后面的事情,就是老师的事情了。但是你一定要来补考。”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他说:“升了高三,你才能进文科班啊。”这话,已经是变相的通行证和祝福了。

我补考了,然后我顺利升了高三,进了文科班。后面,我的兴趣就一马平川了:大学本课,中文系;研究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留学,比较文学;在职博士,中国现当代文学。我当文学杂志编辑,我写散文,我当报社编辑,我继续写散文,我写小说,写茶,写古诗词……

人生难免会有两脚离地、还被什么死死卡住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人自己是动不了的。我的高二,在那个“卡住了”的艰难时刻,一个老师,轻轻地推了我一把。

以施纯老师的水平,他教出再多的物理尖子,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也只是反复证明他是个实至名归的特级教师。反倒是对我这个考出匪夷所思分数的学生的处理策略、方式、态度,证明他是一个好得不寻常的老师,已臻“教育家”之境。

谢谢你,施纯老师。

还有,大学时讲古代文学史的姚汉荣先生、讲禅宗文化的骆玉明先生、硕士导师徐俊西先生、留学时的指导教官小林二男先生、博士导师丁帆先生……如果细说对他们的感谢,我就要写一本书了。

因此,老师们,你们确实有资格拥有一个自己专属的节日,也确实值得许多人好好表达对你们的敬意。不是因为你们辛苦,你们不容易,你们端上讲台的杯中常年泡着胖大海或西洋参,而是因为——你们,甚至唯有你们,所做的一切,能及时帮助那些稚嫩的心灵,而你们的付出和智慧,不是快速起效的特效药,也是缓释胶囊,会影响讲台下那些人的一生。

是的,一生。

那么,教师节快乐。

【责任编辑: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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