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周韵

社会学博士

当我们面对校园惨剧时,看到的是什么?

导读

尽管通报回应里的“全面保障学生的健康成长”“健全相关机制”听上去很美,然而这些“保障”与“健全”,大学将如何推动实现、采取何种具体措施、落实的时间线又是什么?

2017年圣诞节,西安交大博士生杨宝德跃入灞河自杀身亡。在之后新闻报道对杨宝德博士生活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师生关系:

对于杨宝德来说,他的日常是需要给他的周姓导师拎包送水陪逛超市从停车场接送、去周家擦车装窗帘打扫卫生、为周教授熟人的孩子做家教、作陪吃饭并在饭局上替她挡酒。在被公布的师生微信对话截图中,我们看的是周教授以“臭小子”这种既不专业也不得体的严重越界方式称呼杨宝德,师生对话里几乎不见学术科研的传道授业解惑,却十分不缺教授对学生私人生活的挑剔评价。

在杨宝德生前给硕士导师的信息里,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科研时间被严重挤占、在学术方向上没有得到有效的指导。虽然我们或许并不能完全斩钉截铁地宣布什么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杨宝德曾这样写:“自从转了导师,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我不会拒绝人,基本上老师让我干的所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我都去干了”。

新闻图:杨宝德与导师的聊天记录新闻图:杨宝德与导师的聊天记录

高校师生间畸形而绝对的权力关系严重伤害了学生的发展和康乐,杨宝德的悲剧并不是第一次。在与“西安交大博士生溺亡”几乎同一时间里的另一条新闻,是北航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自己曾经的导师、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

因为罗茜茜与她的同伴们长久的努力、勇气、坚持,陈小武被撤销“长江学者”称号——然而这样的处理结果,还是太迟了一些:在这之前的十数年里,陈小武多次性骚扰侵犯自己的女性学生。杨宝德生前说,自己无法拒绝导师的不合理请求——而罗茜茜在校时,因为自己的拒绝,受到了来自陈小武的阻挠和报复。

在本科阶段后的师生关系里,掌握着大量学术资源的教授在很多时候对于学生而言具有绝对的权威:导师一人往往就能够直接决定自己学生的课题进展、文章发表、毕业进程。在以这样的权力关系为底色的互动中,学生处于极其弱势的一方,倘若一旦面临来自导师的不合理要求,学生往往要么是觉得自己无法拒绝(比如杨宝德),要么是在鼓起勇气拒绝后,遭到来自老师的打压和报复(比如罗茜茜)。

杨宝德自杀后,西安交大在回应中表示要“汲取教训、反思工作,并以此为戒,全面梳理研究生日常管理中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加强育人管理和服务,全面保障学生的健康成长”;在北航对陈小武处理决定的通报中,学校表示要“以此为鉴,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健全相关机制,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这样的通报固然表达出了学校正视问题的意愿,然而我们仍然需要追问的是:尽管通报回应里的“全面保障学生的健康成长”“健全相关机制”听上去很美,然而这些“保障”与“健全”,大学将如何推动实现、采取何种具体措施、落实的时间线又是什么?在不平等师生权力关系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这一系列问题,也不仅仅只有西安交大和北航需要给出一个答案。

建立完善师德学风固然重要,然而在任何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寄希望于“上位者”的高尚道德情操以期实现某种约束,本质是治标不治本的。只要高校导师能够近乎决定性地主导学生的学术发展进程,就难以根本杜绝一些教师对这一权力的滥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重要的是需要能够在高校内建立起对学生权利康乐的制度性、机制性的保障。

首先,导师对于学生的研究方向选择与学术路径发展固然至关重要,然而对学生的考核和评估体系,同样需要避免成为导师的“一言堂”、避免学生始终只能获得来自导师一人的支持投入、避免导师一人就能对学生的学术进展“一票否决”。

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在读博士的几年里,每年春季学期我系都会对在读博士生的学业进程进行核定,以确保所有学生都走在符合培养要求的“正轨”上——这一评定过程,由全系教授共同参与:导师的声音分量固然重,但与此同时,其余教授也都需要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与建议。这样的模式不仅保证了学生能够获得多方位不同角度的反馈,也保证了对于任何一个学生而言,不仅仅只有导师一人“说了算”——在导师之外,仍然有其他教授对学生的发展负责、为学生的学术发展提供帮助。

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学生和导师的磨合过程亦是如此。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学生在硕博研究阶段有更换导师的需要,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硕博培养过程中,通过制度操作,保证学生始终能够获得来自多位教授的支持,也就保证了一旦类似的需要出现,学生始终不至于成为一座漂浮无着的孤岛。

其次,对于学生而言,高校需要能够提供多元的支持系统。换言之,当一个学生需要帮助支持时,可以向谁求助?

研究生院的氛围,以及学术圈鼓励的素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总利于人的心理健康与快乐。研究生院里的压力,是持续的、渗透式的。读研究生期间,没有了明确的“上课下课”“上班下班”“周中周末”的界限,要写出好论文、要发表、要找工作养活自己——于是这样的压力很容易就贯穿了生活的每一刻。加之学术生活(或者说学术界),鼓励的是自我怀疑、是自我与互相的批判,这种“批评多于建设”的氛围,也成为了压力的源头。

2009年的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探讨研究生院心理健康的文章,引用了一组数据,基于2004年对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67%的研究生报告,在过去一年里至少有一次觉得“毫无希望”;54%的研究生“重度焦虑,难以正常工作生活”,而接近10%的研究生说,自己考虑过自杀。2017年《科学》报道的一项新研究称,基于对3659名比利时学生的调查,约三分之一的博士生有患上精神障碍(比如抑郁)的风险。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开始关注学术圈心理健康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呼吁硕博士生们“善待自己”“珍惜生命”,终究只是问题的一个小侧面。同时需要,甚至更需要的,是高校能够提供系统的、有质量的心理咨询服务、支持、帮助。

而与“学生需要帮助时可以向谁求助”这一问题一脉相承的是:当一个学生遭受不公正对待甚至伤害时,是否有可信、保密、公正的申诉渠道?罗茜茜勇敢地站出来打破沉默,然而她的经历遭遇却并非孤例与个案。 北航虽然对陈小武做出处理,然而这是在他长达十数年性骚扰女性学生后,极其迟到的后果。而以北航陈小武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校性骚扰事件,应该让我们看到建立预防消除校园性骚扰、性侵犯、性别不平等机制的重要性。

在校园内来自师长的不公正对待与侵害,从某种意义上说摧毁的是学生对于学校作为一个机构的信任——受到侵害后不知向谁说、担心发声后遭到进一步打压和报复,于是不得不选择沉默。因此,高校内建立可信赖的调查监督机制以保证学生权益,格外重要。

在杨宝德的悲剧发生后,有一种声音表示,“不就是帮老师看一点活,有什么了不起,至于吗”、甚至认为杨宝德因为这些不合理要求感到的痛苦,体现的恰恰是他的“不懂事”“情商低”。在不平等的师生权力关系下,一些导师眼中的学生,是潜在的情人性猎物、酒桌陪客、免费劳力、自家或熟人孩子的家教保姆等等等等,却偏偏就是不是学生、青年同事、成长中的学者。

而一旦内化了这种权力关系,一些学生甚至以被导师如此对待为荣,认为是一种“偏爱”是自己“会来事”“会撒娇”。对于高校而言,硕博培养的立足点是为了谁?培养学生,是为了培养新一代具有独立反思批判精神的学者,还是仅仅为了充实壮大自己的学术门阀?归根结底,这里的问题是:当我们面对自己指导的学生时,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罗茜茜在对陈小武的控诉中,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她说自己原本对学术研究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热忱,然而因为陈小武这样的导师,“从此和科研是陌路了”。而对于杨宝德而言,他的学术理想与志向,也在2017年圣诞节彻底走到终点。应该能够让学生梦想启程的大学校园,成为梦想坠落的地方,应该为学生发展添翼的教师,成为折断羽翼的人——这样的彻底的失败,无论多少“大楼之大”“经费之多”,都无法弥补。

原标题:《当我们面对学生时,看到的是什么?》

【责任编辑:身中一刀】
sh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