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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闪,独立作家,出版有《书卷山城》《思想光谱》《人的展开》等作品。

玻璃:超越人的尺度

导读

没有玻璃技术,就没有科学革命,这一点,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数据,纳入天问式的李约瑟难题。然而,一种制造技术或工艺产品可能部分地改变我们的认知,要撼动整个思维模式或知识传统却非常困难。

清晨起床第一个动作就是拿起枕边的眼镜,作为高度近视者,这是我数十年的习惯。然而我几乎从未想过,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有何故事可言。这也难怪,我也是不自觉的“习惯信徒”,总以为一个事物已经出现,那么它就注定要出现,一个事件既然发生,那么它就必然会发生。这种把偶然当必然的“后见之明”,虽说是安慰自己的幻觉,但也赋予行为以连贯性与统一性。要知道,没有这样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难以维系的。

想到眼镜,必从玻璃谈起。我记得科学家马克·米奥多尼克(Mark Miodownik)写过,最早的玻璃是大自然的造物。当闪电击中沙漠,会产生超过10000℃的高温,沙子熔化,复又冷却,就会形成玻璃。由于沙子受热不均,兼有大量杂质,故而这类玻璃外表粗糙,色如焦炭。但利比亚的白色沙漠全是纯粹的石英,那里的玻璃晶莹剔透,估计产生于陨石撞击的极高温度,其材质跟现在的人造玻璃并无二致。考古发现,埃及法老就用2600万年前的这种沙漠玻璃制造他们的皇室图腾圣甲虫。

利比亚沙漠图像利比亚沙漠图像

第一块人造玻璃出自谁手?无从考证。由于熔化沙子需要超过1200℃的高温,而普通的火焰至多800℃左右,因此可以想见,玻璃受制于燃料和熔炉等重要条件。也就是说,它的年代不可能像陶器那么久远。后者的历史有29000年之久,而据估计,玻璃的起源最早也就是公元前8000年。因为那时候的陶器开始上釉,而所谓“釉”,即覆盖于陶瓷表面的玻璃质薄层。

古罗马人在制造工艺上有非常大的突破。他们懂得用泡碱(碳酸钠)做助熔剂,降低沙子熔化所需温度的同时也降低了制造成本,从而把大量玻璃制品销往世界各地。他们甚至发明了吹制技术,能够制作精致而透明的玻璃酒杯。

在《玻璃的世界》一书中,这段历史是作者探讨的真正起点。因为在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和格里·马丁(Cerry Martin)看来,谁发明了玻璃无关紧要,关键要看这门技术的使用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他们说得对,如果火药现在仍然只是爆竹的填充物,指南针的用途依旧局限于看风水,那么这些东西的发明就没多少称道的价值。

两位学者指出,玻璃的发明或许出自偶然,却是塑造现代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事实上如果没有玻璃,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不会达到今日的水平——有人列举了塑造现代社会的20项伟大的科学实验,其中16项离开了玻璃就难以完成。想想看,没有试管、温度计、显微镜、载玻片、虹吸管和三角瓶等玻璃仪器,还能做些什么实验?

20项科学实验里没有中国人的身影,不得不说,这跟忽视玻璃的价值有直接的关联。其实,玻璃技术传入中国不算晚,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墓葬中,不时发现烧制而成的玻璃饰品。在此之后的中国,玻璃也不曾缺席。然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中国人从来没有重视过玻璃这种材料。米奥多尼克是这么说的:“在罗马帝国瓦解以后,中国人的材料技术发展足足领先西方1000年。他们在纸、木材、陶瓷和金属的发展上都是专家,却独独忽略了玻璃。”有人认为,是陶瓷这类工艺产品“竞争性的垄断”了中国人的兴趣。

[英]艾伦·麦克法兰/管可秾/商务印书馆/2003[英]艾伦·麦克法兰/管可秾/商务印书馆/2003

没有玻璃技术,就没有科学革命,这一点,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数据,纳入天问式的李约瑟难题。然而,一种制造技术或工艺产品可能部分地改变我们的认知,要撼动整个思维模式或知识传统却非常困难。《玻璃的世界》做过中日文化的比较。作者发现,康乾时代,王公贵胄曾被耶稣会士献上的玻璃制品吸引,但自始至终,中国人都没有探究玻璃技术的兴趣。差不多同时代的日本人却对此燃起极大的热情,把玻璃运用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当时的西方人观察到,广东人搜集西方玻璃制品的碎片,把它们熔化后制作成小玩具,但对玻璃的天然原料是什么兴趣全无,而日本人很快学会了吹制玻璃,还生产眼镜和显微镜。麦克法兰等人的结论是,一门技术的实际运用,“取决于隐性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

影响技术运用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包括哪些?《玻璃的世界》没有完整的答案,但读者的疑惑可以从“眼镜与视觉困境”这一章里得到部分化解。

《中国合伙人》剧照,与内文无关《中国合伙人》剧照,与内文无关

一位马嘎尔尼访华使团的成员注意到,中国人很爱配戴眼镜,但镜片全是天然水晶,且两面水平,仅有遮光的作用,而无矫正视力的功能,可见“全然不懂光学原理”。另一位传教士考察了中国人采用天然水晶制作眼镜的工艺后更觉困惑,欧洲的玻璃眼镜早在15世纪就引入中国,为何中国人偏偏舍弃制作玻璃眼镜的方便之路,而用一种加工不易的昂贵材料代之。

麦克法兰等人暗示,这里存在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儒家文化造成了远比西方社会更多的近视患者,而近视患者反过来强化了儒家文化的独特性。因为近视患者“可能寓居在一个更加激越、更加亲密、更加意味隽永的世界里。”

对于我这样的高度近视来说,这样的结论显得很政治正确,却总觉得有点儿“逆向东方主义”。事实上我更同意格里·马丁在此书中对儒家文化的另一个表述:“设界有余,渗漏不足”。玻璃原本可以让我们超越人的尺度,看到更宏大与更微小的事物。而在一个没有玻璃的世界,人们困在目力所及的界限里,看不到更多的事实,也磨灭了求真的好奇心。

【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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