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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闪,独立作家,出版有《书卷山城》《思想光谱》《人的展开》等作品。

当一种文化失去初心

导读

尽管这些行为一开始是因为别的理由而形成的,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人们会忘记它们原本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把它们当成了目标本身加以维护。

生活在东非大草原上的马赛人(Maasai)约有90万人口,这个牧猎民族迄今仍保留了不少独特的文化习俗。譬如红色的“束卡”(男子装束)、多彩的“坎嘎”(女子装束),以及大到惊人乃至垂肩的耳洞。然而和这些比起来,最令我费解的还是马赛人的门牙,要么一颗,要么两三颗,总是有所缺失。不是龋齿,也非意外,它们都是在健康状态下被人为拔掉的。

为什么要拔掉健康的牙齿呢?马赛人自己的解释通常分两类,一类说法是为了美观,另一类说法关乎礼仪,将其视为成年标志。但我不认为这些解释完全合理。要知道没有现代的医学条件,用鱼钩拔牙不但血腥痛苦,感染的风险极大,甚至可能为之丧命。再说他们拔牙时的年龄相当小,早到四五岁,跟成年礼也没什么关系。

马赛人传统舞蹈马赛人传统舞蹈

还有一种解释我估计是“舶来品”。一位从事旅游业的马赛人表示,尽管拔牙的痛苦让他毕生难忘,然而为了给生病的人灌药和给食,过去的人们却不得不这么做。可是他并没有说明,在生病时他是否真的因拔了牙而受益,以及有多少马赛人因此得救。毕竟,牙关紧闭无法进食(很可能是破伤风的主要症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常态,也没有人会这么预防性地处理罕见的、例外的问题。

马赛人的拔牙习俗尽管独特,却不是孤例。事实上和他们比邻而居的民族也这么干。只不过他们中有的拔臼齿,有的拔犬齿,还有上牙下牙之分。因此可以想见,不同的拔牙方式,可以作为群体之间区分你我的标志。这种区分的意义,就相互斗争颇为酷烈的传统部落而言,当然很重大。可是显然存在更有效的区分方法,文身、羽饰、旗帜等等,哪一样都比牙洞更醒目,所以我不认为拔牙习俗源自于此。鉴于这种行为在群体中的无性别和普遍性,用性选择的累赘原理来解释也有些勉强。

回望历史,拔牙文化曾经遍及全球,埃及、几内亚、印尼、越南等地都有相关的考古发现,类似的文化一直延续到半个世纪前。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就注意到,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盛行拔牙之风。据他们统计,在发掘的墓穴中,拔牙者占总人数的七成左右,年龄在12岁到25岁之间,不分男女。拔去的牙齿,都严格地限定在上牙,主要是上颌一对侧门齿。之后的考古研究又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同属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拔牙的习俗屡屡可见。这些发现,也印证了典籍里关于“凿齿”的种种记载。例如《管子》中就有少年拔掉牙齿冒充成人参战的记录。《新唐书》还做出类似马赛人拔牙原因的推测:“又有乌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故自凿齿。”

拔牙的原因没有定论,在我看来,这很可能是文化“趋同演化”(convergent evolution)的典型案例。执着于原因的种种猜测,反倒会掩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即便曾经有益,之后却有损个体,且对群体没有明显好处的行为,能够成为一种传承和延续的习俗?我认为,只有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所谓文化,究竟是怎样形成,又是如何代代相传的。

存在两种思路。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里写道,人类的行为会不知不觉地遵行“功能自主性”的原则:尽管这些行为一开始是因为别的理由而形成的,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人们会忘记它们原本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把它们当成了目标本身加以维护。马赛人的拔牙习俗,或许就符合这一功能自主性的原则。很多文化现象都可以做如此解释。另一位社会学家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做了大量细致的经验研究,最终的结论也是如此。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如果说默顿的观点带有社会心理学的痕迹,那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思路则偏向社会生物学。在他看来,基于“模仿”这一简单的方式,一种文化就可能形成,并横向或纵向地传播。他甚至比照生物学里的基因,发明了“模因”(Meme,也译作迷因、谜米等)一词,来说明文化的演变机制。他认为生命的演化都是通过复制信息的方法得以实现的,文化也是如此。如果说基因是一种信息的复制因子(replicator),那么模因也是。人类的各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文化,就是在模因的复制过程中演化出来的。

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发展了老师的观点,她的《谜米机器》一书可谓文化模因说的系统论述。在书中她写道,模因是由人类的模仿能力创造出来的第二种复制因子。像基因一样,模因也是“自私”的,以其自身的利益为活动原则。由此产生的行为,从模因说的角度讲具有适应意义,但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却有可能是变态的。

《谜米机器》《谜米机器》

人类学家爱哲顿(Robert Edgerton)说,文化或许不存在普世的好坏标准,但仍然有对错的价值判断。当一种文化减少了相应群体的生存机会,这种文化就会衰退,不再有用,这叫“文化的适应不良”。然而布莱克摩尔举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足以说明,一种文化可以糟糕到什么程度。新几内亚的法雷人(Fore)长期被一种类似疯牛病的“库鲁病”(kuru)袭扰。这种疾病源于他们在丧葬仪式上分食亲属人肉的习俗,很多人为之丧命。由于成年男子更偏好猪肉,人肉多分给妇女和儿童,有人据此做过数学上的推演,证明即使相应群体的50%成员因病而死,这一文化还是会被保留并继续传播。联想到缠足、割礼等等,相形之下,马赛人的拔牙习俗真的算不了什么。

法雷人法雷人

不能因为某种文化能够延续,就认为这种文化毋庸置疑,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往往出现在这里。如果人们不反思功能自主性的社会心理,不努力跳出基因与模因的束缚,就不可能有更好的未来。当代马赛人的今天就是证明——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离开草原,活跃在政界和商界,包括担任驻华大使。事实上,年轻的马赛人已经不再拔牙。当记者问一位孩子,长大后会不会去放牧,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不会!我要读大学,在内罗毕找工作,买套大房子。”

【责任编辑: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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