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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读书人,媒体人,现居成都。

5·12汶川大地震十周年:我们一边忘记,一边分离

导读

地震造成的伤痛,总是个人的,大多数时候难以言说。在北川,清明节是最让人动容的日子,而不逢是5·12当天的周年纪念。

从4月下旬开始,各路媒体记者云集汶川、北川等地,他们开始准备5·12地震10周年的纪念报道。这注定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当初参加地震报道的记者,大部分已经改行了。新闻理想都抵不过岁月,有关地震的记忆,也很难抵挡。对新记者来说,如何“进入地震”,甚至都是一个问题。

朋友在群里转了一个叫“东辰小郎”的微博名片,我问:“这是谁?”郎铮,那个“敬礼娃娃”。我在脑海中搜寻很久,才想起这个人来。当初在废墟中向解放军叔叔敬礼的三岁娃娃,如今已经是翩翩少年,而当初拍下他照片的《绵阳晚报》记者杨卫华,却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就是时间。

10年,对宇宙来说不过一瞬,而对渺小的人来说,已经很长了。

2008年5月的媒体报道2008年5月的媒体报道

我曾经考察过一个抗日战场。80年前,这里炮火纷飞,中国军队为了阻挡日军,不得不炸毁刚修建不久的一座桥梁。现在,那里植被丰茂,和别的地方没有什么区别。仅有少数幸存者,可以指着那片土地讲述当时的故事。

幸运的是,“5·12汶川大地震地震”才过去10年,不管是媒体还是个人,还能用手指向那里,还知道哪儿埋着最多的孩子。那些孩子永远停止生长,他们的生平,让人痛心。

新注册微博的郎铮,微博认证为“汶川地震敬礼男孩”。现在他才13岁,还不能体会什么是时间。尽管很多媒体都大幅报道,在微博上关注他的仍然只有两千人——对不起,大家已经忘了你。

如果再大一点,他会懂得,“敬礼男孩”这个媒体贴给他的标签,也许会成为束缚。5·12地震时媒体贴了很多标签,试图在悲伤的气氛中,让一些意义凝固下来。“敬礼男孩”、“抗震小英雄”、“地震背妻男”……但是10年过去,这些标签早已一片狼藉。

映秀震中附近,图:黄新路映秀震中附近,图:黄新路

在2008年,网上还很少看到视频,一些“照片”凝固的瞬间,足以打动无数人。吴加芳骑着摩托车,背着死去的妻子,无数人就被这张照片打动了,尤其是女性,更为一个男人的有情有义所折服。地震后不久,就有一位女子找到吴加芳,宣称爱上了他。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又很快离婚了。

等冷静下来,人们发现吴加芳其实是一个普通的男子。或许他背起妻子遗体的时候,心中充满柔情。但是在漫长的日子里,他终究是一个充满缺点的男人。

吴加芳成了一个大名人。一个月,一年,三年,媒体都会找他,检视他“情义”是否还满格。地震10周年报道,媒体还是忘不了他。他又有了爱情,经人介绍,他和一名女子相识并在一起了。但是,他当然不能忘记背上的妻子,他的愿望,就是为自己的妻子立一块碑。

就媒体的报道来看,这不是他最新的“愿望”,而是一直以来的愿望,前几年就报道过了。妻子就葬在家旁边的地里,立一块碑,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即便有困难,在媒体的帮助下,也很容易实现。但是,我们都没有去实现这个“愿望“,而是把这个愿望一直悬置起来,在每一个时间节点拿出来讲一遍,用来感动自己和别人。

这就是很多人纪念地震的本质:我们需要的是故事,是情怀,而不是真相和解决困难。我们需要吴加芳一遍遍给我们讲“想给妻子立一块碑”,我们需要那一刻的感动。更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吴加芳是谁。除非你把当时的照片打印出来,旁边写着他的事迹,否则没人会记得他。

大多数人为的标签,都面临着这种窘境。那个宣称救出两位同学的小英雄林浩,在8月的奥运会开幕式上,和姚明一起成为旗手。后来,开始有人质疑他造假。当时只有9岁的林浩,媒体报道他的理想是到清华学建筑,造出坚固的房子。后来,他成为了演员,但是在演艺事业也并不顺利,如今的他,把自己定义为了公益人士。“小英雄”的光环和价值都在衰减,也许最终他不得不接受自己是普通人这个事实——这种结局,也许是最好的了。

有一位记者朋友向我讲述一段当时的采访经历:地震三天后的一个傍晚,他们在帐篷外看到一个黑影在移动,走过去发现是一位老太太。她冒着危险,翻山出来求救。这样的故事,现在看来是一个很感人的新闻,但是在当时却并没见诸报端,因为在当时这样的“故事”太过普通了。

所以,后来“猪坚强”成为媒体聚焦的重点,很多人的求生故事,反而被冷落了,因为“猪坚强”足够特别,可以贴上一个标签。这很符合新闻学的规律,但却让人怅然:我们在追寻“意义”和“标签”的时候,错过多少鲜活有力的生命啊。

“猪坚强”“猪坚强”

我们该如何纪念地震?当初树立的英雄人物,大多已经变成了凡人。其实,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结局。时间奔流向前,没有谁能够永远停留在原处。在时间面前,图片和故事所展示的“意义”,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牢固。毫无疑问,这是让人气馁的。很多人在地震后发出的誓言,也和这些“意义”一样归入尘土。

如今那些在汶川、北川追寻“意义”的记者,很多都陷入了困境。重建非常成功,很多地震后建的学校,美丽而坚固。有些地震遗址,建成了博物馆。我们总是想总结出整体性的“意义”,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去纪念作为大灾难的地震,总是困难的,有时候还是假惺惺的。

从根本上来说,地震造成的伤痛,总是个人的,大多数时候难以言说。在北川,清明节是最让人动容的日子,而不逢是5·12当天的周年纪念。重建道路、学校、医院总是容易的,而人内心的重建则无比艰难。清明节的祭奠更为动人,是因为这是活着的人与死者之间的桥梁。每一个活着的人,在为遇难者撒上纸钱的时候,他必然认识到自己的活着是一种幸运。在这样的时刻,生和死才能达成某种妥协。

去年5·12的时候,企鹅问答曾经推出一个问题:“5·12地震时你正在做什么?”结果,当天有几万人进行了回答。很多人来自北上广这些远离震区的地方,他们的记忆仍然清晰。不管他们是否有亲戚朋友在灾区,那天的2点28分,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区分价值的“时间”。个体的记忆,也许并不是最真实、最可靠的,但是对每个人来说,这确实是最有价值的。

运送救灾物资途中,图:黄新路运送救灾物资途中,图:黄新路

最终,我们能够讲出的,仍然只是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它是鲜活的,因为我们还活着,会在内心的某一个角落,存储下地震的记忆,且设置为永远不能删除。如果说媒体建构出来的意义很容易消散的话,我们在自己生命中刻下的印记,也许会更长久。我们的人生、爱情乃至命运,都有可能被地震所改变。

这种个人性的回忆与纪念,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本质上来又总会显得肤浅。我们是活下来的人,仅仅这一点,就可能让我们感到侥幸,甚至内疚。那些在地震中遇难的人,如果地下有知,他们会如何看待我们的表演呢。

我们沉醉在个体的叙事之中,有时候甚至会忘记地震曾经让我们团结起来,成为一个临时的“共同体”。

汶川地震和唐山地震,都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但是唐山地震的时候,媒体和社会都极不发达。尽管在河南的村庄,也会有村干部喊大家睡到外面“躲地震”,普通人对发生在唐山的事情,仍然知之甚少。到了2008年,都市报正处于自己的顶点,每个省会的报纸,都有能力往灾区派出记者。央视和四川卫视都进行了长时间的播报,有些救援还进行了直播。门户网站也处在高速成长期,全国的上班族,都可以在办公室第一时间刷新来自地震灾区的新闻。

2008年以来,社会变化日新月异,今天的我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更方便、迅捷,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却以几乎相同的速度分散开来。地震后形成的团结弥足珍贵,但是,如果它只存在于地震后的一周,这种经验又有什么意义呢?

【责任编辑: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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