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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军,前媒体人,自由写作者。

9月14日,中国历史是否有另一种可能

导读

当我以更宽的视角打量中国近现代历史,不得不怀疑一点:曾经强势而漫长的文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国人的负累。

中国的现代启蒙,可以看作一场轰然作响的危机倒逼,危机来得过于突然了,过于刻骨铭心了,放眼悠长的华夏文明史,这也算是最最重要的拐点了。而且,由于复杂微妙的民族心理,现代启蒙显得既艰难又脆弱,很难说已经真正完成

有时你会天真地想: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就没有可能存在一个更顺畅、更良性的关系吗?

回到这种文明的冲突的起始处,像围棋棋手那样复盘,其实是非常有价值也非常有意味的。真得感谢格外关切中国的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他于1989年出版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堪称中国研究的经典,也是历史题材非虚构写作的标杆。此前差不多10年,为了还原那次“撞击”,他搜集的原始资料多达一万两千页,包括30多个见证者的记录(他形容为“架设了30多台摄像机”),尤为可贵的是,在他的推动下,沉睡在故宫清史馆的相关档案被唤醒,东方与西方的史料,终于可以对话,可以“争辩”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停滞的帝国》,1998,2007,201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停滞的帝国》,1998,2007,2013

佩雷菲特所说的“撞击”,是隐性的,并无任何可视的波澜,但它却比近代史任何一场战争都重要,决定了此后三百多年间东方大国与西方世界的风云际会。

那是公元1793年,天朝纪元为乾隆五十八年,“撞击”的确切时间是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一顶华贵的帐篷内,82岁的乾隆皇帝接受一些前来祝寿的朝贡者,其中就包括英国王室宗亲、马戛尔尼勋爵。

马戛尔尼并不是真来祝寿的,他是英王派遣的使节,希望推进两国平等的邦交,互派长驻外交官,尤其重要的是,要说服中国更多地向英国开放市场。当时的中国,依然自认为是惟一的天朝上国,哪里会跟谁“平等”交往,又哪有必要放开外贸?英使对中国的自大与闭塞略有所知,为了顾及满清的面子和认知水平,马戛尔尼在对华的辞令上掩饰了真实目的,就说是拜寿吧。

这应该是前所未有的豪华使团,他们分乘五艘大船(包括拥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战舰),随员足有700人,连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都带上了。而他们祝寿的礼单更是让人目眩,有地球仪、天体运行仪、望远镜、秒表、榴弹炮、卡宾枪、连发手枪、军舰模型、油画……我觉得只有满汉全席的菜单才会丰富至此。耗费10个月的远洋颠簸送来这些礼品,英国人当然也是在展示国力。而那些礼品在中国的凄惨遭遇表明,西方人秀着肌肉,中国人闭着眼睛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马戛尔尼觉得,东方人在描述事物时有浮夸的习惯,于是介绍时对自己的礼品多有“东方”式的夸赞,他不知道中国人的例外——送礼时可别浮夸,应该贬低其价值(小玩意、小意思),否则受礼者就会不开心。

这次外交努力,从整体到各种细部,充满了误会与反讽,戏剧张力极大,如果说这本书的本质是沉重的,至少是“喜剧的忧伤”,阅读本身让人兴味盎然。

访华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访华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聋子的对话

彼时的英国,正借助资产阶级革命而小国崛起,米字旗插向世界各个经度,遂有“日不落帝国”之谓。中国的官方宣传机构前两年拍过一部纪录片,《与全世界做生意》,是中国当下的发展战略,而18世纪的英国是这种贸易全球化的鼻祖,反讽的是,如今想和全世界做生意的那个大国,那时最蔑视的就是生意人,也不认为本邦之外还有什么“世界”。可以说,天朝处于巨大的贸易顺差,除了鸦片,没觉得还要进口别的,而欧洲贵族社会正陷入对中国商品的迷恋中

1725年,一个英国家庭的下午茶时光1725年,一个英国家庭的下午茶时光

乾隆时期的中国,GDP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西方研究机构的数据),国力殷实,英国人此行虽想探看虚实,却并无多少非分之想。更何况,印度这头东方大象已经让英国殖民者难以消化,麻烦缠身,他们的远东谋略并不复杂——我有科技,你有市场,一起做生意岂不最好?

“如果这两个世界能增加它们之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引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它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佩雷菲特忍不住在行文中发出如此感慨,但他看到的是不幸的事实——两个国家都自视为文明的正统,而对方则代表着野蛮和落后,“‘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和‘天下惟一的文明国家’”,作者借他们自身的认知揶揄着,而他们之间在1793年进行的,是一场“聋子的对话”。

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哪有可能见面就握手?

当时的天朝不仅蔑视贸易,也无视规则,事实上,促使英国要与清廷建立邦交的重要原因,就是英国商人在中国仅有的通商城市也得不到权益、自身安全的保障。五十多年以后,西方向清朝发动的攻击,有很多原因,而腐败、昏聩、藐视规则与人权的清朝政府并非完全没有责任。

面子问题

乾隆五十八年这场失败的交往,前后历时一年多,其中最大的分歧在于礼仪之争——朝廷认为英国使臣对“天子”要行三拜九叩之礼,这天经地义,历来的朝贡者莫不如此,马戛尔尼坚持只行单膝跪地之礼,就像对英王所做的那样。

9月14日那天,马戛尔尼到底行了怎样的礼?直到现在还是未解之谜。众多的当事人的回忆录,说法不一,很多都遮遮掩掩,闪烁其词,至于清廷这边更是吊诡,在相关档案中,其他事情上的来来往往均有记录,对于礼仪之争却未着一字——谈论这件事本身,不就已经损害了天朝的威严了吗?

作者倾向于认为,马戛尔尼行了比单膝跪地更复杂一些的礼,但又不是天朝希望的三拜九叩。考虑到之前乾隆曾发话,允许英使按他们自己的习俗行礼,这场礼仪之争里双方都做了妥协,只不过,事后双方都觉得受了伤害。

面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吗?尤其对于天朝而言(为了维护自尊心,朝廷会大言不惭地告诉英使:“至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

我觉得,觐见时的礼仪之争,并不如通常认为的那么重大。两种文明的难以沟通,是深层的、全方位的,即使三拜九叩了,两国通好也是痴人说梦。只能说,双方远没有为这样的相遇做好心理准备,互相怨恨不可避免,套用今天的外交辞令,都未能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文明之火及其灰烬

在第一次访华之初,作者就惊异地发现,这个社会与使团回忆录中的中国那么相似,“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着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中国问题太让他着迷了,仅仅为了此书,佩雷菲特就六次到访中国,分段完成了英国使团在中国大陆的返程线路,细致考察民风民情,查阅浩繁史料。这本书承载的汗水的分量是惊人的。

我也感佩于那位年逾八旬的天子。我几个月前在香港的图书馆读到一本《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资料汇编》,它厚重得如同紫禁城的墙砖,收录的君臣往来的圣旨、奏折等文件有420多份,有时同一天或同一件事,乾隆连发几道指令,从他对英国人此行事无巨细的关切不难看出,关于本朝的落后一面及对方的潜在威胁,他有所感知。可是其南辕北辙的操劳,只会让人发出更沉重的叹息

暮年的乾隆皇帝画像暮年的乾隆皇帝画像

《叫魂》也是一本历史题材的非虚构,讲的是1768年全国性的妖术恐慌以及乾隆的应对,同样是殚精竭虑批文无数,同样是对危机隐隐的忧虑,同样是无法逆转这部庞大国家机器的命运。

上海三联书店《叫魂》,1999-1上海三联书店《叫魂》,1999-1

后人审视1793年这次失败的外交,很容易地把中英双方都理解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事实当然远比这个复杂。无论马戛尔尼还是乾隆,他们都足够睿智和勤勉,有时也不乏灵活性,遗憾的是,避免文明的冲突实在太难了,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局限。

我想,我并不是在谈论遥远的、“历史上的今天”类型的故事,它当然也属于今天。中国已经急切地要与全世界做生意——就像18世纪的英国——但是我们如何融入并理解这个世界,仍然需要探索……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100多年间遭受的诸多不幸都是由于外民族的掠夺。“错误不可能是由它自己造成的”,佩雷菲特写下的这句反语。课本里讲到了许多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贪婪、野蛮、嗜血,但研究历史,我们不能仅止做简单的道德批判。

当我以更宽的视角打量中国近现代历史,不得不怀疑一点:曾经强势而漫长的文明,某种程度上,是否成为了中国人的负累?书中有句话我印象深刻,“文明之火被自己的灰烬压着”。那些自大、虚伪、保守、排外的基因,是否已经或永远绝迹?很难断定。读读奈保尔笔下的当代印度,我也能清晰看到类似的文明的负累

深入到1793年“撞击”事件的内部,我们难免做这样的假想:历史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可能性?亦即,中国与西方的故事会不会有一个良性的版本?我有我的回答,作者有作者的回答,至于您,最好在读过这部经典之后寻求您自己的结论。

【责任编辑: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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