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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琦,资深媒体人,先后任职于《中国新闻周刊》经济部主任、主笔;《经济观察报》区域部主任;现为《财经》杂志副主编,主管宏观与学术。

日本帝国的肉身政治

导读

马克弟指出日本军人战前热衷于创作日本色情文学,他认为色情杂志为日本军队提供了言论平台和叙述框架,而日本军人对战争的商品化和情欲化处理与消费行为中,就暗含死亡目的论。

如何看待和解读从1895年到1945年的日本帝国兴亡史,一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在这短短五十年间,日本完成了从努力效仿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优等生、到被打翻在地的国际秩序挑战者,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角色转换之旅。

对于深受其害的广大亚洲民众来说,日本帝国的历史自有其连贯和整体性,就是一部军国主义主导的不断侵略、扩张、最后被击败的历程。而对于西方主流学界而言,这段历史虽不至于被如此简化,但或多或少也是一部命定的毁灭史:日本的国家动员型赶超战略,注定了市民社会的先天不足无力反制,结果一旦现代化挫败,民粹主义加民族主义就与军国主义彼此成全互生共荣了,其间虽有大正之春之昙花一现,但最后终不免误入歧途。

与此论述相呼应的,是将德国看作日本在欧洲的姊妹花,而魏玛共和也成为大正之春的对应物。进入后冷战时代后,类似话语更有了针对新一批国家动员型赶超者的意涵。而后来者们自然要反驳一切带有命定色彩的“历史陷阱”论,并着重指出日德镜鉴中可避免的歧途。

资料图:100年前的日本资料图:100年前的日本

这些关于日本历史的“命定性”和整体性的争论,更多还是大政经结构意义上的论述,而美国学者马克弟则令人大开脑洞地从“肉身政治”的层面来论证日本一路走向毁灭的历史。在其《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日本帝国的生生死死,1895-1945》一书中,马克弟将日本帝国五十年史描述为一部层层加码的、不断加大对人们肉身盘剥力度的、吸血鬼资本主义兴亡史,也即从多少兼顾劳动力再生产的形式吸纳,到把劳动力通过物欲加以奴化和再商品化的实际吸纳,直至把劳动力当做一次性可丢弃品的解形吸纳,与此相对应的三个阶段则分别被命名为生命政治阶段、神经政治阶段和死亡政治阶段。

这种以“肉身”为主线的串烧确实有着别开生面的效果,一些此前不太为人们所关注的史实重新浮出,一些人们有着模糊印象的史实则有了新的意义。比如此前或许因为相较于西方大国动辄数百年的殖民史,作为帝国主义后来者的日本的殖民拓殖史相对短暂,人们更倾向于把其对殖民地的经营和对被殖民者的盘剥视为一个完整的时段,而很少在早期后藤新平式的生命政治和后期岸信介式的死亡政治间加以区隔。

再比如日本女性的牺牲及其对日本殖民事业的“贡献”,曾在日本著名影片《望乡》中得到了深刻而生动地展现,但人们很少会从皮条客帝国主义和生命政治的角度来加以解读,更很少将此一阶段海外日本女性性工作者的命运与后来的慰安妇制度间的递进关系勾联起来。

《望乡》海报《望乡》海报

同样的“盲点”似乎也出现在日本战前的都市资本主义阶段,此前人们更多以正面的眼光来看日本这段现代化和都市化进程,视其为不幸被军国主义吞噬的短暂的市民社会之春,而在马克弟这里,此一阶段不仅被一体化到日本的“肉欲资本主义”三部曲中,还是日式资本主义到达毁灭与死亡阶段必不可少的一步。

在马克弟看来,劳动者先是在生命政治资本主义中,被生产为有生命的主体,从属于商业资本主义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形式吸纳,然后在神经政治资本主义中人的精力和欲望都被资本主义改造和控制了,被商品化和奴化了,也即被全方位地实际吸纳了,作为主体的人不存在了。最后,在强制劳动和毒品经济横行的死亡政治资本主义中,人们被直接改造为活死人,从而陷入被解形吸纳的状态。

在这种分析架构中,驱动日本帝国主义的源动力从一步步从殖民地的贱民劳动者(闯关东的中国苦力、朝鲜佃农和日本海外性工作者),转移到了日本国内的大众消费者,最后再转到伪满洲国的军队、官僚和投机集团。

资料图:100年前的日本资料图:100年前的日本

乍看之下,马克弟的描述和推论层层递进秩序井然,然而细读之下却让人觉得颇为牵强。本来将福柯式后现代身体政治学分析导入日本战前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语境,就已让人产生历史的错位感,而其关于商业资本主义的神经政治如何为接下来的死亡政治打下基础,就更让人觉得过于离奇。尤其是从神经政治向死亡政治看似平滑的一跃,更因为加害/受害者角色的混淆而跳进了坑里。

关于消费资本主义中人被商品化、被物欲奴化、消费变为主体、人变为客体等等话语,一般都更多出现在对西方后现代社会的批判中。而马克弟对这种批判的征用,则是想证明正是身体和欲望的被商品化,以及情欲的物欲化,导致了后来死亡政治的产生。

马克弟的逻辑是这样的:消费资本主义在实际吸纳的过程中用可交换的爱欲来代替愉悦的使用价值,用商品化的爱欲代替人类欲望,从而导致无止境的虚无主义,进而在对人类欲望的征用过程引导消费者去对抗生命本身。换言之,此前资本主义中本真性的人类欲望已经被多重神经政治替换和取代,扭曲为爱欲,而这商品化的爱欲包含着自杀和谋杀的快感,被意识形态引导着跳入死亡的深渊中去寻找娱乐。

为了强化这一逻辑,马克弟指出日本军人战前热衷于创作日本色情文学,他认为色情杂志为日本军队提供了言论平台和叙述框架,而日本军人对战争的商品化和情欲化处理与消费行为中,就暗含死亡目的论。日本军人热衷于描述血淋淋的和令人目眩神移战场上的场景,这类似东京浅草的街道,一样充斥着各种声光效果和味觉刺激。而究其实质,日本军人创作的充满色欲的战争图像和致幻商品是一个性质,都是在在掩盖神经政治的剥削过程,都在导致情欲的绝对化。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情欲的绝对化导致生命接近死亡,更导致生命扭曲为政治暗杀、集体强奸和帝国战争。

《在屋顶上休息的舞者,东京浅草》,1949年,川田喜久治《在屋顶上休息的舞者,东京浅草》,1949年,川田喜久治

仿佛这逻辑上的连环跳跃还不够惊险,马克弟接下来给出了一个更为离奇的阐述:神经政治统治下的“色欲—死亡”大众文化入侵了岸信介和古海等伪满洲国政府和军部官僚的心理机制,在他们眼里,女人的身体被商品化,被当做可随心所欲丢弃的男性消费品。因此,强奸和其他色欲暴力被改造成“自然行为”,而与这一“自然化”过程相结合的是伪满洲国日本官僚对中国人的奴役——日本和朝鲜士兵在慰安所对朝鲜、台湾、中国大陆等地女性的蹂躏;南京大屠杀——以及其他累累罪行堆积起的20世纪罕见的死亡政权。

至此,日本帝国以“肉身和欲望”为主线似乎完成了一个完美的闭合:推动日本帝国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欲望,从边缘贱民的欲望,到都市消费者欲望,再到投机分子和战争贩子们的欲望。然而就是在这里,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一个会令马克弟始料未及的荒诞逻辑:原来战争贩子和中国苦力、朝鲜佃农及日本慰安妇一样都是“奇异”的“欲望”的受害者,也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欲望动员机制征用的对象。或者更准确地说,日本帝国的战争贩子们因为受了消费资本主义神经政治将欲望商品化的毒害而变为死亡政治时期的加害者,进而把此前在生命政治中遭到盘剥的帝国边缘贱民拽进强制劳动集中营和毒窟中,而在神经政治中同样是商品化欲望牺牲品的日本都市消费大众则不知所踪。

如果马克弟能够“发现”将欲望商品化的神经政治与军国主义动员机制二者间更广泛意义上的关系,也即日本都市消费大众是因为消费的越来越色欲化而成为军国主义的拥趸,则不仅其关于日本帝国肉身政治的逻辑链条会更加平顺完美,其在文化心理学上的意义也更加宏大。

然而这估计注定会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就像不是所有的“现代性挫败”都会导致种族主义的大屠杀,也不是所有试图通过色情文学来展现物欲化的色欲所造成的现代性疏离感和异化的行为,都是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死亡政治阴谋的一部分。邓南遮的色情或许暗示着《索多玛120天》式的法西斯暴力,然而大岛渚的《感官世界》完全可以被解读为以情欲拒绝战争,以情欲化解杀戮和暴力。

如果说福柯等人对现代性的批判,因过于聚焦于资本主义通过欲望的物化对工人阶级肉身的“奴役”,而被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批判为过多忽略了阶级斗争的一面,马克弟给人的感觉则似乎是往地缘政治冲突和阶级斗争的语境里添加了太多肉身政治的内容,结果炖出了一锅怪诞的充满肉身之欲和死亡气息的身体政治经济学之汤。

从后藤新平到岸信介,从压榨和“文明化”共存的殖民统治到赤裸裸的残酷帝国主义,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从苦力劳工,到强制劳工,从性工作者到慰安妇,这一切的转变已然有着诸多合理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无需太多的奇异的肉欲的介入。

试图为日本帝国的兴亡注入肉体政治特色的努力反而会陷入泛化和简单化的危险:是不是所有面临现代性物欲化挑战的社会都有着走向扩张侵略的倾向呢?色情文学和影像的泛滥是不是就是这种倾向的反应呢?恰恰相反,二战前的历史充分表明,与“物欲横流”和“放浪”的美国社会相比,表面上充斥各种禁欲色彩规训的德意日社会,显然更具侵略性。

【责任编辑:身中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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