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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专栏作家,现就职于上海格致出版社。

我从来就不相信中医,但我经常吃中药

导读

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因为面临救亡的迫切危机,犯下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能正确区分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科学的关系,这对后来中国政治和文化演进造成了长久而巨大的后遗症。

关于中医的讨论总是很容易意气用事,甚至上纲上线。我自己当然更信得过西医,只是我不打算意气用事地排斥中医。

其实,这种焦躁纠结的状态已经时断时续维持了100年,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非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更加频繁地刺激到许多人的敏感神经。

最近的导火索是新一期《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中国国家食药监总局最近公布的一则规定表达了忧虑。它明确,“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在申请药品批准文号时,无需提供临床试验数据。《自然》的文章认为,中国对中药遇到的各种问题讨论不足,科学家担心授予古代中药疗法临床试验的豁免权会带来风险。

相比之下,上一波的动静更大,也更令“中医粉”们灰头土脸。

10月中旬,新加坡和台湾的研究人员在《科学转化医学》上发表研究报告,指出马兜铃酸和肝癌之间存在联系。众所周知,马兜铃酸是中药中重要的成分,广泛存在于许多常见中药材中。马兜铃酸还被认为与泌尿系统肿瘤相关,并可导致致命肾衰。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已对马兜铃酸引发肾脏疾病的可能发出警告,但它在中国依旧被广泛使用。作者们呼吁重新评估对马兜铃酸的监管规定。

再往前,关于中药注射剂的风险问题,是一个时不时地会走进大众视野的老话题。就在今年9月23日,国家食药监局还紧急召回了两款中药注射剂(红花注射剂和喜炎平注射剂)因为它们引起了10名患者寒战、发热等不良反应。

……

如同传统文化在各个领域中的遭遇一样,即便如今有了政府的强有力背书,“中医粉”还是经常流露出一种被逼到了绝路的悲愤之感。我们会看到他们用这样段子来自我解嘲——

“如果一个西医开刀治好了一个病人,那证明了西医的高明;如果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那是他命里该死。如果一个中医用传统方法治好了一个病人,那是因为病人本来就会不治而愈;如果没有治好,那是那个中医谋财害命。如果西药有毒副作用,那体现了科学精神;如果中药有毒副作用,那就是迷信害人……”

显然,他们不满于当前的社会语境天然地偏向西医,不利于中医。他们认为,在这场规则不公平的竞争中,他们钟爱的中医已被污名化,“输在了起跑线上”。

这种看法并非全然没有道理,从寻常百姓的普遍心态中便可窥见一斑:当人们关心保健养身时,他们往往大谈中医中药;但当人们真的检查出什么疾病时,他们的首选无疑会是西医;而当人们的某些“绝症”被西医“判处死刑”后,他们又会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侥幸心态转投中医……这让一些笃信中医的人士忿忿不平。

决策者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中国的哪一级高干特需医疗主要是设在中医院或中医诊所里的。说到底,制定国家医疗政策的人们自己也并不像“信”西医那样“信”中医,尽管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号召弘扬祖国医学。

这场辩论中咄咄逼人的“进攻方”——西医拥护者——的逻辑中并没有那么多曲折,在他们看来,中医就是愚昧的迷信,比占卜、驱魔之类的巫术好不了多少。世界上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医学科学”,其中不存在中医的一席之地。我遇到过的几位西医拥护者为了剖白自己的“科学精神”,甚至自豪地宣称,自己从不接触任何中医疗法,从不吃中药,连拔火罐都从来不……那种决绝的态度仿佛100年前毅然决定扔掉传统、全身心拥抱“德先生”、“赛先生”的五四先驱。

憋屈的祖国医学拥趸们偶尔也会迎来一些扬眉吐气的瞬间。

2015年10月,屠呦呦的团队因为从植物黄花蒿中提取了抗疟疾的化合物青蒿素,为中国赢得了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人获得的首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项,令全体国人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对中医爱好者来说,这当然体现了传统中医的巨大价值。屠呦呦本人在接受该奖项时也以政治正确的口吻宣布:“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黄花蒿黄花蒿

但这丝毫不能让那些批判中医的“现代进步论者”闭嘴,他们正确地指出,屠呦呦的成就与神神叨叨的阴阳五行学说毫无关系。她是一位现代药理学研究者,受过良好的自然科学训练。她提取青蒿素使用的完全是现代科学方法,只不过她研究的材料在中医文献中有描述而已,这与西方制药企业从全球各地传统药典中寻找新药的方法没有任何不同。

可能更让“中医粉”气不顺的是,在宣布奖项时,诺贝尔委员会也明确表示,该奖项并不是授予中医的。

在这场延续了一个世纪的争辩中,最令人失望的是,争辩的双方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都经常有意无意地转移战场,将一个原本应该边界清晰的科学问题变成了一个概念模糊的文化问题、甚至是价值取向问题。

百年前鲁迅这一代启蒙知识分子之所以关注中医,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把它当成陈腐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结晶。如果说他们对中医的抨击带有一丝明显的“指桑骂槐”意味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摆脱不了这样的文化决定论,不能就事论事、心平气和地探讨中医这门古代技艺,就颇令人悲哀了。这恰好说明,在“赛先生”的旗号打出了100年以后,中国人身上普遍的科学精神仍然极为欠缺。

中医的热心捍卫者们最喜欢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不应该将西医的那套科学标准套用到中医身上,这对中医来说是一种削足适履。

我听到他们说得滚瓜烂熟的一套话语大致采取如下的逻辑:西医采取的是机械的、原子式的思维方式,它将人体各个部分看成没有联系的分隔体。因而不管它的研究多么发展,也无法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主义。而中医则讲求“辨证施治”,它将人体视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而它的治疗方法能够从根本上起到“固本培元”、“标本兼治”的功效……如果把西医的那套标准当成一个“法庭”,用以对中医进行“审判”,岂非从根本上肢解了中医?

这其实是一种将医学问题哲学化、乃至玄学化的诡辩术,貌似深奥,实则似是而非。这套叙事背后还隐含了一种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的价值导向,而当它与新近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叙事勾连在一起时,又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面向。

反观当代中国那些急欲弘扬“现代医学科学”的斗士们,他们身上的科学素养也不见得有多深厚。

中国的西医爱好者们总是一再强调医学科学理论以及各种临床试验数据,包括毒副作用等等。这本身没什么错,但从我与他们接触的经历来看,他们表现出来一种强烈的倾向:似乎凡是没有科学理论支撑的实践,都应当被断然否定。

但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吗?显然不是,因为它与人类的经验常识以及现代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历史是不相符的。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现代自然科学——包括现代医学——不过只有500年发展史而已。那么,在公元1500年以前,人类因为没有“正确”的科学理论指导,就都不吃饭,不生产、不治病……了吗?就算是今天,依然有很多农民对于农业科学一无所知,但他们凭祖祖辈辈积累的经验,依然种得一手好庄稼。

人类任何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两部分: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的有效性。虽然前者对后者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但它们并不是线性的对应关系;更不是先有科学理论,然后才有有效实践的。医疗也是如此,中医缺乏科学的理论,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中医治疗方法都是无效的。相反,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我相信大部分传统治疗方法不仅有效,而且往往高效而经济。这本是一个常识。

前些天秋燥上火,症状是喉咙干涩加便秘,于是我去小区门口的药房买了一盒牛黄解毒片,吃下去第二天,所有的症状就都消除了。如果我是一个决意与中医“迷信”划清界限的“现代进步派”,那么我应该去医院做一番检查。我也知道,中医里说的所谓“上火”,翻译成“科学话语”,无非就是身体的免疫功能出现了某些不正常,可能还伴随有轻微炎症。然而基于日积月累的经验知识,一包小小的牛黄片就能解决的问题,我有必要兴师动众地跑到医院里抽血、化验大小便吗?当然,排斥中医的人可能会严肃地提醒我,牛黄片含有未经科学测量过的毒副作用,但那些头孢之类的抗生素因为标明清楚了毒副作用及其科学原理,就不再对人体造成伤害了吗?况且,我只吃了几粒牛黄片而已。

我自己当然也是一个信奉科学、反对迷信的现代人,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宣布,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传统中医宣扬的那套“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理论。它们是哲学或者玄学,或者笼统地说,是文化。然而医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有自己的原则、方法和对象。将科学问题与文化问题混为一谈,就像将机械图纸画成艺术油画一样荒腔走板。

不仅如此,医学还是一门自然科学。因此,我们还可以毫无保留地宣布,世界上只应该有一种医学科学,不存在什么“中国的医学”或“中国特色的医学”。这个道理,就跟世界上不存在“中国特色的数学”、“中国特色的物理学”……别无二致。

然而,作为一个学理工科出身的新闻工作者,我与中国许多西医爱好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我认为医学首先是一门实践科学。它的确有比较精确可靠的理论,但它并不是纯粹的理论科学。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用看待数学和物理学的态度看待医学,尤其不能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它的实践。如果你真正接触过好的外科医生的话,相信他们都会告诉你,治病动手术最重要的不是理论水平,而是临床经验,这与搞科研、写论文是截然不同的。

在这方面,传统中医提出的一些的诘难对现代医学研究和实践确实是有很大启发意义的。人体的确不是机器,而是复杂的有机体。针对同一种疾病,即便是再好的药和治疗手段,用到不同患者身上,效果往往天壤之别。用精确的“科学话语”来解释,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医学的对象不同于物理学的对象,它所给定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是不充分、不清晰的。

我当然不会像一些头脑糊涂的文化学者那样,认为传统中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中医基于自身的哲学立场对科学问题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观点。但要真正实现它,需要的最终恰恰仍是科学的方法和手段。而在这点上,传统中医做得甚至比现代医学更加糟糕。这就好比许多中国人常说,民主不一定能带来良好的政治绩效。这话当然没错,但谁也没有在实践中拿出过比民主更可行的方法,因而这类批评的价值便仅限于启发和提醒,构不成替代性的实操方案。

传统中医在漫长的行医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丰富的治疗方法和药方,其中有许多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从我的立场看,这是基于长期经验的“技艺”。如我在前面已经论证过的,世界上大量存在没有正确理论指导、但却十分有效的实践。

为了尽快提高中国的医学和医疗水平,我认为当务之急是用现代医学科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深入的发掘、分析、研究、筛选和提炼……将其中的“有效成分”提升到真正的现代科学水平。屠呦呦的成功例子已经揭示了中医药的正确发展方向,这就是中医实践经验的“科学化”。

我们既没有必要千方百计地把中医说成是科学,也没有必要因为它不是科学就对它可能蕴含的巨大宝藏视而不见。

从更宏大的层面来看,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因为面临救亡的迫切危机,犯下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能正确区分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这对后来的中国政治和文化演进造成了长久而巨大的后遗症。100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新语境。但从近年来激烈展开的中西医之辩来看,我们不得不难过地承认,五四思维模式在今日中国依然大有市场。

面对一个科学问题,今日中国的许多“中医粉”依然死抱住传统中医那套无法验证的玄学/文化基础不放,甚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主动将它绑上当代政治话语,实在是令人叹息他们比当年的守旧派还不如。

而今日中国的许多“现代医学”倡导者枉顾显而易见的经验常识,以绝对化的态度对待科学,也依然没有走出五四启蒙的窠臼。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赛先生”其实已经异化成了“赛菩萨”、“赛基督”。而这种思维,难道不正是曲折而隐秘地散发着他们所不遗余力批判的中国传统思维的气息吗?

写于2017年12月2-3日。

【责任编辑: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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