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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袁凌《青苔不会消失》读后

总有人要去面对真实

导读

这几日读《青苔不会消失》,我感到,我回避去做的事情——沉默地直面他人的残肢羸体——被书的作者,曾经的调查记者、如今的非虚构作家袁凌,给代办了。

有个问题始终困扰我:如何面对一个残缺的人体?在地铁上,在闹市的路边,在排队用积分兑换超市货品的队伍周围,在风景区车流堵塞的大门两侧,总会遇到那些胡子拉碴、衣衫褴褛的人,伸出一个只有一两根手指的手掌,或者扒开裤腿,露出两截被日晒得通红的残腿。他们乞讨,而我选择视而不见。如果非要说个道理,我会说,他们侵犯了我视野的干净权。

让肮脏丑陋的东西落在视线之外,是文明城市的一分子所享有的优势;我还可以说,这些人用卖残来绑架我的情感,还可以引用一些早就爆出的料,说这里有阴谋,是有人故意操纵他们卖残。于是我被保护了起来。即使没有这些保护,我也可以搬来一神教的博爱观,说造物主爱人,照顾到每一道伤口。《古兰经》里讲真主:“不管天上地下,即使小至一只蚂蚁的重量也逃不过他。”那多好啊,就不用我去费心关心别人受的伤害了。大大松一口气。

这几日读《青苔不会消失》,我感到,我回避去做的事情——沉默地直面他人的残肢羸体——被书的作者,曾经的调查记者、如今的非虚构作家袁凌,给代办了。他写的是因为矿难的幸存者,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常年深藏在家里,与等死无异。矿工给作者展示他的残体时问了句“你怕不怕?”然后,袁凌将他所见的如实描写:“我们看到他大腿上的疮口,已经深到骨头,塞着一坨卫生纸……”

我隔着文字接触真人实况,就好像作者在我和这个名叫“黄国林”的卧床矿工之间放了一块毛玻璃。总有人要去面对真实的,除了亲自负担这真实的人和他的亲属外,就是像袁凌这样的特稿记者。这是一个必须习惯伤悼的行当。

书里还有其他人,形形色色,大多数没有落到被推入等死深渊的矿工的那么悲惨的地步。苦难跟苦难是不一样的。

有些苦难,比如在北京大杂院里混租的外地菜贩顶着雾霾天卖菜,日日不辍,读者可能还很有点兴趣,因为这些人承受的生活对他们既新鲜又有安慰作用。在沂蒙山的村落,苦难表现为空巢老人的孤独,他们的儿孙都远走他乡打工去了,历史欠了他们一屁股必定要被带进坟墓的债。云南的中越边境,一些农民生活在昔日的雷区,他们的苦难是1978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后遗症带来的,枪炮和地雷留下了一群残疾人和他们走不出阴影的亲属后代。在汉江上游的众多村落,当地人的苦难来自被“南水北调”和工业污染摧残的江水,自然生态被严重破坏,文字中的水流令人怵目的恶心不亚于病残肢体:

在2002年,运建立开始组建环保NGO‘绿色汉江’之时,滚河水成了黑河,上游的造纸厂让它像是制造出来的墨水,又透出淤血的暗红。

这些各不相同的故事都一种“遗留”感。残废的人,重病的人,坐困愁城的人,都是被剩下的,无力且无助,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写的那个自称“吃屎”的老军人。他们住的地方也是被遗忘的,正如书中写残疾矿工王多权时所说的:“如果你自以为到了世界的尽头,到王多权的家还得往里再走一段。”专门去搜访这些人的特稿记者,他们的工作状态莫非是兴奋的?来到穷乡僻壤,找到一个个悒悒绝望的人,让他们展示自己的苦痛……

书中所写的主角,只有一个是我读之前就知道的:海子。在汗牛充栋的写海子的文章里,袁凌添上了他自己的一篇,题为“死于一场春天的雷暴”。“雷暴”二字精准到炸裂,再没有更好的词来描述那种令人既恐惧又期待的骤变了。不过,袁凌在写到海子的朋友和熟人、引用他们的话语时,他所精于构造的那张“遗留”之网仍旧汹涌地扩散开来,将成名已久的诗人如臧棣、西川、叶匡政等都捕获在里面,他们都成了被以海子所代表的一代自杀诗人遗留于身后的“后死者”。文章收尾时,作者写了海子家乡的景观,老屋的青苔,仍然在世的海子之母,没有悬念,萧瑟冷清的“特稿味”又出现了。

被遗留的都是牺牲品,话语权为零,统计数字是他们唯一可见的归宿(如“中国大约有600万尘肺病人”)。过去,一神教的叙事设定人皆蝼蚁,让你得以自安于数字之前,反正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是佛教颠倒了两端,说“一沙一佛陀”,每一点尘埃都是一个世界,“正是这种通俗智慧,”安妮·迪拉德说,“使佛教伟大得令人压抑。”

《青苔不会消失》也是令人压抑的:你根本看不过来这些世界,这里面的万般痛碎,你细数不清。佛教因此为人打开了大悲悯的通道,但袁凌的工作则告诫我说,大悲悯也许是另一种逃避,只要我没有细看过残肢的尖端。

他出了好几本书,他当特稿记者的时间似乎很长,因为我觉得他写过的底层人物实在太多了,他写仲春,写盛夏,都有萧瑟感。他注意到的总是宴会厅隔壁忙碌的厨房,散场之后的清扫一地狼藉的人,或在大戏开场之前黑黑的舞台布景下讨生活的人,再到《青苔不会消失》里那些连被致敬的资格都没有的纯粹的见弃者。躲开他们,无视他们,是保护自己的体面的必要。

然而,书中写“北京局外人”的一篇,读到那些北漂中的底层像部队紧急集合一样凌晨三点爬起来,“小便池前,男人们列队射出的尿液热气和后半夜的严寒相激,凝成一种新鲜、温暖又凛冽的气息,刺激鼻孔”,我便想起夏衍《包身工》里写女工们起床后“很响地小便”。体面和不体面究竟有多大分别?一个独尿尿,一个众尿尿而已。

作卑微的见证”是袁凌写作这些文章的信条,它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谨严而豪迈。即使是为了与心中与生俱来的匮乏感作战,当一个特稿记者,也不是他的必由之路。那些故事,在写下的时候就注定是不能产生什么有意义的结果的,甚至连“不平则鸣”的意味都只是涂在优美文字之上的淡淡一层,就像那些人展示脏污的身躯,只为迫使我去注视。青苔生长见弃的荒庭,而种子落在不同的地方:落在泥土里的种子去注视落在石缝里的种子,落在泥土里的种子想象自己落在石缝里的样子。

《青苔不会消失》/袁凌 著/中信出版集团/2017.4《青苔不会消失》/袁凌 著/中信出版集团/2017.4

(本文原标题:《石头上的青苔,石缝里的种子》)

【责任编辑: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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