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曹利群

曹利群,曾任古典音乐评论杂志《爱乐》主编。长期致力于古典音乐的传播与推广,在全国多地的大学、书店、剧院和其他场所,做过多场讲座。

作为懦夫的肖斯塔科维奇

导读

老肖“把所有的勇气都给了音乐,在现实生活中,他就只剩下怯懦。”巴恩斯如是说。

在那本《十又二分之一历史》(10 1/2章世界史)中,朱利安·巴恩斯插科打诨,极尽后现代的黑色幽默。按道理,这个风格用来写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再合适不过。然而盘桓了30年之后,他却一反常态,选择贴近或忠实于作曲家面目的本来样貌。然而巴恩斯描绘出他眼中和心里的肖斯塔科维奇并非英雄,而是懦夫。这一结论,对很多中国的读者几近颠覆。

1981年伏尔科夫的《见证》风行中国以后,肖斯塔科维奇遂成了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们宁可相信这样的影像:作曲家“一生都在等待枪决”,抱定慨然赴死的气节,其壮怀激烈的悲愤让人肃然起敬。“如果有一天我的双手被砍断,我还可以用牙齿咬着笔继续作曲”。人们一厢情愿地用这种眼光来看待和读解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不过是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

《时间的噪音》,译林出版社,2018-1《时间的噪音》,译林出版社,2018-1

这部《时间的噪音》本来是为了纪念作曲家诞辰110周年的,无奈中译本迟到了一年还多。书里巴恩斯重着力写的两个事件并不新鲜,故事依然散发出铁幕下个体的惴惴不安和冰刺骨髓的恐惧。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曾向肖斯塔科维奇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些人如何“一夜一夜跑到他的公寓大楼带走某人,从来不是群捕;只抓走一个牺牲品,然后下一晚再带走一个。这种做法让那些留下的人,那些暂时幸存的人,越来越恐惧。最后,所有房客都被带走了,只剩下他家和对门那家。”老奥说,从那一刻起,他一直在害怕,他知道,这恐惧将延续余生。类似的事情也披露在索尔仁尼琴的笔下。在《古拉格群岛》中,开篇就展示了毛骨悚然的“搜查学”“逮捕学”。因为是欲加之罪,无论你有没有所谓证件也会逮捕你。在剧场内,火车车厢,工厂门口,甚至大庭广众之下,有假熟人上来跟你套近乎,在你用通行证确认了身份之后再把你抓走。哪怕你发烧,或是在医院的手术台上也照抓不误。索尔仁尼琴感慨道,有时逮捕就像游戏,抓你的人有抄表工、出租汽车司机、列车乘务员、储蓄所职员、电影院管理员,甚至是在街上故意撞你的骑自行车的人。直到抓了你之后,他们才会出示藏得很严密的深红色证件。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故事也是耳熟能详。曾几何时,“红色拿破仑还只有四十多岁,是个坚强而英俊的男人,额头上有显眼的美人尖。”他听完老肖叙述了《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挨批过程后,中肯地分析了他的处境,并答应亲自给斯大林写一封求情信。这个穿军装的男人抓起笔刚要写字,一种变化忽然袭来。巴恩斯的想象让读者如芒在背:“汗水从他的头发里冒出来,从他的美人尖一直流到前额,又从脑后渗进了衣领。一只手拿着手帕不安地抖动,另一只手拿着钢笔停住了。这样没有军人气概的恐惧令人沮丧。”老奥的恐惧在情理之中,而图哈切夫斯基冤死后被人像拖冻猪肉一样拖出审讯室的惨状,让读者心惊胆寒。

剧作家迈耶霍尔德的名字也从人们的谈话中消逝了,在《麦克白夫人》写作过程中帮助过作曲家的加丽娜·谢列布里雅柯娃,第二年被送往古拉格群岛,一关就是20年。作家A·列支涅夫将老肖的事件比作纳粹德国邪恶的开端,于1938年执行枪决。作曲家的亲人也未能幸免。马克西姆(作曲家的儿子)回忆说,我的姨夫被杀害,外婆被投入监狱。女儿加琳娜说,孩子们心里清楚,家里说的话永远都不能说出去,街上、学校还是电影院,什么场合都不能说。这样的灭顶之灾,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一个文弱的作曲家何来对抗之骨气?在巴恩斯看来,传统意义上的好汉有时候并不一定是真英雄。强权之下,如果你选择当英雄,你将被处决,你的家人、朋友、和你有关联的人都将受到牵连,被关进监狱或被处决。你的“英雄行为”无疑会伤害到很多你所爱的人。侥幸不被下狱,也休想继续创作,就连五线谱纸,乐队和指挥的排练,这些必不可少的条件想都不要想。因此,当懦夫才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咬着笔写作”是为了支撑自己的灵魂不至于塌垮。女儿刚刚一岁,还有母亲、妻子和家人。老肖“把所有的勇气都给了音乐,在现实生活中,他就只剩下怯懦。”巴恩斯如是说。怯懦和软弱比勇气和力量要更有意思、更让人深思、更有故事。也让读者慢慢拿掉加给作曲家头上的光环,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老肖。

妥协才是万全之策,艺术家只能如履薄冰地活着。而懦夫从来都遭人诟病,在俄罗斯,作曲家去世之后,竟然有人给他塑了一个半黑半红的头像。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There is no escaping one's destiny。”无人可以逃脱命运的摆布,这句话在这本薄薄的小书里出现了不下六次。

命运意味着你无能为力,因为命运操纵在他人手里,彼得堡郊区的森林里有无数无名者埋在树下,连墓碑都没有,也不多一个小小的作曲家。

在《时间的噪音》中,巴恩斯有意选择了三个“本命年”(中译本使用的“润年”显然是错误的)来呈现命运的捉弄。1936年的批判,有第五交响曲化险为夷。1948年的第二次批判,有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一吐心曲。1960年,春风化雨,解冻多年,为什么作曲家选择这个时候加入了组织?他的学生互相询问而无果,甚至有些埋怨导师。老肖没有解释,就像他从来不解释自己的作品。每当在剧院里演出完毕,有人疑惑地问他,这作品怎么没有听懂?作曲家只是彬彬有礼地回答说,您再听听,会懂的。这年,第八弦乐四重奏问世。其中不但引入了自己的字母签名,还引用了过去多个作品的片段。究竟是什么用意?埋藏了什么样的秘密?一切都在音符里。

1950年代的肖斯塔科维奇1950年代的肖斯塔科维奇

必须承认,在命运的蹂躏之下,那个初出茅庐、以第一交响曲让世界惊诧的少年不见了,那个诙谐幽默、甚至带点儿恶作剧的年轻人木讷了,那个桀骜不驯、胆大妄为,在音乐创作中花样翻新的革新者无影无踪了。20世纪也许就此失去了一个天才的歌剧作曲家。然而肖斯塔科维奇多舛的命运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存样本:如何在杀机四伏的日日夜夜里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如何在“给凯撒交租”的同时写下自己私密的“音乐日记”,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让后来者探问究竟的的音乐通道。

在总谱中,在每一个标记里,保存了一个生命中不知如何是好的生存样本,一条艺术家的残破不堪的心路历程,以及被挤压变形的全新的音乐风格。第五、第七、第八交响曲的慢板乐章所弥漫的苦难感,伴随而来的沉重、撕裂、哀嚎、践踏、恸哭将每一个无辜者淹没。还有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那个让整个民族恸哭的帕萨卡利亚舞曲。当然也有第五交响曲末乐章结尾的空洞的嘲笑第八和第十交响曲虐心和尖刺的讥诮第九交响曲开篇的插科打诨。那些关乎生命存续的挤压让他的反讽来得更为顿挫和尖利。自嘲是表面的示弱,而反讽却是绵里藏针的防御。真话的伪装是讽刺,因为暴君的耳朵很少在这个频道上。不仅如此,“反讽可以让你机械地模仿权力的行话,念出那些以你的名义所写的毫无意义的报告……而在半掩着的门后,你和妻子竭力不让自己发出被禁的笑声。”

巴恩斯给出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结构,开始于结尾都在一个小车站。肖斯塔科维奇一生去过无数个车站,当年那篇《混乱代替了音乐》的文章犹如五雷轰顶,他就是在一个小车站上偶然读到的。那张报纸,那篇文章,那个车站,就此改变了作曲家生命的轨迹。按俄罗斯的人喝伏特加的规矩,必须要有三个人以上才能一起喝。恰巧,车站上的作曲家、乘客,还有过路唱歌的乞丐刚好够数。不同的人,不同的际遇,不同的去向皆是未知,但三个酒杯碰到一起时却发出了“叮”的一声和谐的脆响。

作曲家把头转到一边,这样太阳光就不会反射到他的眼镜上,他喃喃道:“一个三和弦”。

【责任编辑:贾嘉】
sh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