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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布尔汗,蒙族,历史作家,著有《最后的可汗》等。

东归英雄在民国(二)

导读

昔日“世外桃源之区,竟成神哭鬼号之乡”。五世生钦的死,只是汪洋血海中一朵小浪花而已。

注:本文为“东归英雄在民国”系列第二篇:“神哭鬼号之乡”。点此查看第一篇

神哭鬼号之乡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

这一年,内地的北伐战争结束,北洋北京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获得胜利,新疆也将悬挂的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旗。

已经在土尔扈特摄政六年的五世生钦仍然在推行着他的新政,汗王满楚克扎布虽然已经十四岁,但也还远不到能亲政的年纪,至于其他政敌,早就被他压得抬不起头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似乎没什么事情需要特别操心关注。

然而,到了这年七月,一个晴天霹雳让五世生钦震惊不已:老将军杨增新遇刺身亡!

杨增新主政新疆十七年,自己也从四十岁的壮年进入花甲之年。十七年来,新疆虽然民族杂处,宗教众多,又有苏联渗透觊觎及各省军阀的企图染指,却总体承平无事。在省府大堂上,杨增新一直悬挂着他自己撰写的楹联,上联是“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下联为“边庭有桃源胜景,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这既是其治疆策略,也是对自己的褒扬。

虽然是以武力平定乱局,但杨增新并不主张发展军力,他曾计算过:“每兵月饷四两二钱,加以服装食粮医药各费,每兵岁费约六十两,新疆赋税收入岁仅三百二十余万两,人民仅二百三十余万,每人约岁担负一两五钱,竭穷民四十人之脂膏,始足充一兵之岁费”。以新疆地广人稀的经济,绝不足以维持庞大军队。因此,按土地面积,新疆是民国第一大省,而军队却仅有不足一万人。之所以能用如此之少的武力,维持十七载的和平,不能不说是杨增新收取各族人心的善果。

不过,杨增新的治疆策略并非人人都认为是善政,在省府内部,就有人对之颇有微词,视之为落后黑暗。

此人便是时任新疆军务厅长兼外交署长的樊耀南。

樊耀南,字早襄,湖北公安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于1917年入新疆,因为才识广博,为人干练,成为杨增新倚重的对象。樊耀南曾出国留学,新思想十分浓厚。杨增新不愿在新疆开办新式教育,认为“学堂毕业之人日多一日,仕途竞争之风亦日甚一日,天下大乱,必由于此”,希望全疆百姓和自己一起“浑噩长为太古民”。樊耀南对此深恶痛绝,认为“新疆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文化教育不发达,这都是杨将军的愚民政策造成的”。在他看来:“现在老一派是不行了,要把新疆治理好,就必须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否则,新疆的前途是十分危险的。”

虽然政见相左,但杨樊二人却仍有惺惺相惜之情。杨增新对樊耀南大力培养,使之成为省府要员。樊耀南清廉自守,不蓄私财,虽然身居高位,家里仍很贫穷,杨增新多次汇款给樊的老家予以接济。

而樊耀南也忠于职守,其负责新疆对苏俄的外交,“都居主动地位,未尝失败过一次,未尝签过一次丧权辱国的条约”,因此被中央授予二等嘉禾勋章。对于杨增新,樊耀南虽然不满他保守愚民,但也十分尊重其人品,自称“随杨近二十年,情同骨肉”。

 樊耀南(1879—1928) 樊耀南(1879—1928)

但是,樊耀南声望卓著,在新疆省府有“文有樊耀南”之誉,且他一直是杨增新政策上的反对派,因此也被看做反杨之首脑。甚至有人撰写对联,说他“谨慎小心,未睹霍光之过;谦恭下士,颇有王莽之风”。意思是其人如霍光一般擅权,如王莽一般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正是有这样的前因,当1928年七月七日那个血腥之日到来时,两位英杰竟同时在迷雾中离世。

这天,是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典礼,这所学校便是今日新疆大学的前身,1924年在樊耀南的力主下,由杨增新创办,专门培养对外关系人才,是新疆的最高学府。毕业典礼之际,杨增新、樊耀南等省府要员全部参加,并在典礼后,开宴席庆祝。

岂料,就在宴席之上,数名刺客暴起发难,杨增新身中数枪,当场身亡,其他要员也多有伤亡。而樊耀南从事发之地逃出,到省政府坐镇,下令各地官员前来开会应变。可旋即省政务厅长金树仁便率部队包围省府,将樊耀南逮捕,并于当天酷刑处决。

第二日,金树仁以临时省主席兼总司令名义,向南京政府和迪化民众公告刺杨事件系樊耀南所为。

杨增新之死,成为民国疑案之一。虽然金树仁宣布樊耀南是凶手,但当时就让很多人怀疑:樊一介文职官员,无策应无准备,暗杀省府首脑,实在匪夷所思。而金树仁的速审速杀,也有灭口之嫌。其后还有多种说法,有主使者为金树仁,樊耀南是替罪羊之说。也有金树仁也不过是借刀杀人,真正的凶手是大军阀冯玉祥,为报杨增新阻止其进入新疆之仇,策划了暗杀之说。

各种说法争讼不已,至今也无定论。而杨增新在迟暮之年遇害,实是民国边疆史一大惨事。遇害后,杨的家人原本要将其归葬故乡云南,但因杨增新曾拒绝云南军阀唐继尧染指新疆,结怨于老家,竟无法落叶归根,只等由家人扶灵前往北京,葬于北京北郊昌平区沙河镇。

北京昌平的杨增新墓北京昌平的杨增新墓

杨增新死后,“全省人民共哭野祭,虽妇人孺子亦皆向乡而哭”。在一片愁云惨淡之中,“平乱”有功的金树仁成为了新疆省省主席。

金树仁,字德庵,甘肃河州人,与樊耀南一样,也是杨增新麾下要员,历任南疆阿克苏等地知县、新疆省民政厅长等职。虽是“同朝为官”,但做派正好与樊耀南相反。当时新疆官场显要中有“四气”的说法,即阔气、骄气、暮气、客气。其中,客气是指樊耀南,因为其和蔼谦虚,待人以诚以礼。而“骄气”是指金树仁,平素官威十足,对人不理不睬。

金树仁(1879年—1941年)       金树仁(1879年—1941年)

这种骄气不仅盖过同僚,也远超老上司杨增新。杨主政时,莫说省府官员,就是各地民族、宗教人士来访,都亲见亲送,同吃同坐,毫无架子。而金树仁却恰恰相反,连省府官员要见其一面,都至少要等数个小时,平日连如厕也要有五六人随行。各民族宗教上层,更是完全难见其真颜。

信任扶持自己的老将军走了,主政新疆的是这么一位见首不见尾的人物。虽然远在北疆草原,可五世生钦仍然感到惶惑不安,不知这次改朝换代会给自己以及土尔扈特带来什么。

然他惊喜的是,新上任的金主席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高冷,才履职一个月,便给自己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夸他“久历戎行,声望素着”, 希望能够得到“鼎力扶持,时赐教益”,一起“同心一德,支柱危局”。

来而不往非礼也,五世生钦也写回信表了忠心,说自己“忝列藩属,荷蒙陶铸,兼任军职,只知竭诚效忠,誓不至顿昧天理,变失本真,辜负覆育之德意”。

开局不错,五世生钦放下心来,继续自己的摄政的生涯。可他很快发现,文字太能骗人,恭敬推诚之下,针对自己乃至针对土尔扈特的各种措施却暗流潜动。

首先让五世生钦难以忍受的,是一直被自己压制的政敌开始蠢蠢欲动。

五世生钦是大活佛,而土尔扈特一向政教分离,按照原有惯例,当汗王年幼不能主政时,出而主持政务的不应该是他,而是协理台吉。当然,若协理台吉只是一般官员,五世生钦以汗王叔叔的身份自然可以压服,可偏偏担任协理台吉的,是汗王的姨夫,西力克。

西力克是布延蒙库汗夫人的妹夫,在布延蒙库汗去世,其夫人摄政时,他凭借这一关系,身居协理台吉之位,掌管土尔扈特政务。然而,当布延蒙库汗夫人也去世后,五世生钦执掌大权,西力克便被边缘化。被夺了实权,又在五世生钦的改革中被侵夺了不少了利益,西力克从而成为土尔扈特内部五世生钦最大的反对派。而五世生钦虽然大权在握,但西力克是汗王的姨夫,地位尊贵,也不能将之彻底清除。

若是杨增新继续在位,西力克注定只能一直被五世生钦压着无法抬头。而金树仁的上台,让处在下风的西力克看到了希望,开始四下活动起来。于是乎,新疆政坛开始有五世生钦“必有反动一日”的传言,并有官员建议应该将五世生钦解除兵权,送往南京。五世生钦知道这都是西力克活动的结果,使出狠招,大力打击。西力克为避免“抄家灭族之祸”,于1930年8月与众多亲信带着汗王印信逃亡迪化,向金树仁控告五世生钦众多“罪行”。五世生钦盛怒之下, 将西力克等人家属流放,查抄西力克的全部牲畜财产。

这场土尔扈特内部的权力之争,金树仁乐得做一个和事老,他一面否决了西力克的控告,说五世生钦“治理蒙民,比较从前汗王时代之搜括无厌,不啻霄埌,是以该部人民的富裕,不惟较焉耆各部蒙民不同,即在全省蒙部,亦可首屈一指”。另一面,也说西力克:“深沉有识,在蒙人中诚属不可多得,其性质和平,颇能容物”,让其留在迪化并保护起来。

西力克事件是金树仁和五世生钦的第一次交恶,五世生钦对金树仁看似公允实则偏袒的做法十分不满。而接下来的利益之争更让两人矛盾加深。

五世生钦改革内政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改良牲畜种群,并成立三多公司进行羊皮毛出口贸易,以改善财政。而金树仁主政新疆后,在迪化创办了以经营皮毛为主的羔皮公司,强制性用低价在各牧区收购羊皮毛外销,从中牟利,这与三多公司产生了巨大利益冲突。五世生钦不愿受其盘剥,以履行与苏贸易等为由,寻机抵制。这种抵制,不仅堵塞了金树仁的部分财路, 而且使得新疆其他蒙古部落也纷纷效仿,使官办的羔皮公司大受其害, 这引起了金树仁的不满。最终,有省府撑腰而进行垄断经营的金树仁羔皮公司胜出,三多公司破产倒闭,五世生钦愤懑不已

插手土尔扈特内部纷争,开公司与民争利,金树仁并不是简单的争权趋利,而是为推行其政策的必然措施。他上台伊始,就宣布“主省务,宜师杨之策”,但实际上“基本措施同杨增新相反”。杨增新对各族王公,讲究沿袭旧制,相安无事,而金树仁则要改土归流,政归一统。杨增新坚决不参与内地军阀纷争,而金树仁是甘肃人,看到甘肃自1928年以来,冯玉祥部刘郁芬督甘与该省马家军阀争夺地盘,迭次混战,地方糜烂,因此有以武力控制甘肃的野心。

要改土归流,将各王公属地化为县治,就要启用赞成此事之人。而土尔扈特内部,西力克为了获得省府支持,一直表现赞成县治。要出省争雄,就要扩充军力,金树仁将新疆盛军由过去不足万人的三个师扩充到六万四千人的八个师,又将士兵月饷由票银六七两增至八九两以至十两。这导致军费暴涨,入不敷出,当时全疆收入不足748万元,支出却高达5200万元。支出超出收入的七倍以上。在各项支出中军费支出占总支出的 74%,为各项支出之冠。开办羔皮公司,进行垄断经营,便是为了增加收入。

这两点,都是五世生钦无法妥协的。且不说西力克是自己政敌,就是改土归流,自己作为汗王摄政,若是让封地在自己手上断送,那还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而羊皮毛生意是土尔扈特主要财源,是自己推行改革的基础,被金树仁垄断,一切都难以为继。

矛盾日积月累,就差一个引爆点。

1931年,在哈密发生的“小堡事件”,成为全疆大乱的引线,也使得金树仁和五世生钦的矛盾迅速升级。

哈密本是清朝册封的哈密回王属地,金树仁的改土归流首先从哈密回王开始。哈密回王家族一向不体恤属民,压榨残酷,“采地之人均为王室奴隶”。杨增新时代便需要多次以省府名义强令回王减免赋徭,因此民愤极大。改土归流从哈密开始,原本最该顺理成章。然而,金树仁的改土归流除了统一政令,也有趁机敛财弥补亏空的用心。因此,在收回的王府土地的同时,省府下令维族农民继续耕种的,要补交之前的田赋,不愿耕种的土地则作为荒地交由甘肃移民耕种,其种子、农具、耕牛等由维族无偿提供。失地的维族农民被迫“另行垦荒,但照旧纳税”,为此“回民大愤”。

为了应付民怨,金树仁在哈密驻扎军队予以弹压,结果就导致了“小堡事件”。小堡是哈密东部沁城乡的一个小镇,这里驻扎有省军一个排的兵力,排长是金树仁的同乡张国琥。此人贪财好色,借改土归流之机,强占好地一百余亩,并且经常调戏妇女。1931年2月27日,其人更是要强娶当地维族少女为妻。当地维族农民忍无可忍,遂将张国琥及其部下三十二名士兵杀死。

鲜血一旦流出,便再无转圜余地。早已苦于暴政的哈密五城十二山的农牧民纷纷揭竿而起,“各地响应,纷纷围攻驻军”,迅速形成了多支起义队伍。

金树仁派出多支部队前往围剿,却全都遭到惨败,起义军反而联合起来更为壮大,形成了以和加尼牙孜为领袖的核心集团。乃至于连金树仁委任的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也投靠了起义军。

和加尼牙孜(1889年-1941年)和加尼牙孜(1889年-1941年)

起义成野火燎原之势,且连战连捷,但毕竟内部复杂弹药短缺,而且大多是农民,难以持久。为了尽快扩大战果,哈密起义集团向甘肃马家军阀之一的马仲英发出了邀请,请他出关支援。

马仲英是甘肃军阀马步芳堂弟,十七岁时便因冯玉祥所部在甘肃作恶而起兵反冯,人称“尕司令”。其人勇悍无比,尤其善于指挥骑兵。1931年,年仅23的马仲英便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骑兵第36师师长,授中将衔,驻师酒泉。在得到哈密起义军的邀请后,马仲英立即率部西进新疆。

马仲英(1908—?)马仲英(1908—?)

马仲英虽号称中将师长,麾下只有不到四百人的兵力,经过跋涉到达新疆东大门星星峡时,能作战的仅剩二百余人。可就凭这一小股疲惫之师,马仲英竟然所向披靡,先后歼灭金树仁省军数千人马,连陷要隘,与哈密起义军汇合。

本就对哈密起义焦头烂额的金树仁,闻听马仲英入疆,更加惶恐。为了厚集兵力,把眼光看向了土尔扈特骑兵。

1931年7月2日, 金树仁电饬五世生钦, 要其抽调土尔扈特骑兵“驰往鄯善驻扎”。后又连发急电,催促尽快开拔。金树仁认为,自己上任后,将土尔扈特骑兵团扩充为旅,任命五世生钦为旅长。现在用兵之际,还不该获得回报吗?

可五世生钦却并不这么想,那么多宿怨在前,自己如何能去卖命?另外若是贸然参与到战事当中,很有可能将祸水引向土尔扈特。因此,他不断拖延搪塞,就是按兵不动。

五世生钦抗命不遵,让金树仁即惊且怒,哈密起义军中如今已有哈密回王贵族加入,打出了反对改土归流的口号,他怀疑五世生钦是要借此反对改土归流,与起义军合流,觉得五世生钦“果有野心,必为大患”,“实属枭杰者流”。

1932年2月,金树仁将伊犁绥定的一营兵调防库尔勒,之后又调詹世奎旅驻防焉耆一带。这样的调动让五世生钦警觉,发现这是针对自己的“钳形攻势”。虽然金树仁发电说调防是为了堵防马仲英和和加尼牙孜进军南疆,希望五世生钦“勿得妄生疑虑, 致贻庸人自忧之诮”。但双方已经失去基本信任,越是解释也会让人觉得别有用心。为了应变,五世生钦下令将骑兵旅兵力收缩于山中,并召集所属五十四个苏木头领,将各苏木丁壮集中起来,打制铁矛大刀,摆出严阵以待的架势。

金树仁见五世生钦如此强硬,虽然“由省调遣大军,沿途节节驻扎”,但为了避免两线开战,也交代“暂勿轻与决裂”, 速派与五世生钦私交甚好的省府参谋关清廉赴焉耆说服五世生钦。

经过多次说服,剑拔弩张之势有所缓和,五世生钦表示可以解散牧众,具结担保, 但仍坚持要求将西力克等人押解回牧处理,强硬表示“五人不发还,牧众遣散易,招集亦易,决不畏惧”。

五世生钦其实并无与金树仁彻底决裂的决心,他的聚兵相抗,一是为了自保,二也是为了要挟金树仁剪除自己的心腹之患西力克。但若论权谋,五世生钦如何是金树仁的对手。他不提西力克还好,这一提,反倒提醒了金树仁。立即使出釜底抽薪之计,派西力克返回土尔扈特王府,接汗王满楚克扎布到迪化。

五世生钦率部队在山中,西力克顺利回到王府,将汗王满楚克扎布及其妻、子全部接到迪化。金树仁掌握了土尔扈特汗王,立即以省府名义颁布公告,提出满楚克扎布“年逾弱冠,已有自立能力。所有该管游牧大小头目,以及蒙部一切应办事宜,亟应均归汗王自行直接全权处置,以重职守,而明权限。”至于五世生钦,“本系活佛,出家念经之人,不便长此干预蒙部行政,致有不妥。除已照会汗王查照接收,并令多盟长立即交待,不准再管游牧,妨害牧众,通行各苏木传谕各蒙民一体周知”。

五世生钦只是摄政,其权力来源是汗王。如今汗王被金树仁掌握,又宣布亲政,自己这个摄政便作废了。山中的部队及各苏木牧民人心浮动,他的众多将领,如参谋积福等人也在金树仁的招降下离他而去。

4月中旬,五世生钦感到大势已去, 只得同意辞去军、政各职,缴出军械,保全性命。金树仁立即表示,说双方的矛盾,都是“因各方谣言,及一切误会”,五世生钦“深明大义,治军有年”,只要“将军队一律遣散,军械交归公家”,那么自己一定“优加待遇,终始如一,决不至生他虑”。

虽然知道金树仁一向言不由衷,可此时已无对抗本钱的五世生钦也只能就范,于5月上旬与几名亲信赴迪化请罪, 旋即被软禁。

到了5月17日,在得知土尔扈特已缴清枪弹、遣散蒙骑后,感到大局已定的金树仁终于翻脸。发布训令,指出五世生钦“饰词抗命,按兵不动”,而且“百端要挟,竟敢在山聚众设防,实行暴动,逞迹昭著,狂悖已极”,所以“国法、军令万无可宽”。5月21日,五世生钦与自己心腹巴拉登、托姆格提一起,被枪杀于迪化。

五世生钦之死,标志着金树仁解决土尔扈特问题获得成功。而在五世生钦死后不到三个月,金树仁又依靠和谈行缓兵之计,以重兵进攻马仲英、和加尼牙孜所部,马仲英失利撤回甘肃,而和加尼牙孜退往蒙古国边境。

看似,全疆乱局,在金树仁的运筹帷幄之下,竟然有平复之势。

然而,经此战乱,新疆已经血流成河。起义民军“以宗教相号召”,大肆屠杀外省移民,而省军围剿,所过之处“辄以杀戮为能事”,全疆各地,民族仇杀迭起,“杀人不下数十万”,到处“伏尸遍行,目不忍睹”。

昔日“世外桃源之区,竟成神哭鬼号之乡”。

五世生钦的死,只是汪洋血海中一朵小浪花而已。

金树仁的统治基础已经崩坏,暂时的胜利不过回光返照。1933年,马仲英卷土重来,各地民军也重振旗鼓。更大的动乱再次爆发,而金树仁也在内外交困之中,在政变中黯然下台。

抢走金树仁权柄的,是他曾经倚重的参谋长,辽宁开原人盛世才

而失去了五世生钦的土尔扈特,则要在年仅十七岁的汗王满楚克扎布带领之下,接受时代更为残酷的洗礼了。(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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