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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媒体人,教育观察者。

乡村生育观察:生儿是陷阱,生女是福星

导读

男主人关于“儿子越多越兴旺”的畅想非但没有实现,却遭遇了大儿子结婚难,小儿子打光棍的窘境。

四个女儿和三个女儿

大年初三,我回老家祭祖,途中遇见邻家四位姐姐。四位姐姐,四辆车子,一行十数人下车,走在蜿蜒的山路上,祭祖规模堪称浩浩荡荡。在老家,祭祖有如此排场,表明家族内部团结,兴旺发达。这一场景,也引来路过的村民议论纷纷。

这四位姐姐,她们的学历均为中专。年龄上,她们中最小的一个,也大我8岁,最大的一个,则大我将近15岁,应该都未能赶上高考扩张,但同时也都赶上了“包分配”的福利。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以前,许多人农村学子,即使成绩优异,也会在初中毕业后倾向于考取中专。因为读中专,意味着早几年分配单位,“稳”字当头,这成了最好的安排。所以,四位姐姐不是护士,就是老师,抑或是国企职工。

与此同时,她们嫁得也都不错,对方最起码都是有单位的人。其中有一位姐姐的丈夫,还是在县里某系统担任要职的官员。因此,四位姐姐如今要么在县城,要么在省城,至于房子车子,自然不在话下。

四位姐姐的孝心可鉴,在差不多10年前,她们就共同出资给父母在老家建了一幢新房。新房的面积大,内部装饰不输城里,用母亲的话来说,“在老家算得上是一户!”

在目睹了四位姐姐全家集体祭祖的盛况之后,我在回家后向母亲说起了具体场景。母亲表示,四个女儿中有一个女儿前些年已经离婚,家里的矛盾也不少。当然,总的来说,这户生了四个女儿的家庭还是村里的富裕人家,羡慕他们的人还是很多。

除了这户生了4个女儿的家庭,母亲还提供了另一户生了3个女儿家庭的近况,她认为这户人家站在了村里攀比舞台更中央的位置。为了区别两户人家,我把4个女儿这户人家称为A户人家,把生了3个女儿的家庭称为B户人家。

B户人家的3个女儿也都比我要大,她们的年纪在40-46之间。与A户人家4个女儿相比,B户3个女儿的学历普遍要低,都只有初中或职高毕业。不过,B户人家的经济条件却要好于A户人家。如果说A户只是城市中产阶级的水准,那么B户则称得上是中上阶级的水平。一个核心因素就在于,B户的大女儿实现了一桩跨国婚姻。

B户的大女儿初中毕业后,凭借招工进入了县里改制后的电子厂,之后又通过劳务中介去了新加坡打工。在90年代,去新加坡、日本打工3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不过,B户大女儿真正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不是出国务工,而是直接与新加坡的一位男士结了婚。

这位新加坡居民也不是一般的企业职工,而是有着极好的经济基础。在村里,流传着一句描述男方家庭条件如何好的说法:“早上起来,连被子都不用叠,全部家务都有佣人来干!”我并不清楚B户大女儿夫家的富裕程度,但大女儿为尽孝心,不但新建了老家的房子,又给父母在县城买了一套大房子,还帮两个妹妹解决了城里房子的问题。由此可见,夫家的条件应该相当不错。

按照母亲的说法,B户的男主人,也就是3个女儿的父亲,过去是村里有名的“懒汉”。在生产大队的时候,他就被人嘲笑稀里糊涂过日子;到了后来“包产到户”,他的懒惰,使得自家的日子更比不了别家。但没想到,他却有这段“后福”。为了解释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村里人总结的原因是:“懒人有懒福。”

刚刚提到,B户大女儿是一个颇有孝心的人,当然她原本被父母当作“儿子”,要男方入赘用的,结果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向,干脆嫁到了异国他乡。所以,她的孝心里可能也包含了一部分“基于歉疚而做出的补偿”。但不管怎么说,B户大女儿颇具“大姐范”,在她成功晋升到上一个阶层后,又帮助两个妹妹前往新加坡打工。

虽然两个妹妹没嫁到新加坡,但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在回国之后,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小事业,如今都称得上是“小土豪”。以我格外关注的育儿领域来说,其中一个妹妹曾对我母亲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极为深刻。这位“小土豪”对他人表示:“要给自己的孩子吃最好的,穿最好的,用最好的!”

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子

无论是A户还是B户,他们的日子都不错,而且至少在外人看来,他们总体上和和气气、幸福美满。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幸福呢?是因为他们的家族基因好,还是他们的运气好,还是别的原因呢?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不同。”然而,从我的观察来看,在我的老家,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也存在相似之处。对此,我会给出自己的解释,不过在列出原因之前,我需要继续列举两户邻居的案例。

C户人家生了两个儿子,一个80初,一个85后,年龄比A户和B户家的孩子都要小一些。两个儿子的学历都只有初中或职高,大儿子当过兵,退伍之后成了保安,小儿子就是一般的务工人员。多年以来,两兄弟并没有什么大额存款。这一点,可以从房子的情况看出一二。到了这两年,整个村庄仅剩下个位数的人家没有建新房,C户就是其中之一。

C户人家的大儿子已经结婚生子。但在结婚前,发生了一件全村皆知的闹剧。由于女方要求C户人家拿出1万元礼金——坦白说这在当地并不多,结果导致C户女主人急得哭声震天,因为她作为一家之主,的确拿不出来。最后,C户女主人向多个亲戚家开口,东拼西凑才把这婚给结了。

C户人家的主要发展动力来自于女主人,但男主人并不懒惰,只是脑子不太灵光,像外出务工、做点小生意这类行为,跟他沾不了边。另外,男主人前几年患上重疾,已经去世。不过,关于他的观念之陈旧,有一则信息值得补充。C户人家大儿子和小儿子之间相差5岁以上,之所以会相差这么大,就是因为小儿子其实是超生的。

在80年代,农村户口如果只有第一胎是女儿,那么允许生第二胎,而如果第一胎是儿子,那么就不会允许生第二胎。在C户男主人认为“儿子越多家庭越旺”,所以冒着罚款的压力也要妻子生第二胎。最终,妻子躲到了隔壁省份江西,才顺利生产第二个儿子。当时,有另一户人家刚刚产下第二个女儿,于是前来询问是否可以做个交换,当然也会给C户人家一些经济补偿。但经济条件并不好的C户男主人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宁愿背负欠债缴纳罚款,也不愿意用男孩换一个女孩。

将近30年后,原本经济条件就很一般的C户,在村里的相对经济地位更低了。男主人关于“儿子越多越兴旺”的畅想非但没有实现,却遭遇了大儿子结婚难,小儿子打光棍的窘境。而曾被他瞧不起的生了3个或4个女儿的人家,却纷纷实现了社会阶层的跃升。

最后一个例子是D户人家。D户也是两个儿子,不用说,老二也是罚款换来的。与C户不同,D户是30年前村里的富户。上世纪80年代,D户祖辈的经商经历,令他们家盖起了村里第一座三层洋楼。此后,D户主人多次经商失败,又让他们滑入了村里中等人家的行列。

D户家庭的两个儿子是本科毕业,不过都是三本院校,即不但学费高昂,而且社会认可度偏低。两个儿子都留在了二线城市,买房、结婚、生子,每一个步骤都带来了现实的压力。D户男女主人都是勤劳中国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开个小餐馆,还帮大儿子带年仅1岁的孩子。

据母亲说,D户给两个儿子买房时的补助都是16万。为了凑齐给小儿子的补助,他们虽然年近60岁,但不得不继续开个小餐馆,以维持一定的经济收入。既要做生意,又要照顾婴儿,D户男女主人的生活状态堪忧。按照D户女主人亲妹妹的说法,“她瘦得只剩一张皮包着骨头”。而在可预见的未来,D户男女主人还要帮小儿子带小孩,短期内,他们没有资格松一口气。

在老家,D户的房子还是30年前建的那栋三层洋楼。开车经过的时候,我瞥了一眼,发现墙体已经发黑。与边上一幢幢新式洋楼相比,他们的房子显示出明显的破败感。或许,房子已经构成了他们当前生活境况的隐喻,在乡村的攀比舞台上,D户人家曾经站在中央,而现在,他们已经处在边缘地带。

ABCD四户人家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将解释四户家庭的幸福与不幸,各自有着怎样的相似之处,其背后的原因又到底是什么?

被打通的婚姻市场

事实上,不管是A户、B户、C户、D户,还是母亲这样的一般村民,他们都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各家在过去30年里会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当然,的确有人提到,“两个女儿上等人,两个儿子不是人”,也就是说生两个女儿的家庭,经济地位会迅速上升,生两个儿子的家庭,经济地位迅速滑落。不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没有人梳理过。

在我看来,生男生女的不同,尤其是生多男和生多女的不同,的确构成了各自家庭此后兴衰的重要原因。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差别,就在于原先横亘在城乡之间的婚姻市场隔离带被废除了。换句话来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婚姻市场也存在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即农村女生配农村男生,城市女生配城市男生,总体上,个人家庭很难突破这条政策鸿沟。

而从1978年,尤其是1984年之后,改革开放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城乡之间的婚姻市场边界逐渐模糊。而导致这一边界模糊的一个大背景,或许有两点值得重点阐述。

首先是教育的公平化。从ABCD四户人家来看,学历最低的也有初中,最高的则为本科。像AB两户人家的大女儿,都出生在75年之前,她们并没有因为是女儿而被剥夺读书的权利。A户人家的四个女儿,更是全部中专毕业。要知道,初中毕业是一道坎,因为上世纪90年代初县城工厂、酒店、饭店的招工要求,一般都是初中学历。

相比,1950年代出生的农村女性,就有许多人无法上学,我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她唯一的学校经历就是上过几天“夜校”,像他这样的女性,在当时的老家并不少见。而到了70后,女性在受教育权上,开始跟男性获得相近地位,只要女生成绩好,她还是可以一直读高中甚至大学。像A户和B户这样连生三四个全是女孩的家庭,他们反而没有歧视女性接受教育的可能。甚至,A户父母因为女儿个个成绩优异,还加大了对女儿升学的支持力度。

其次是就业市场的扩大。上世纪80、90年代,轻工业、服务业在县城发展迅速,大量工人、服务员都来自各乡各镇的初中或高中毕业生,这两个产业所吸收的职工,女性数量都不少于或多于男性。尽管男女同工同酬的步伐迈得并不快,但至少女性能够脱离传统的农业事务,直接进入城市的生产制造服务体系。

对于女性来说,工厂、酒店或宾馆不过只是一个跳板,在日后从事经商,做个老板,一点都不稀奇。当然,女性进入城市所获得的改变,当然不仅仅是就业那么简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机遇结构值得特别指出。

接受完中等教育,又成功进入了现代就业市场,这对于女性来说,改变决不只是就业,而是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的婚姻市场。在中国社会,婚姻市场所奉行的主流标准是“男性略优于女性”,这里的“优”不是外貌,主要是社会经济地位。为了方便,我把这种婚姻模式称为“上嫁型婚姻”。

对于农村的女性来说,接受过中等教育,从事一份制造业或服务业的工作,其社会地位已经超过过去的农民身份。如果她长相甜美,交际能力不差,就很容易招来一群追求者(事实上,我家乡的女生的确长得肤白貌美)。只要她稍加挑选,找一个条件不错的城里人嫁了,实在不算是一桩难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村里,女孩因为在省城打工,再通过媒人介绍,最终嫁给了省城郊区的拆迁户的案例不在少数。而这些拆迁户人家的儿子,无论是学历、长相还是其他能力都一般。他们实际上构成了省城男性的底层,按照女性上嫁型的模式,省城的底层女性是不会嫁给这些底层男性的。

所以,这些男性的家庭就把目光投向了从农村到城里打工的女性。这些女性出身农民,但已经习惯城市生活,所以她们一方面懂得城市生活的规则,另一方面又不存在城市女性的傲慢。所以,省城郊区的底层男性,可以通过经济上的优势来捕获农村外出务工女青年的青睐。类似的游戏规则,也符合北京、上海、广州这样具有全国辐射能力的城市,只不过,嫁入这些全国性中心城市的女性换成了县城或一般城市的女性。

婚姻市场舆论对上嫁型婚姻模式的“集体认可”,最终造就了今天大城市的“剩女现象”和广大乡村的“剩男现象”。在大城市,优质男性不足,无法应对优质女性的需求;在农村,底层女性上嫁给城市底层男性或乡村中上层男性,所以大量底层男性无法进行婚配。两大被剩下的群体,是选择“上嫁型婚姻模式”的必然结果。

儿是陷阱,女是福星

回到ABCD四户人家的案例本身,他们的家庭变化也与上嫁型婚姻模式直接相关。以A户人家为例,四个女儿全部通过教育实现“农转非”,进而嫁给城里人或同样受过教育的有单位的人。

B户人家,大女儿以初中学历进入电子厂,之后借助跨国劳务中介的渠道赴新加坡,直接进入了新加坡的婚姻市场,她的跨国婚姻彻底改变了B户人家的命运。上嫁型婚姻带来的重大变化,在B户人家有着最充分的证明。

C户人家的两个儿子均为农村底层,大儿子凭借从军生涯,一定程度上算是镀了一层金,但退伍之后的工作并不能确保他实现阶层上升。小儿子是85后,赶上了高考扩张,却连高中都没毕业,教育上的短板令农村男性很难有所突破。

某种程度上,大儿子之所以能够结婚,就在于婚恋时间更早,农村婚姻市场的礼金要价还没有高得离谱。同时,父母面对第一个儿子,还有能力在家族内部进行资源动员。到了小儿子,婚姻市场的礼金已经令他们无法承受,父母也没脸面再去求人。所以,C户人家的小儿子被剩下,多少是一种无法抵抗的必然结果。

D户人家的两个儿子都赶上了高考扩张,并且都搭上了就读本科的列车。不过,在一般本科如大白菜的背景下,两兄弟本科文凭的含金量已经大不如前,他们要获得阶层上升的动力,难度也非常之大。同时,他们留在了城市,这意味着他们和父母必须面对城市婚姻市场不断攀高的要价,其中房子是最大的资金去处。

当然,在对儿子付出这条赛道上,买房只是一个开始,之后漫长的育儿过程更需要父母长期的投入。也正是陷入了这个“帮助儿子”的巨大陷阱,所以D户男女主人的生活状况并不幸福。

看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会问,生多个儿子和多个女儿,难道这一点就完全决定了他们各自家庭的命运了吗?当然不全是,人永远在枷锁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观念、行动和运气就不重要。

我想说明的是,宏观环境的确在结构上塑造社会本身,至于同样的环境下,不同家庭的命运,最终还要取决于个体的观念和行为选择,以及个体与大环境互动所产生的结果。

在互动中,运气总是绕不开的一个因素。例如,B户人家的大女儿,当她或主动或被动进入新加坡的婚姻市场后,能够最终嫁入一个非常理解和支持她反哺原生家庭的老公,这就是一种运气。而对于D户人家的小儿子来说,大学毕业后,他幸运地通过了司法资格考试,进入了一家律所。若干年之后,他的奋斗也许会有开花结果,他的家庭命运也会发生改变。

再一次回到有着300多户人的老家村庄,那些生了儿子的家庭,也有飞黄腾达的案例,那些生了女儿的,也有误入歧途的真事。只不过,在总体上,生了女儿,尤其是生了多个女儿的家庭,他们有更多次的机会搭乘“‘婚姻改变家庭’号”航班,飞离原先的社会阶层,女儿成了他们的福星;而生了儿子尤其是生了多个儿子的家庭,父母需要承受婚姻市场的较高要价,也因为无法与儿子直接分家,容易陷入到为儿子操办人生的“付出型陷阱”之中。

最后,对于这一代行将老去的50、60后父母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承认一点,女儿往往比儿子更孝顺。在同等的经济条件下,大多数女儿会比大多数儿子对父母更加贴心,提供更多的精神性陪伴。这种因为子女性别不同带来的行为不同,也影响了这一代老人的幸福指数。

【责任编辑:胡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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