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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秋水,《东方历史评论》高级编辑,专栏作家。

释放脚与乳房,重塑女性身体

导读

在这所谓的历史进程中,女性并不是作为“人”而获得重视,她是因她的子宫而承担了复兴这个衰败国家的力量。女性的完整性被否决了,她受困于造物赋予她的能力。

1914年,英国女性争取选举权的平权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有人进行绝食抗议,有人则另辟蹊径,展开了大胆的行动。

一位化名为波莉·迪克的积极分子马莉·里查德森(Mary Richardson)走进了国家美术馆,她的夹克衫袖子里藏着一把小斧子。在警卫把她拉走之前,这位女士击碎了美术馆保护《洛克比维纳斯》的玻璃,里查德森女士敏感地发现了政治与艺术的潜在联系,她把性感裸体女人与男性把持的国会否决妇女投票权联系起来,为了博取男人的认可,女性被可笑的、习以为常的美的标准奴役,成为被男性性欲开发的殖民地,从而丧失了主体性

我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父母不在家,偶尔需要外祖母陪伴。我十分抗拒和她一起过夜,直接原因就是她的身体。她那松弛的、皱巴巴的乳房,快要垂到腰间,像干树枝一样枯萎;更可怕的是她的脚,晚上她会把缠在脚上的长布条一圈圈解开,露出指骨断裂的双脚,散发出一股腐臭的气味。在乡下,身体,尤其是具有性征的部位,是敏感词,是不可以谈论的,就像被关在404房假装不存在的现实。外祖母的乳房和脚,是令人迷惑的现实,是可怕的不体面的存在。

外祖母生于1920年代初。在她幼年时期,缠足,这一古老的传统习俗仍然是绝大部分女孩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母亲们流着眼泪用布条把幼女稚嫩的双脚裹得结结实实,直至脚指骨折断,脚变得小而畸形,当女儿哭喊着请求放开时,她们会说“不裹脚将来找不到婆家”。

在外祖母生活的年代,也有少数的幸运女孩躲过了这一“劫难”。汉学家沈艾娣以山西乡绅刘大鹏的日记为核心资料,所写的传记《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覆盖了这一段生活。当外祖母流着泪裹小脚的时候,千里之外的赤桥村乡绅刘大鹏则在思考地方政治。

1919年5月4日早晨,当儿孙们围坐膝下书声琅琅,刘大鹏开始记日记,这是他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功课。当日,刘大鹏在日记里谈论山西的“六政”,其中兴利者三:水利,森林,蚕桑;除弊者三:禁烟,剪发,天足。在他看来,所兴之利堪称无效,而所除之弊,不仅烟未除,剪发、天足反倒扰民尤甚。

在日记里,他批评地方官府施政方法,“初意非不善,乃奉行不善”。事实上,在最近的日记里,他数次提到放足。比如在2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查办妇女放足之事,今日益紧迫,沿街公布告示曰:‘妇人女子足,千万不要缠,委员查看见,加倍罚大洋。’此外又鸣锣示众,勒令放足,此是我晋紧要之政,不容宽松政者也。”

作为一位儒家信徒,地方政府在妇女放足一事上如此用力,刘大鹏颇不理解,在2月21日,他又感叹“现时所行之政,莫此为要”,“殊令人难解也”。他也记下了那些利用这项政策创收的官吏做法:无论放与不放,皆要罚款,否则便收监。几个月后,他19岁的孙女喜鸾将要出嫁,由于父亲接受了一些新观念,她是家里第一个没有缠足的女孩,同时也是山西第一代未缠足女性。

生在僻乡的外祖母,没有接受新风气熏染的好运气。她所生活的山西西北,是缠足风俗最盛行的地区之一。直至1932年下半至1933年上半期的人口统计,山西30岁以下的女性仍有近百万人缠足。

小脚女性放足倒不是始于五四新文化时期。晚清的不缠足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面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社会习俗改革运动的先锋。

19世纪中叶西方人涌入沿海口岸城市,他们就注意到缠足这个风俗。如今可考的最早的“戒缠足会”创会者即是厦门一位牧师麦高温(Rev.John MacGowan)。该会在1875年成立,每年聚会两次,会众有八十余家,立约为凭,不给女儿缠足,如果背约,将受到众人责备。1878年,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发表了一篇《裹足论》,从人道关怀的立场谴责中国的这一风俗:“裹足之事,戕乎天质,逆乎天理,斯为最酷者也。”

不缠足开始成为精英人群关注的问题,始于维新派和地方士绅的呼吁。1883年康有为创办“不裹足会”,入会者承诺妻妾子女都不缠足,已经缠足者放足后会受到表彰。到1897年,不缠足渐成声势,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总会,发起人包括梁启超、谭嗣同和康广仁等维新人士。“不缠足会”由维新派报纸《时务报》支持,会中人士互通婚姻,女儿不缠足,儿子不娶缠足女。1902年,慈禧太后下令禁止缠足,各地涌现了更多的不缠足团体和地方政策,总督们或亲自撰文劝诫不缠足,或拟定不缠足章程,编写印行宣传材料,不缠足运动向纵深发展。

非常有趣的是,不缠足获得了维新派、革命党和官僚们共同的支持,可以说是一项超越了政治立场的社会改革运动,而且他们推动不缠足运动的出发点也惊人地一致:改造妇女,强种强国。

《时务报》有篇文章道尽此中真意:“彼为妇女者,世代相承,类皆举步艰蹇,其男子焉能奋发有为?中国之西数省,此风尤盛,故丈夫之须眉志气者,亦觉此数省为最少。在吾等目中视之,缠足一事,与国家之兴衰有关,显而易见。”

1905年《顺天时报》的一篇文章《女子为国民之母》,更是提出了铿锵有力的口号:“做女子时强,做母时必强,母强子必强,种强国必强,所以要国民强,必先女子强,这是世界的公理,这是天演的公例。”在作者看来,女子强,就必须不缠足,必须受教育。可以说,晚清以来的不缠足运动,其关怀的重心并不在女性本身的福祉,而在于中国人的存亡继绝。

缠足自然是戕害女性身体和精神的恶习,这也成为西人眼中“野蛮”、“未开化”中国的象征,是那些开眼看世界的晚清精英的耻辱。康有为向皇帝痛陈:“吾中国蓬草比户,蓝缕相望,加复鸦片薰缠,乞丐接道,外人拍影传笑,讥为野蛮久矣!而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缠足一事,臣窃深耻之!”(《请禁妇女裹足褶》,《康有为文选》)

但无疑女性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三寸金莲可以理解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暴力征服。近千年的裹脚传统,把小而无用的畸脚,提高到审美的高度。在山西大同地区,每年八月十五有所谓的“赛脚会”,各家妇女坐在门前,伸出小脚,任人观赏品评。河南、河北和察哈尔等地也有类似风俗。

这个传统向女性灌输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由于她身体上有与生俱来的“丑陋”部分,需要用残酷的方法来“矫正”,以达到完美。而且这个过程是通过母亲和女性长辈来完成,母亲在折断女儿脚骨的同时,也在传递价值观,教导她们,女性一生就是以眼泪和痛苦为代价,矫正自己的身体。矫正自己的行为,取悦她的所有者,来获得一席之地。

除了一位英国商人的妻子立德夫人奔走呼告,晚清以来的不缠足运动,鲜少中国女性参与,主要靠男性精英们的倡导。1912年3月13日,孙中山发出禁止缠足的通告:“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新文化运动期间,反缠足的认知比从前更为广泛。但直到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仍需用行政之力,花费十余年数次颁布禁令、训令,并定期调查。

一场社会习俗改革运行竟然持续了七八十年,一方面是因为这传统习俗与女性的身份、地位和婚姻相关联,所以在如此大的行政力量推动下,仍然去除不易;一方面则是这是一场改造妇女的运动,被改造的对象却不是改革的目的。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放足是把女性从暴力受害中解救出来,何以她们竟不愿意放足,继续忍受痛苦?这可能也是当时那些鼓吹变革者的难题。

往深里说,如果不在性意识上做基础层面的革新,不怯除对女性身体的神秘化倾向,这种运动就会发展为一种新的暴力。刘大鹏就在日记中写道,官方“挨户查女人之足”,引致“百姓莫不怨恨”。他的观察基于基层生活,应该较为真实。

缠足问题不像其他风俗习惯,其中还包含深层的性意味。女性是不可以把自己的双脚给丈夫以外的人看,而一些地方查禁缠足,让女性当街脱去鞋袜,令她们深觉受辱,以致于不时有被查禁者自尽的案例出现。

晚清以来,野蛮-文明,压迫-解放的二元对立命题是一种危机意识下的应对认知范式。在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下,国民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成为国家的隐喻,女强则国强,女弱则国弱,在改造女性身体和强种强国间建立直接的因果联系。紧接着天足运动出现的“天乳运动”是又一次重塑女性身体的社会运动。

现代社会,膨胀的胸部是被赞美和崇拜的女性理想。但在民初,女性开始流行平胸之美。董竹君晚年回忆说,1913 年已满13周岁的她,就像当时所有女孩 子一样,都要束着一件紧胸白布背心,把胸部捆得紧紧的。1915 年,《妇女杂志》创刊号刊登女校舍监沈维桢的文章,她呼吁女子缚乳之害甚于缠足,“旧弊仅伤人之足,今弊更伤人之胸及肺。伤足为人身之害犹小,伤胸及肺为人身之害更大而深也”。

此后,对束胸的批评声不断,连胡适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1921年8月,胡适在安庆青年会演讲,“因为美观起见,并不问卫生与否……假使个个女子都束胸,以后都不可以做人的母亲了”。

性学博士张竞生也在1926年12月上海《新文化》创刊号上发表《裸体研究》一文,对妇女束胸大加挞伐:“把美的奶部用内窄衣压束到平胸才为美丽!这样使女人变为男人,而使男人不会见奶部而冲动,虽说礼教的成功,但其结果的恶劣则不堪言说,这不但丑的,而且不卫生,女人因此不能行腹肺呼吸,而因此多罹肺痨而死亡。又压奶者常缺奶汁喂养所生的子女,其影响于种族甚大。”

连政府也加入对女性乳房的干预中。1927年7月,广州市代理民政厅长朱家骅提出禁革女子束胸的提案。在广东省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朱家骅痛斥束胸对于女性身体之危害,并提议:“拟请由省政府布告,通行遵照,自布告日起,限三个月内,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并通行本省各妇女机关及各县长设法宣传,务期依限禁绝。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庶几互相警惕,协力铲除,使此种不良习惯,永无存在之余地。”倡议在会议上通过,首先在广东女校执行,并成立“天乳运动”执行委员会。“天乳运动”随之在全国展开。

报业是“天乳运动”最激进的支持者。当年7、8月的《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了大约20余篇相关报道,呼吁女性革除束胸弊习,还刊登展现“曲线精华”的欧美名姝、中华佳丽的照片,鼓励女性展现天然的曲线之美。最狂飙突进的行动发生在1927 年“三八”节,一群赤裸着上体的女性在武汉游行,并发表演说:

坚决反对束胸!束胸是最不人道主义的!束胸是一条毒蛇!它缠着我们妇女的肉体和灵魂!妇女同胞们,你们解了束胸没有?解了吧,男人没有束胸,我们 为什么要束胸?

事实上,束胸既是女性通过消除服饰上的性征、追求男女平等的表现,也是清末民初服饰变革的结果。外衣收窄之后,相应的内衣也必须紧窄。如何解决乳房凸点和下垂的问题才是关键,1927年8月《北洋画报》四次刊登西洋女性抹胸图片四幅,对西洋胸衣构造进行详解,显示西式抹胸既可保护身体发育又有美观效果,为30年代引进女性乳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世纪英国妇女宴会着装19世纪英国妇女宴会着装

女性在“天乳运动”中的参与度,可能比反缠足高,但这仍是一场男性主导的改造女性身体的运动,仍然在强调损害女性健康之外,看重对后代的影响,进而上升到了强种强国的高度。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忧“天乳”》,揭橥女性在新旧过渡世代的境遇:“同是一处地方,甲来乙走,丙来甲走,甲要短,丙要长,长者剪,短了杀。这几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时期,尤其是女性……已经有了‘短发犯’了,此外还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许还有‘天足犯’。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也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

马莉·里查德森的斧子砸向的是女性不安全感的核心——她不仅在社会和经济上得不到和男性一样的支持和保护,而且在身体方面也容易受到攻击。

1929年,内政部为提倡“天乳运动”发布给各省市的政令,更涉及了女性的足、腰、耳、胸:“查妇女缠足、束腰、穿耳、束胸诸恶习,既伤身体,复碍卫生,弱种弱国,贻害无穷,迭经内部查禁备案,兹准前由,除分别咨令外,合亟令仰转饬所属,确实查禁,以除恶习,而重人道云云。”在乳房之外,禁止延伸到女性的头发、耳朵、化妆品和高跟鞋,国家似乎要全面接管女人的身体。在这所谓的历史进程中,女性并不是作为“人”而获得重视,她是因她的子宫而承担了复兴这个衰败国家的力量。女性的完整性被否决了,她受困于造物赋予她的能力。

外祖母一生生了七个子女,有五个活了下来。我幼时目睹过的干瘪乳房是“尽职尽责”后的结果。在我的印象中,她除了干活就是干活,极少讲述自己的一生,据说,她在1930年代的放足运动中放了脚,但脚骨再也无法复原,印象中,她穿买来的鞋子要在鞋头塞一堆棉花。我记得的唯有她说过的一首本地顺口溜:阎锡山,灰拾翻,日本人来了他不管,只管婆娘们的臭脚板。这和1930年代刘大鹏的看法不谋而合。

(本文原标题《天足与天乳:重塑女性身体》)

【责任编辑:赵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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