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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读书人,媒体人,现居成都。

炫耀自己拼死爬出底层,你们良心不会痛吗

导读

他们虽然无法离开,但是也知道家乡的落后,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底层世界。他们不知道哪个大学更好,只是朦胧地认为,距离这个底层越远的世界,也就越美。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处底层,是读初中的时候。投靠亲戚,在某高校食堂打工的叔叔回来了,他最终没有在城市里娶到媳妇,也没法留在城里。在城市的亲戚,嫌他不争气。好不容易给他介绍一个对象,却不珍惜,到女方家里也不懂送礼。

叔叔特别疼爱我们,每次过年回来,都会买很多城里的点心。他还从城里买一辆28式永久牌自行车,带了几百公里,回来再把它组装起来。我和弟弟,就是骑着这辆自行车去县城读的高中。那是我们的共享单车,我们还共享了梦想:一定考上大学,奔向远方。

我为叔叔的遭遇感到不平,甚至痛哭失声,用拳头猛击院子里那棵十年以上的老榆树。我知道世界上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他们的,一个是我们的。我发誓要和城里的亲戚断交,并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其实,在当时我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考个好成绩而已。父亲知道这一点,他不失时机地建言:好好学习吧,就看你以后能够如何了。

父亲是一位老师。作为70年代末的中师毕业生,他最初教的是高中。高中解散后,他的同事很多都到了县城高中,后来有些做了校长和局长。父亲选择离家最近的镇上,当了一名初中教师。那是他一生中最具决定性的选择,回归家庭,同时也退回到了底层。等我们到外地读大学的时候,父亲又从镇上的初中,退到了离家只有500米的村小。

我并没有和城里那家亲戚断交。那是我的四爷爷,1949年“参加革命”,他离开我们这个村庄的时候,只有16岁。他对我那位被他安排到大学食堂做饭的叔叔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不爱学习,不爱卫生。一点都不上进,还是农村人思维,连谈恋爱都不愿意请客吃饭。他的评价,让我很不舒服,但是我知道,他说的是另一个角度看到的事实。

我这位爷爷,做到了一定的官位。每年,他都要为回老家为他的母亲祝寿,从她80岁开始,一直到100岁,他坚持了20年。故乡20年都没有什么变化,他几次从中牵线搭桥,想让家乡通电,均告失败。最终,他以一种无奈的口吻谈及家乡:贫穷,落后,毫无希望。

在大家心中,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精英。每次回来探亲,他都到先到附近的县城,然后由县政府的轿车把他一家人送到村口。小轿车扬长而去,激起一片尘土。他和每一位见到的乡亲打招呼,心里一定很不屑,但是表面上仍然客气、热情。在他城市的家中,他的太太(我称之为四奶奶)提起老家这个村庄,往往先是一声惊呼:怎么能那么穷,那么脏?

最初,这样的惊呼让我非常不快。那是我长大的地方,至今我回忆起无忧无虑的漫长童年,都感到幸福。父亲虽然是“商品粮”,但是他和邻居家的农民叔叔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一起在田里劳作。邻里之间互帮互助,有时候邻居家做了好吃的,还会端给我们一碗。这样的“家乡”足以让我赞美,但是,在我踏上大城市求学的那一刻,我知道四爷爷他们说得也是对的:那么穷,那么脏,那么不争气。

我一点都不厌恶这个“底层”,那里有我的父母,也是我过去的一部分。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有些长辈给我的建议是:“离家越远越好,有多远走多远。”他们虽然无法离开,但是也知道家乡的落后,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底层世界。他们不知道哪个大学更好,只是朦胧地认为,距离这个底层越远的世界,也就越美。

逐渐地,我和那个世界也有了隔阂。我甚至做不到像四爷爷那样,每年回去一次为母亲庆生。并不是因为我比他更忘本,而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了。进入21世纪,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整个“底层”也被重构了。我所委身的城市,也是一个坚固的世界,我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在这美丽新世界安顿下来。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底层。乔治·奥威尔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中写过英国中产阶级对底层的偏见:他们身上的气味,永远洗不掉。毛姆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更尖刻。他对英国底层人民的评价是“他们,好臭”。上世纪20年代,毛姆到中国旅行,他发现中国精英(地主以及低级别官员)颇能和底层人打成一片,可以在一起喝茶聊天,这让他很惊讶。但是几乎同时期的鲁迅,却在《故乡》中捕捉到中年闰土那一声苍凉而卑微的“老爷”。

逃离底层,当然是正当的,也是整个社会前进的原动力。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但是最终,仍然会有一个“底层”存在。这是一个竞争的结果,仅此而已。底层只是这样一种状态,底层的人们,并不比那些身处高位者更恶毒或者更残忍。当然,相反的说法也成立:并不是你穷你就有理,底层也并不没有什么道德优势。

过去,我们常被教导,富人很有可能是坏的,课文教导我们从杨白劳的而不是黄世仁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这当然有很大问题,但是,今天似乎又走向了反面,从“为富不仁”变成了“穷则丢人”。在很多媒体的报道和网络热文的叙事中,底层被建构成了一个可怕的存在。

《我为什么要拼死爬出底层社会》这样的文章能够刷屏,说明“精英的世界”与“底层世界”已经隔膜到了何种程度。每个人的遭遇,其实都是一种个案,但是只有你在底层的遭遇,才有可能被赋予某种普遍性。

浙江有位大学教授,谈恋爱被副教授、同时也是博士的女友欺骗,这让人叹息,但却并不会被贴上“教授很傻”“女副教授很坏”这样的标签,舆论会把它定位为个案。但是,如果一个出身底层的保姆纵了火,就有可能是整个保姆阶层都有问题。

真正悲哀的并不是底层社会的处境,而是这个阶层的沉默。能够叙述自己的遭遇,其实就已经是脱离底层的标志了。真正的底层,是沉默的,哪怕在一个人人都可以发言的网络社会,仍然没有他们的声音。至少从鲁迅那个时候开始,底层就已经是一个“被定义”的存在。历史已经证明,精英给这个国家造成的伤痛,并不比底层少一分。

我离开了曾经生活的环境,但是却从来没有想过“爬出”或者“逃离”这样的词。我想起小时候乡亲们对四爷爷的评价:“他这个人,很家常”。意思是他虽然到了精英阶层,但却仍然能够与身处底层的乡亲们沟通。我认为,在中国,这种“沟通”至关重要的。被称呼为“老爷”的鲁迅,与曾经的小伙伴闰土丧失了沟通的可能,到底是谁的错呢?

【责任编辑:身中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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