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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知名文史学者,作品有《野史记》《说史记》《民国了》等。

以非王小波的方式纪念王小波,太可悲了

导读

我觉得,纪念王小波,也应该以王小波的方式,在纪念王小波的现场,我一直渴望听见笑声,笑声才是给一位智者最好的祭礼。

2017年4月11日是王小波忌辰20周年。在当晚的一个活动上,李银河老师念了一首为亡夫王小波而作的诗:“你不在了,大地无动于衷……你不在了,世界无动于衷。”我当时在场,记忆中听得的这样。后来有报道以末句诗作了标题,多了一个“可”字:你不在了,可世界无动于衷。

这句诗很悲凉。李银河老师作为王小波的妻子、亲人,她完全可以发出这样的喟叹。整首诗的大意,是世间美好的各种事物都在,而你不在了,“世界无动于衷”。这是很深切的哀悼与惦念。倘若许广平怀念鲁迅,宋庆龄怀念孙中山,这样的诗句都是合适的。

不过,我认为,如果这样的表达,变成今日纪念王小波的基调,尤其是我们这些只从作品中认知与喜爱王小波的读者,如果也跟着“你不在了,世界无动于衷”,就太可悲了。

王小波王小波

我得承认,引发我撰写此文冲动的,是一篇署名陈俊宇的报道《“你不在了,可世界无动于衷”》,文中有这样的记录与叙述:

“就如《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说,王小波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在小说中寻找的东西,其实永远只能是一种另类叙述,他生前没有得到、死后同样没有得到作家协会、主流作家、文学批评家的认可。死后至今,他的小说也没有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为何主流文学界对王小波的作品不予置评呢’?在王小波去世15周年时,李银河曾专门撰文,时至今日,她依旧持有这样的观点:王小波作品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完全不和既存的文学评价体系对话,也不在意意识形态的划分与评价。”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教授孙郁先生也认为,在王小波的写作中,时代和现实社会是他的人物和故事的背景,但也仅仅是背景而已,既不是他的批评对象,更不是他小说的主题。”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消亡了吗?’(电影导演)程耳给出的答案是,‘或许它仅仅存在于王小波的作品里,或许它从来没有存在过。’”

“有一种观点是:放眼当代文学圈,王小波即使不是对于写作者影响最大的作家,恐怕也是其中之一,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写作者,恐怕少有人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然而,在当下的写作者中,坦言师承王小波者寥寥。李静是其中一位。”

这样的叙述,为王小波逝世20周年纪念,蒙上了一层悲情的氛围。恕我直言,我觉得这是一件相当反讽的事情。我们在王小波的作品里,小说也好,随笔也罢,最难发现的情感,就是悲情。而这,恰恰是王小波最大的特异性:他生活在一个最容易产生悲情式文化英雄的年代,他书写的部分对象更是文学史上悲情泛滥的时代,他却完全拒绝使用悲情。

戴锦华在评价《钢的琴》时这样定义“悲情”:

“悲情”在很长时间内是左翼的特权,在我的理解,它的基本特征是,以两种东西确立自己的正义。第一种方式是,陈述社会苦难,看看社会有这么多苦难。因为社会有那么多苦难,所以我是正义的。悲情的另一种含义,是陈述敌手的不义。敌手是多么地邪恶,多么地腐败,多么地肮脏,这是悲情政治的基本特征。

悲情政治可以成为一种成功有效的动员,它可以创造一种月黑风高、衔枚疾走、满腔悲愤的正义感,但是悲情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两个东西。一个是敌手的不义、社会的苦难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不言自明地反身证明自己的正义性,你自己的正义性必须通过正面的表述,你的实践、思考去建构,敌手再不义,也不能证明你的正义。你的正义必须以自我实践与思考去证明。这是第一个东西,第二个东西是一个有效的悲情动员,并不能解决今天在整个世界所面临的极端的问题:这个世界不仅是不美好的,充满着诸多问题。(《谁的车床,谁的琴房,谁的狂欢,谁的哀伤》演讲记录稿)

而在王小波能看见的历史中,“文革”无疑是最容易倾泻悲情的书写对象,这有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证。这场悲情的自怜与互怜一直延续到了张艺谋的《归来》。中间有《活着》等先锋作品的反弹,但大抵还是文学叙述的主流——这不光是“文革”本身的巨大灾难性,更在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身的主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交织。读者伴着冰心、郁达夫、徐志摩、巴金、曹禺,一直哭到王蒙、张贤亮、李存葆、梁晓声、陈忠实、路遥。

洪子诚在《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写道:

“因为‘文革’十年生活的强烈变动,个人命运的不测,生活进程普遍出现的反常乖谬状态,人对世界与自我失去控制的无助感,这种种事实,都容易诱使作家热衷于注视事件的错动本身,使这块充满荒谬事实的土壤开出有着血,和着泪的‘痛苦的花朵’。然而,对所经历的事情只作一般感情体验上的处理,并无助于人的思想感情上的提高,而悲伤的过度,即使这种悲伤有着崇高价值和充分理由,也会使其变得庸俗。”

洪子诚并引袁可嘉论现代诗的批评云:“富有敏锐而不深厚的感性的人们常常有意地造成一种情绪的气氛,让自己浸淫其中,从假想的自我怜悯及对于旁观者同情的预期取得满足,觉得过瘾。”洪子诚分析说,大多数写作者没能与所要表现的“自我”的感情、内心活动拉开较大距离,没有能做到静思默察,“因而也很少有幽默的、或‘戏剧化’的手段来处理所要表现的对象,对个人的心灵历史进行更深的探索”。

《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出版于1991年。正是在这一年,王小波《黄金时代》获得了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三年后,这部几乎是唯一能用“幽默的、戏剧化的手段”来处理“文革”苦难叙事的小说,才得以在大陆出版。

当时有许多评论被《黄金时代》里无所不在的性描写炸得晕头转向,说它教唆青少年性犯罪的有之(吴小如,1997),说它像法院性犯罪案件卷宗的有之(赵振鹏,1999),说王小波是“当代兰陵笑笑生”“将自身的痞气强加给其他的知识分子”亦有之(刘旭,1998)。即使是夸赞《黄金时代》的评论,很多也是偏得一塌糊涂,如从中读出了“对人性的呼唤”、“生命自身的美丽飞升和对于生命本真的虔诚皈依”(王卫红,1997;冷草,2000)。

如果照这样的评论思路去理解《黄金时代》与王小波,那王小波就与张洁、张贤亮、从维熙这些人无异,还不如余华、苏童这帮先锋派更有距离感。然而,王二与陈清扬的故事,完全把“文革”苦难叙事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流行的“颓加荡”(李欧梵如此译Decadent,即颓废)中解放出来,对“个人的心灵历史”进行了更深的探索。

《黄金时代》虽然会被归入“知青题材”,但完全不同于以往反思“文革”与咏叹青春的“知青小说”,它并不歌颂人性的美好和对自由的追求,充斥全篇的性爱描写,并非为了赞美男女间的爱情,也并非仅仅以此作为反抗专政压迫的武器。

相反,陈清扬并不热衷于性爱,“她所讨厌的是使她成为破鞋那件事本身”,她对于 “被称为破鞋”耿耿于怀,宁愿成为真正的破鞋,被人抓去出斗争差,“每次出过斗争差,陈清扬都性欲勃发”,因为此时的性爱使她“终于解脱了一切烦恼,用不着再去想自己为什么是破鞋,到底什么是破鞋,以及其他费解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来干什么等等”。寻找某种真实的身份,即使是被判决为罪恶的身份,也远胜于被“设置”为某种身份——有没有想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反设置从来都是王小波笔下不变的主题,比如小转铃的“配不配”说。

陈清扬与王二将性爱作为武器,是为了反抗现实生活的荒谬,是一种让人暂时摆脱深重的荒谬感受的解毒剂:王二先是想向人证明自己存在,在遭到队长报复后,又“真想证明我不存在”。只有与陈清扬做爱,“在这种时候,我又觉得用不着去证明自己是存在的”。“存在”是人生的大命题,但在一个荒谬的处境中,存在与否,都无法指向任何美好,借助性爱逃避也许是唯一的出路。一旦这种处境结束,性爱就失去了其必要性。

最荒谬的是,一旦陈清扬在检讨中承认自己曾在一瞬间爱上了王二,陈清扬的“清白”就被玷污了,“爱上王二”成了她“真实的罪孽”。在异常的生活状态下,男女通奸并不是一种罪孽,对之的迷恋和批判都更像是一种残酷的游戏。但一旦“做戏的虚无”落足为真实的爱情,人就必须面对真实与游戏之间的巨大裂隙:“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加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做过这事和喜欢这事大不一样。前者该当出斗争差,后者就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黄金时代》在黑色幽默的反讽与消解背后,留出了这样一个缺口,即美好的、蕴含人类感情的性爱是无法被设置的,它源自本真的生命冲动:“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权力无法控制这种冲动,只好无视它的存在:“但是谁也没权力把我们五马分尸,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

虽然同样以消解权力为能事,王小波的姿态迥异于王朔。王朔是将自身放到最低最俗,以低俗来反衬“崇高”的虚伪。王小波则是俯视式的,因为他相信、他知道在看似无远弗届、至高无上的权力之上有更美好的存在,比如理性、性爱与趣味,他说这是他写小说的“三大基本假设”(《〈怀疑三部曲〉序》)。因此《黄金时代》并不止于消解,而是藉由狂欢式的书写,树起了另一杆大旗。

在王小波去世前后涌现的作品评论中,我最认同的,还是戴锦华名为“智者戏谑”的论断:她说:王小波及其文学作品所成就的并非一个挺身抗暴者的形象、一个文化英雄(这正是王小波所不耻并调侃的形象,很“刻奇”),而是一个思索者经历的“智慧遭遇”之旅。王小波就像那个寻找无双的王二,阻碍王二找到无双的,不只是暴力与禁令,还有无意识的遗忘、“善意”的欺骗,以及基于自身利益的胡说八道,惮于忏悔的拒绝。

即使王小波天上有知,他会在意主流作家、文学批评等“既有的文学评价体系”吗?他会在意有多少人口称王小波教了他们写作吗?(事实上,承认这一点的人非常之多,比如路内,比如连岳,比如我)在纪念王小波时,这种悲情的氛围,反而矮化了王小波的意义,让他显得像一个汲汲于后世认可的寻常作家,要是那样,王小波也就不足以被我认为是“唯一信任的当代作家”了。

王小波与李银河王小波与李银河

4月11日当晚,我问了李银河老师一个问题:您见过王小波写的任何申请书吗?李银河老师答:曾经想过劝他是不是也申请一下加入作协,王小波说:连王朔都不加入,我还能加入吗?全场大笑。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王小波口中带出了王朔,我觉得说出这句话的人,就是我心目中的王小波,一位能看见参差多态的智者,而不是一个因为被时代错待而愤愤不平的悲情英雄。

我觉得,纪念王小波,也应该以王小波的方式,在纪念王小波的现场,我一直渴望听见笑声,笑声才是给一位智者最好的祭礼。

(本文原标题:《以非王小波的方式纪念王小波》)

【责任编辑: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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