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杨庆祥

杨庆祥,1980年生,文学博士,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诗人,批评家。出版有《80后,怎么办》,诗集《这些年,在人间》、《我选择哭泣和爱你》,评论集《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等。 曾获中国年度青年批评家奖、上海文学奖、《人民文学》诗歌奖、《十月》青年作家奖、冯牧文学奖、2015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奖等。曾担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第五届老舍文学奖评委。

如果王小波没有英年早逝,会不会成为油腻的人气作家

导读

王小波只能是王二,或者最多只能是陈清扬。他不信任一切,但是他信任一个最抽象也最具体,最理性也最感性的东西,那就是生活。

最近一段时间心情郁闷,又逢四月飞雪,中美贸易大战……人大校园狭窄,没有清华园里的荷塘曲径供散步排遣,只有一个一勺池,据说还要填平盖一座学生精神救助中心。于是夙兴夜寐,辗转难眠,想起了很多人,其中一个,是王小波。

我读王小波的时候,他当然已经死了。但当时我不知道,我大学本科前的文学教育,主要来自金庸古龙梁羽生,那时的梦想是做一个大侠,即使当不上武林盟主,也要来几次劫富济贫。没想到后来一步之差,做成了半吊子知识分子,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王小波(1952年5月13日—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1952年5月13日—1997年4月11日)

且说有一天课后,几个男同学围着我们班的黑大个,听他吐沫横飞在讲什么段子,我凑过去一听,是说一只猪的故事,黑大个是皖北人,有说唱的传统,只见他口吐莲花,将一只猪说得活灵活现。大家听得前仰后翻,凭直觉,我觉得这不是老师课堂上布置的作品,于是问,谁写的?答曰: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王小波,不是通过他的作品,而是通过别人的转述,不是在严肃枯燥的课堂,而是在活泼轻松的课后——后来我读了更多王小波的作品,觉得这种开始的遭遇就像是一种前定:王小波恰好就属于那些无法被规范的心灵和时间,这些心灵充满对世界的好奇,对可能性有着热烈的迷恋,在一本正经的秩序和法则之后,努力寻找自由的缝隙。

(一)

王小波著名之处,其一在于写性爱,最著名的性爱作品,命名为《黄金时代》。这部作品的主角是一男一女,王二和陈清扬,在“伟大友谊”的借口下放纵生命的本能。作品的背景是中国的1960年代,其时宏大的叙事是革命万岁,但王小波偏偏要写一对小人物的“男盗女娼”。王二好吃懒做,偷奸耍滑,陈清扬作风不正,水性杨花。这两个人,在大时代的布景前,演出的却是一出肉欲的折子戏。

中国人写肉欲,至晚明为盛。晚明的肉欲书写有两个传统,一为《肉蒲团》,借口写教诲,实则写肉欲;一为《金瓶梅》,借口写肉欲,实则写教诲。候文咏从现代主义的角度解读《金瓶梅》,说其主题是:当一切肉欲穷尽之后,我们还能依靠什么?要而言之,无论是《肉蒲团》还是《金瓶梅》,其故事的张力还是来自于“教诲”和“肉欲”之间的冲突。这一传统在现代的变体其实就是“革命”和“恋爱”。革命是道德,是教诲,是意识形态,而恋爱是冲动,是本能,是另外一个“反意识形态”。

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剑梅教授有一本很好的书《革命与情爱》,将现代文学史上茅盾、丁玲等的小说都纳入到该范型之中,颇有见地。在我看来,虽然“教诲”的主体和对象都变成了新人,欲望也被更时尚的“罗曼蒂克”所置换,但那思维中的“二元对立”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革命占了上风,还是恋爱占了上风,都是对一种“秩序”和“观念”的再确认。

王小波作品王小波作品

但王小波的性爱大有不同。王二和陈清扬,仿佛是从历史的罗网里漏出来的两只游鱼,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来路和去路,就那样赤条条地活在人间,他们全然是一副天真无邪的游戏状态。这是王小波的创见和发明,虽然王小波一再强调:我并没有发明什么,发明属于更伟大的人物。但是,不管是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他都创造了一种完全新颖的书写方式。他笔下的性爱因此从二元对立的范畴里逃逸了出来,变成了一个难以命名却又异常真实的生命状态:

“陈清扬说,那一回她躺在冷雨里,忽然觉得每一个毛孔都进了冷雨。她感到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忽然间一股巨大的快感劈进来。冷雾,雨水,都沁进了她的身体。那时节她很想死去。她不能忍耐,想叫出来,但是看见了我她又不想叫出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男人能叫她肯当着他的面叫出来。她和任何人都格格不入。 ”

在一次性爱中不仅仅是感受到巨大的快感,同时还“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这陈清扬似乎不仅仅是一个插队的女知青,帮人看病扎针的漂亮医生,似乎同时又是一个附着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荒诞和传统文人的喟叹的幽灵。这杂糅相生的“造人法”,从鲁迅到王小波,倒是有着现代的症候。

后来有一次,王二用力地打了陈清扬两下屁股,其效果神奇:

“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全部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从以“友谊”为始的性,到以“打屁股”为终的爱。王小波完成了一个绝妙的戏剧化,这一戏剧化在很多读者看来显得过于突兀,既不能理解为什么王二和陈清扬随随便便就上了床,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打了屁股就由性变成了爱。我觉得这戏剧性的背后藏着王小波一副顽童式的狡黠的双眼,他用一种看起来不正常、不合逻辑的故事挑战着过于正常,过于合乎逻辑因而恰好是反人性的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

如此看来,王小波笔下的性爱不是简单的肉欲或者男盗女娼。或者说,他故意用男盗女娼作为风景,写的却是生活和生命的一种本真状态。

(二)

王小波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人物当属王二。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主角。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专门介绍了这个人物:

“王二1993年夏天四十二岁,在一个研究所里做研究工作。在作者的作品里,他有很多同名兄弟。作者本人年轻时也常被人叫作‘王二’,所以他也是作者的同名兄弟。和其他王二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插过队,是个身材矮小,身体结实,毛发很重的人。”

如此说来,王二不是简单的一个人,而是无数个人。他像幽灵一样穿梭在时空之中,化身为不同的王二和不同的故事的参与者和讲述者。不但是《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有王二,《黄金时代》里有王二,即使是在以唐人传奇为原本的《红拂夜奔》、《万寿寺》里面也有着王二的语态和身姿。

说起来这也是王小波让我觉得有趣的地方,他完全没有一种被正史所规训的历史观,也没有现实主义汲汲强调的人物观和典型论。他写当下的小说像是写历史演义,他写历史演义像是在写当下,他干脆就是一锅“乱炖”。

作家李洱对王小波的小说有一个精辟的论述:王小波的小说是不走的。不走的意思,在李洱看来,就是不断返回到故事的某个起点或者某个片段,不断地从这个起点和片段推导出种种的可能和不可能。

这种叙述层面上的不走,导致了重复和循环的节奏,并直接导致了一种美学风格——反讽的可能,正是在重复和循环中,我们将本来正常的事件编织成了喜剧或者传奇。但这还不够,这不走的重复里面,还有另外的一种向度,那就是对历史进步论的怀疑和拒绝。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被进步和发展所规划了的时代,人在这样的历史线性矢量里,要么变成了大时代的螺丝钉,要么被时代的列车碾压成为齑粉。可怕的是因为观念的反复灌输和训练,我们竟然对此顶礼膜拜,并不惜将生命予以献祭——今天的微信公众号上,所谓的“你正在被同龄人抛弃”的言论,不过是这一进步观念最恶俗的版本。

王小波将当下切入历史,又将历史的亡魂复活,让他操练着现代的语言和观念,像现代人一样生活。王小波在时代之中体验到了时代的虚幻和荒诞,在历史之中发现了历史的嗜血和无情。

在这种精神烛照下的历史书写,就回到了本雅明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王小波或许根本就不会同意用这样的词来论述他——但是没有关系,反正他已经死了,我姑且一用,目的是为了强调这一点,王小波似乎预见了某种历史的复辟,这一历史的复辟在他死后20年的今天变得满目昭彰:对历史的继承和书写变成了一种雕虫之技,在对所谓的诗词、名物、风流的摇头晃脑的消费中,文化癔症大面积地爆发了。

托洛茨基曾经讽刺俄罗斯的农夫知识分子只能以乔装癫狂者的形象跟上革命的步伐。今天的中国,“文人们”恰好愿意以癔症的方式收获媚俗的赞许,那赞许声婉转如莺啼:呀,你研究过《诗经》和《红楼梦》,好有文化呀!

(三)

王小波大概瞧不起这样的文人。他常常含一丝讥笑,移形换位,讲述一些不合规则的故事,做一些不合规则的事情。在他的嘲讽和桀骜之中,我倒是看到了五四一代的面影,对传统的不妥协,对现实的蔑视以及对伪道学和伪知识的解构,只有真正的“五四之子”才能做到这一点。

狄尔泰说,对历史的理解给人带来了自由。如果这里的历史不仅仅是指过去存在的事件,而是如尼采所言的一种“故事”的话,我觉得这句话正好可以用来概括王小波作品的核心主题——自由。这一自由不仅是形式上的——当然首先是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一种对个人存在的理解和期待。

王小波并不信任那种文人考据癖式的历史,他说那历史的内里和表面一样破败。

王小波也不信任所谓的现代知识分子,他说,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他还说,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这既是对历史和现实洞若观火后的判断,也是在文本的层面对卡夫卡式难题的回应,卡夫卡的难题是,为了试验自己的处刑设备,设计者将自己送上了行刑台。

这几乎就是一个无法解脱的宿命。但王小波又不是一个宿命论者——宿命论者雅克的语境已经消失——他也不是一个所谓的浪漫骑士和自由主义者,任何的主义都不是王小波追求的标签。当然,那些王小波门下的“走狗们”,首先就在智识和人格的层面自动降维——这差点让我惊出一身冷汗,如果王小波没有英年早逝,他会不会也会在一片浅薄的恭维和赞美中变成一个手捧鲜花而头发油腻的人气作家?

王小波只能是王二,或者最多只能是陈清扬。他不信任一切,但是他信任一个最抽象也最具体,最理性也最感性的东西,那就是生活。他在《黄金时代》的后记中说,这本书的全部主题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就是一种自由的生活。用这种正常的生活去生活,就可以面对残酷的历史、叵测的人性和自以为是的舆论群氓。

陈清扬(对王二)说,承认了这个,就等于承认了一切罪孽。在人保组里,人家把各种交待材料拿给她看,就是想让她明白,谁也不能这么写交待。但是她偏要这么写。她说,她之所以要把这件事最后写出来,是因为它比她干过的一切事都坏。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大腿,现在又加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做过这事和喜欢这事大不一样。前者该当出斗争差,后者就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但是谁也没权力把我们五马分尸,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

至此黄金时代结束,而自由的生活如正中的朝拜,川流不息。

(四)

这个春天想起王小波同时也想起他的那一头特例独行的猪,虽然我们的生活已经被蹂躏糟蹋得连猪都瞧不起了,但因为有了这头猪的瞧不起的轻蔑的注视目光,我还是能时而警醒,提醒有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因此,受教了,猪兄,受教了,王小波!

【责任编辑:肖肖】
sh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