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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兼职教授,费孝通研究中心副主任。

一句“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让人忘记了教育的初心

导读

老师就如修路工,看护着人生的每一段行程,每一程都很重要。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新学期开始了,第33个教师节随之到来。秋天是思念老师的季节,关于老师的话题又热了起来,调侃的依然不少,但比过去真诚了许多。每个人的人生旅程,都有老师像修路工一样,默默铺路。当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路上高歌猛进时,是否还想得起在每一段人生路上为你修路的人?

高中时曾在养路段打过一个暑假的工。那时的公路是土石路,要不断地垫土、洒水、清扫,还要冒着飞石的危险,迅速解决小泥石流塌方的威胁。如果认真,工作强度可谓没完没了,如果不认真,也可以马马虎虎。我最怕跟着佘班长干活,他话不多,干活麻利,自己从不停息,也不容别人偷懒,烈日下风雨中始终如一。每天只能挣6角的工钱,要劳动到傍晚,我们才能拖着疲惫的身躯收工。一路上佘班长都会清理公路,哪怕是路上的一块小石子,他也会走过去将其踢下路基。

驶过我们修过的路,许多司机会鸣笛致意,一些司机会加速前行,一些司机全然没有感觉。特别是傍晚收工时,路过的车大多会主动停车,捎我们早些回家,也有司机忙着赶路,甚至车厢空着也对我们的搭车置之不理,这让我非常愤怒。一次泥石流堵断了公路,汽车排着队在泥水中挣扎,佘班长忙得顾不上我们这些小临时工,我们就柱着铁锹看热闹,不帮忙也不借铁锹,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收工的时候,佘班长推着胶轮车,一路走一路与我们聊天。他没有批评人,也没有讲修路的意义,只是说人要做好自己的事,要体谅别人的难处。夕阳下佘班长黝黑的脸,反射着红光,挺拔的身躯透着职业的尊严,成为我记忆永恒的瞬间。以后走过每一条路,我都知道修路人是用心还是没用心,也反省自己是否做好了自己的事,是否学会了体谅别人。

老师就如修路工,看护着人生的每一段行程,每一程都很重要。三岁上幼儿园的时候,记忆是模糊的,幼儿园的老师很难被人记住。我依稀记得幼儿园的陈老师,在奎星阁的古院里带着我们丢手绢,那时一位老师带着一堆学龄前儿童。儿子才离开幼儿园几年,便记不起自己老师的名字,也不认得那时的同学,他们一个班有几位老师,一级就好几个班,而且不断轮换,记不住情有可原。中国人常说,三岁看老,就像儿子幼儿园的大柏杨树,关键是根要扎得牢。儿子幼儿园毕业后,有一次正好在餐馆碰到他的老师,我立即帮忙买了单,真诚地对她们表示感谢。

上小学是系统掌握知识的开始,最重要是养成良好学习习惯。我的小学老师,记住的都是严格的老师。闵老师认真,她会反复纠正错误;任老师严厉,上课时会一直盯着你看,直到停止小动作;彭老师爱才,对学习好的孩子呵护有加;祁老师刻板,我都光荣考上大学了,她还当众指出我某字少一横,仍旧不给面子;曾校长忙碌,短发圆脸的她总是走路带风。我真诚地感谢他们,即使是在“读书无用论”流行的年代,他们依然坚守着阵地,努力教书育人。两棵大树,四间平房,我的小学校原是文庙,庙堂虽已破败,文脉依然传承。

中学是一个人奠定知识基础、确定人生方向最重要的阶段,对学生一生的前途特别重要。前段时间,在中学同学群里,发现有董老师的女儿,急忙打听老师的情况,才得知董老师已经去世多年,心里非常难过。董老师穿着随意,生活也很随性,抽烟喝酒,经常端着一个大瓷杯,夹着课本,歪着身子走进课堂,他上课时唾沫乱飞,时常表扬学生,大大激发起我们对语文课的信心。从县中下放到我们乡镇中学的黄老师,不改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都灌输给学生,让我们突然发现一直害怕的物理课,原来是这么有趣。

和他一样被下放的一批大学生老师,如梁老师端庄秀丽,讲课不急不慢;詹老师行为古怪,时常骑自行车操场绕圈;叶老师讲课时喜玩弄假牙,让人总担心会卡住他的喉咙;教地理的陈老师,居然相信我从小说上看来的消息,在课堂上宣布喜马拉雅山发现恐龙,后来我看到封面标明的科幻两字,心里很是不安,老师却宽容一笑。这些老师让我懂得坚守、信任、宽容、表扬,成为我当老师时的行为准则。每一位学生都有无限的可能性,只要你用心铺路,他们就会走好。

也有的老师让人一生无法忘记。乡镇中学的孩子普遍数学不好,我被抽起来答题本已心惊肉跳,老师嘲笑说答案等于“徐老二”,他喜欢当场羞辱学生,让我们更怕数学课。好不容易有堂音乐课,唱歌深情时不觉带出了啊音,音乐老师立即暴跳如雷,你啊什么?啊什么!让我至今不喜欢唱歌,从此灭了唱歌的兴致。英语老师刚进修回来,他努力教会我们26个字母,全部用汉字标音,到大学我只好选择学日语,也为弄清楚《地道战》电影里鬼子话是什么意思,那是时代给我们的局限,也成为我一生的局限。

我一直在想,老师,你多重要啊,特别是在人生的初始阶段,你有意无意中就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走向和行程,这是一个多么神圣的职业!前段时间在飞机上,正好与一位遵义的中学老师坐在一起,她带领全家老小到北京旅游,说起来日子过得不错,但她很有些自卑自嘲,我说同为老师,你比我重要。

大学我是误打误撞走进了中央民族学院的历史系。1952年的院系调整,让这里云集了原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一批著名学者,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等名人让历史系很有学术底气,号称实力仅次于北大、师大之后的“民老三”。

我进大学的1979年,正值中国拨乱反正的转型期,十年动乱让许多学者含冤抱屈,我们不断懵懂地到八宝山公墓参加追悼会。我的大学老师多是他们的学生辈,也有一些工农兵大学生,那时能够评上一个讲师,就是高职称了,有一位讲师授课,也足以让学生激动一阵。好在历史系学术传承没有中断,中国史、世界史、民族史系列讲授,古汉语、写作、职官志、版本学、目录学等课程齐全,考古课是到实地挖周墓,再加上一个多月的毕业调查实习,给我们打下扎实的学科基础,使得历史系培养的学生,一直口碑不错。大学阶段,最重要就是人生素质养成,为进一步发展奠基立根。

我的硕士研究生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依托的是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这是五十年代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和民族研究所分出的,学术传承上同根同脉,老师们都彼此熟悉。导师罗致平是老一代学者,导师卢勋则是第二代学者,两代学者联合培养,那时的研究生可是宝贝,那枚橘红色的校徽引人注目,走路都挺着胸膛。

我们在研究生院上综合课,在研究所上专业课,骑车游走于刚刚打通的北三环路。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草创之初,搬了好几次家,管理上比较宽松,学习上靠导师指导。罗先生学养深厚,但年事已高,强调多看书,卢先生精力旺盛,强调多做调查研究。硕士研究生阶段,一是学习和研究要结合,二是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看你的领悟能力和勤奋程度。罗致平先生后来回南方颐养,去世时我未能送行,一直遗憾在心。卢勋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专程前往抬棺,也算尽了份弟子心。

1987年我幸运地考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跟随费孝通先生念博士。如果说大学本科阶段培养的是素质,硕士阶段则偏重能力培训,博士阶段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给学生境界。既是做学问的境界,更是做人的境界。费先生培养学生,强调是师带徒的关系,方式是跟着走跟着学,他让我们跟着他参加学术活动,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上课方式多采用“席名纳”,即师生围绕一个主题讨论,这是当年他在英国念博士时导师马凌诺斯基的做法,马凌诺斯基每星期五的“今日人类学”,在浓烈的烟雾中激发学生的灵感。

比之做学问,费先生强调最多是做人,他说做学问首先是做人。他的一生“死”过三次,但从未放弃乐观和坚强,始终秉持从实求知的研究态度,立足于经世致用、志在富民的学术理念。他给我最大的影响一个是担当和责任,他的研究于国于民有用,于学术有意义;二是大局观,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和处理问题,才能把握时代的潮流;三是乐观向上精神,永远矢志不移,不为浮云遮望眼。他九十岁生日时,我专门请人做了一幅他的铜板画,并题诗一首:“九十一少年,笑谈人世间,力耕为富民,大同是心愿”。这是我对费孝通人生的理解。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田野调查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田野调查

我从2001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2003年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算起来也是有几十号弟子的老教师,但教育问题和老师角色变化也让我时常困惑。今天人们对中国的教育批评不少,可能最大的问题是忘记了教育的本质。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完成人的社会化,这不仅是让社会新成员掌握知识和技能,更是让他们学习社会规则,完成社会整合,培养合格新成员,从而完成社会的新陈代谢或代际更替。我们曾经清楚地表明教育就是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那时的教育方式可能有过问题,但教育方针是明确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方式越来越精细,教育规模也越来越庞大,但教育方向似乎有些犯迷糊,产生一些手段高于目标的颠倒性混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激发了社会发展活力,也带来效率优先的功利化取向,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失衡现象。受社会普遍功利化和浮躁化的影响,人们容易把教育只看作走向成功的手段,而成功又被简化为升官发财,甚至回归粗浅层面的欲望满足。家长也把教育看作竞争的工具,一句蛊惑人心的“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谁家都怕输,起跑线甚至一直推到胎教阶段,从幼儿园择校开始,上好小学、上好中学、然后是考一个好大学,最后去欧美留学,而且最好是留在发达国家工作生活,于是许多中国人变成了外国人,自己的孩子变成了别人的孩子。

“苦学生、苦老师、苦家长”的三苦教育,不断加码,让孩子们在身心成长的岁月变成苦读苦学,不仅让他们失去了学习的快乐,也丧失了学习的本来意义,甚至失去了童年的乐趣。一位才上小学的孩子,看到树下悠闲下棋的老人,也闹着要退休。苦完小学,再苦中学,考上大学则变成“耍大学”,大学生放纵自己流放青春,已经不是新鲜事,本该发光的岁月,却多在蹉跎中度过。有的人直到毕业时才想起就业难,于是为了找工作、落户口再考研究生,真正为学业为兴趣为志向的考生现在少了许多。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曾经说过一段震撼人心的话:“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之所以说是震撼,是因为他说出了我们共同的感觉和忧虑,而且在反腐败斗争中确实出现一批有才无德、有文凭无文化的年轻贪官。

我们是如何将一代人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能根子上是教书不育人。当年我考入仰望已久的北京大学,说实话首先被北大某些学生的自私自利行为所震惊,继而为北大“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精神所感动,接着为北大满大街越来越多的考研、出国、租房、约友、旅游、做生意的小广告所担忧。关键是社会的整体格局是做大了,还是做小了。

在一个格局变小的时代,老师自然不好当。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传道受业解惑三者并重,这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教育传统,而且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列动作,是让人有大格局和大作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平面化、碎片化时代,个人主义和自我意识增强,是无法抗拒的时代变化,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这种进步中也容易让我们变得短视而功利。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早就提出了警告并指明了方向。要想让社会格局做大,传道受业解惑之人,格局自然要大。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中国人把培养老师的学校叫师范,就包含着社会的期望,也是要求教师率先垂范。

这个教师节过得很忙碌,心情也很复杂。学生学员发来的祝福短信、微信,回复得手软。也是在这一天,得知一位大学老师的噩耗,立即去他家慰问。在北京求学的十多年里,经历了许多的老师,他们都是我敬爱的人。但交往最多就是这位老师,他在边疆工作了十多年,夫妻长期分居,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才调回北京,给我们讲授藏族史。他们一家人先住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筒子楼,到九十年代才分到一套60平方米左右的二居室,水泥地老家俱,简朴而温馨。比之受业来,这位老师更多是解惑,每当我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会静静地倾听,力所能及地给予指导和帮助。退休时夫妻俩人一是副教授,一是讲师,但从无抱怨,仍旧每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摘录史料,坚持完成了藏族历史资料的汇编。他生病住院以来,我好几次要去医院探望,家属都说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人生的暮色,甚至去世后也不愿惊动他人。他们一生只有默默奉献,没有自怨自艾,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一种师道的力量。

教师节,总想起家乡那座文庙大殿,那是我小学和中学老师们的办公室,是我从小就敬畏的地方。每个人的成长,都有老师一路陪同,他们默默地为一茬又一荐的年轻人铺路送行。当我们长大之后,他们就老了,就像夏天绚丽的花,变成秋天沉甸甸的果实,然后在冬日里凋零,化作春泥培殖新的生命。古老文庙那股看似消失了却还真实存在的香火,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传递。“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当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上的时候,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教书育人的职责不会改变,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文脉,也会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

2017年9月12日星期二

(本文原标题:《秋天,关于老师的思念》)

【责任编辑: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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