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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兼职教授,费孝通研究中心副主任。

生于1962

导读

保重,生于1962年的人,当我们快要走下工作舞台的时候,真正属于自己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

有人敲门。一打开是老汪那张笑盈盈的大脸,眼里透着老友再见的快乐。我说,老汪你一点没变;他说,你还是那么年轻。老汪是一位装修工人,他是按约定两年后来给房子“补妆”的。我们的友情开始于两年前的装修,亲近于关于年龄的攀比,我们都生于1962年,他比我大3天,按照南方民间的说法,我们是“老庚”。他帮我装修房子,这是缘分。

老汪说话略带口吃,办事总是不紧不慢。一个旧的油漆桶,装着他的工具和水杯。上身穿着工装,经常让汗水湿透,下身穿着廉价的裤子,总是粘着油漆,布鞋已经开口,但进屋必穿鞋套。几乎不喝给他泡的茶,也不随便动业主的家具,老汪很在意自己的职业形象。刚开始的聊天有些费劲,问一句答一句,老汪不喜欢说话。直到攀上了“老庚”,他的话多起来。我们的共同爱好是抽烟,交换着好烟或孬烟,关系立即亲近不少,老汪不仅话多起来,而且还很健谈。

老汪生长在安徽省桐城县的一个公社大院,我生长在四川省汶川县的一个公社大院,我们有着共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是,他的父亲18岁参加工作,后来担任公社书记,属于土生土长的“当权派”;我的父亲则是大学毕业援助少数民族地区“第二家乡”的知识分子,因为“出身”不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直降级到最基层的公社担任文书,属于被管制和排斥的那类人。我们之间有着阶层差距,也有着地区差距,老汪近一米八高大魁梧的身躯和我驼背瘦弱的体形,保留着那个时代的成长印记,我微突的肚腹和老汪挺拔的身材,也反映出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那个时代的干部总体清正廉洁,老汪的父亲并没有利用权力让老婆参加工作吃上“商品粮”,他母亲一直保留着农民身份。其实也是那时比较常见也比较实惠的“双轨制”搭配,有一份按时就来的工资,又有农村的自留地和口粮分配,粮菜不花钱不说,养一群鸡鸭和一两头猪,光是宅边地头的水果,或是地里拔根萝卜摘条黄瓜,就让我们这些纯机关干部子弟羡慕不已。

他父亲那个公社书记的位置,在那个时空下可是“高干”身份,对普通人来说,甚至可以做到生杀予夺。我母亲是家里唯一的“群众”,没能入党有些怪罪于我们当时的公社书记。书记文化水平不高,办事独断专行,每天几乎都喝得醉醺醺的,喜欢红着脖子骂人,他自己和他的两个儿子,都先后患肝癌去世。他大儿子与我同学,当警察后领到枪,就兴冲冲地找我过枪瘾,我们在山谷里打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人却少年早逝,想起来就让人痛心。

老汪的父母一气生了六个儿子,全部健康成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不是件容易的事。大多数人也不少生,一般只能存活3个左右,连我家这样的双职工家庭,父母一生的拌嘴大多都因为钱“扯不拢”。拿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派我到粮站买回当月所有的配给粮食,加上每人半斤肉二两油的“副食”供应,让人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公社开基层干部会议,最吸引人的就是青蒜炒腊肉和肉汤里煮的那一大锅萝卜,群众那时还不兴骂腐败,而说他们干部又在“拈闪闪”,说的是一块大肥肉挟在筷子上的那种感觉。供销社每次熬猪油,全街人都仰着脖子走路,那种香味一直扎进记忆最深处。

我们出生的1962年,共和国已经走出了最困难的时期,迎来了生育的高峰。老汪说三年困难时期他们村里没有饿死过人,而我常想起的是母亲讲过的一个故事:一对孤儿为了生存,哥哥将弟弟丢进了河里,弟弟说别让我死,我的饭全留给你吃!那哭声和随波远去的弱小身影,永远留在我的回想世界里。那会儿稍胖点的同学,绰号大多叫地主或胖子,长得胖的人叫“富泰相”,那是有福之人,不像今天的愁胖情结;人们一见面问候语是“吃了吗”,吃了就意味着又多过一天,真切地透着关怀,也不像今天的“你好”,客气后面是礼貌的距离。

学校教育是社会的过滤器,即使在那个时代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那会的基层干部几乎无暇顾及孩子,也不看重学习成绩,大家像野草一样自由生长。我们上的小学学制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就毕业,一会儿学工、一会儿学农,一会儿学军,就是没有好好学过知识。办农场栽树拾粪、学大寨改土造田,连学校最早的教学楼,也是学生背沙石“自力更生”建设的。

我们比五十年代生的人幸运,当过“红小兵”和“红卫兵”,没有赶上“上山下乡”。1976年后中国开始拨乱反正,学校教育也逐渐走向正轨。我们初中毕业时,一个同学拿的是肄业证,因而没有能够上高中,他至今耿耿于怀。他父亲也是位公社领导干部,扯着嗓子骂街:“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弟拿修业证(他把肄业念成修业),给修正主义一个姓,地富反坏分子的子女拿毕业证,这学校是给谁办的?”让学校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直到高中快毕业,我们才开设英语课,刚教完26个字母就参加高考,我居然还考了3分。

我一直感慨于教育改变命运。我从来不是优秀学生,也说不上学习多么努力,尤其是比那些刻苦勤奋的农民家庭出身的同学。1979年的高考,却让我直接从山里孩子成为北京城里人,我是所有中学同学中唯一的幸运儿。一是要感谢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们给大山深处的农村带去一拨现代文明,口琴、手风琴、样板戏以及篮球和电影,让我们知道还有另一个世界;二是要感谢“极左”时代倒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不幸让山区的孩子拥有了一个短暂但相对城乡平衡的受教育机会,而我就读的高中早在上世纪末就被撤并了;三是家庭环境的影响也是重要因素,我初中毕业最想上山下乡当自由自在的农民,让我父亲骂回学校继续上学,高中时他又不顾情面地让我留级多读一年,因而获得更好的高考成绩,家里有书且爱读书,也创造出比别人更好的学习氛围。

老汪的父母给了他们良好的长身体家境,却没有抓住受大学教育的机会。老汪家的六弟兄,三位念完高中,三位只念完初中,因为当时户口随母亲,他们大都是农民身份,只有一位弟弟因为当兵转业进了水管所,捧上了铁饭碗。大哥一直担任村支部书记,去年才下台,二哥就是当兵的那位,三哥在大包干后就经营小作坊,日子过得不错,老五家道小康,却英年死于癌症,老六做生意最大,家境最好。老汪是老四,从小就不爱学习,总是留级,上初中靠的是父亲的面子和高压,到高中说什么也不愿再读书。熬到初中毕业,立即选择学木工手艺,开始自食其力。在我考取硕士研究生的1984年,老汪跟随老乡一起来北京闯世界,从此就一直在北京顽强生存。作为北京快速现代化的具体建设者,他的资历比我更老。

在北京的日子是艰苦的。老汪一般早晨七点左右就到装修工地,一直干到晚上六点左右才返回出租房吃饭睡觉,中午就在外面对付一顿饭。他活好人善,一年除春节几天外,几乎每天都有人招呼他干活。辛苦一天,晚上回到出租屋喝点小酒,看两小时的电视剧,是他唯一的娱乐活动,几十年从来没有去参观过北京的风景名胜。他和大多数打工者一样,在北京就是为了赚钱攒钱,他们尽量降低生活成本,大多租住在城乡结合部房租最便宜的“城中村”。

北京在他们手里成长,也将这些外来劳动者一圈一圈向外赶。三十多年来,老汪从二环边搬到三环,接着过了四环和五环,现在租住在接近六环的地方,一间平房460元一月,交通从骑自行车、摩托车到乘公交地铁甚至走路。其中地铁似乎与他们的关系最紧密,老汪总结的经验是只要地铁票价一涨,他们的工资就会跟着水涨船高。

过去地铁票便宜,老汪说一直没有挣到太多的钱,但养大了三个女儿,在老家建了新房。现在大女儿已经在安庆市成家,他又拿出40多万元的储蓄,给另两个女儿在安庆市购买了一个4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让她们学了理发的手艺,开起一家美容美发店,据说每天营业额有一千多,还雇了两位小工,只等找好对象结婚成家,就算最后完成养育任务。

老汪的老婆原来一直在家乡照顾老人和孩子,现在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在几弟兄家按周轮流养老,老婆前几年也来北京打工,在一家医院做保洁,每月有三千多元的收入,老汪每天回家,都能够吃上热腾腾的饭菜,难怪他总是一脸的满足。我曾经去过安庆附近的农村调研,诺大的村庄全是新楼房,但一到晚上只有底层的厨房有点微弱的灯光,留守老人们一般就起居在厨房,为了省电爱用小功率灯泡。由此有了“两个耗子”理论:农民工在城市里租住在小平房和地下室,往往与耗子共生,而老家盖好的高大房屋,却空在那里任由耗子横行。

老汪说打算明年就回乡养老了。老家有七亩地,按每亩600元流转出去,一年能有四千多元的收入,加上农村社保的收入,医保也越来越完善,过日子没有问题。他压低声音,满是对老朋友的真诚,说出最关键的因素,这几年他又攒了60多万元钱,定存在银行,每年可取利息二万多元,足以支撑夫妻俩以后的生活。加上三个女儿孝顺,他基本没有后顾之忧。“去年我就存了13万元,还是北京好赚钱!但我老了,干不动了,所以要回家养老去了”。

大致一算,老汪的月收入与我差不多,都在万元左右,夫妻在北京每年只花掉2个月收入做生活费,把其他10个月的收入用来储蓄和养家,这可能是大多数农民工的常态。说起老家的房子,老汪含蓄地说比你的大一些,还带着个院子。究竟有多大?老汪谦虚地说也就是三层楼,不到五百平方米。我的天,这可是大好几倍啊!再问装修得如何,他说自己亲手做的,那眼神里的自豪,我知道他不愿再刺激我。

看着老汪不紧不慢地干着活,不仅得心应手,眼睛里也充满恬静和安宁,知足才能常乐啊。我先想起幸运两个字,我们出生于1962年的人,赶上过动乱,错过了苦难,迎来了兴旺,特别是北京这座城市,在我们的努力下变大变美,祖国日益富强,我们生活在一个好时代。

第二想起了命运两个字,时代给的机会可称之为运,这是个人很难改变的,每代人都有独特的成长背景和生存境遇,但同运不同命,各自走出的人生实践,可谓之为命。国运昌盛,我们也努力奋斗,生于1962的人,不偷懒不耍猾,对上对下负责,算得上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一代人。我在北京的几十年打拼,同样没有周末,虽然不坐班,不必早出晚归,但每天都处在工作状态,总有做不完的事情,甚至除了新闻联播,我很少完整看过一部电视剧。

第三想到的是“获得感”这个流行词,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谁的命更好?老汪养大了三个女儿,我还没有养大一个儿子,他可以明年自行退休,而我不能。他回家有大房子大院子,也有看不见年轻人的忧虑,而我的故乡和乡愁又在哪里呢?就连抽烟都不一样,老汪总是怡然自得地欣赏他的作品,抽烟时有一种劳动后的快感,而我抽的烟,冒出的似乎多了些焦虑。城里人是不是想得太多了?比起老汪们,我们或许应当多一些平常心。

分别的时候,老汪给我留下了地址,欢迎我将来去他老家看一看。我郑重地收藏起那张纸条,谋划着下一次的出行计划。老汪走了,心里又多一份牵挂。保重,生于1962年的人,当我们快要走下工作舞台的时候,真正属于自己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

2017年7月4日星期二晚十时

【责任编辑: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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