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许纪霖

许纪霖,著名学者。

一个活在喊痛的自由亦不得时代的文人

导读

早年的林语堂,也有怒目金刚的时候。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短短十年间,他经历了从战士到名士、从名士到隐士的两度变化。

一年前,当杨绛过世之后,围绕着钱锺书夫妇生前评价,知识界曾经有一场大争论。虽然早已偃旗息鼓,但问题依然沉甸甸地潜伏在心底。最近读林语堂的作品,又重新浮出水面:从林语堂到钱锺书,皆是以逍遥风流、超脱闲适的道家姿态行走于世,难道他们真的是放弃了家国情怀与天下责任的犬儒吗?我们如何走入他们的心灵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类型的知识分子?这篇小文,暂时放过钱锺书,来说一说林语堂。

一般读者,只记得写《吾土吾民》《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的林语堂,那是一个“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的优雅绅士,乐乐呵呵,雍然大度。然而,早年的林语堂,也有怒目金刚的时候。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短短十年间,他经历了从战士到名士、从名士到隐士的两度变化

聪明绝顶的林语堂少年得志,履历显赫,圣约翰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莱比锡大学博士,年纪轻轻就在清华、北大教书。二十年代京城的大学教授,分为《现代评论》与《语丝》两大阵营派,前者胡适是精神领袖,后者以鲁迅为马首是瞻。按照学术出身,林语堂应该归入前者,何况当年留学时胡适还倾其私囊资助过他。然而,林语堂毕竟出身于闽南一个小山村的牧师家庭,山野的自然蛮性让他不同于循规蹈矩的大户人家孩子,从小调皮捣蛋,精灵古怪。他最喜欢苏东坡,说“其可爱处,偏在他的刁皮”。

一个人在阵营对立时的站队,有时候未必全然取决于思想倾向,更多地是一种精神气质的选择,林语堂与胡适、陈西滢在思想上同属自由主义,但他不喜他们过于浓厚的一本正经的绅士派头;相反地,周氏兄弟身上那种名士气,反而更让他感到气味相投。周作人说过,自己身上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是流氓鬼。林语堂与周氏兄弟、钱玄同这些语丝同人一样,都是“双鬼”缠身,除了绅士气,还有些流氓气或匪气。大凡名士,既是正途出身,体制中人;又落拓不羁,反抗主流。亦正亦邪,集两气于一身。何时为正,何时为邪,要看人生的不同阶段和历史的具体情境。

林语堂(1895-1976)林语堂(1895-1976)

语丝时期的林语堂,以老顽童的资历,与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笔战,嬉笑怒骂,追随鲁迅痛打落水狗,抗议政府对女师大学生迫害,还在街头用竹竿、砖石与警察打仗,很有一种战士的气魄。对方骂语丝派是一群“学匪”,林语堂索性接过来,以土匪自居,写了一篇《祝土匪》,讽刺学者虽然讲道德、士风,其实最爱的是自己的脸面。“惟有土匪,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可以比较少作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太太很为丈夫担心,责问他为什么不好好教书,要去管闲事骂人?林语堂笑吟吟地回答:“骂人是保持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的丢尽了学者的人格。

北洋时期的北京,虽然政局混乱,但各路军阀,对读书人还算客气,只要不骂得太痛,听凭他们去折腾。乱世,是政治的不幸,有时却是文化的盛世、读书人的狂欢日。周作人说过:“文学方面的兴衰,总和政治情形的好坏相反背着的”。国家不统一,没有强力政府,纲常絮乱,文坛上人各“言志”,有思考和说话的自由,文学就有繁荣的春天。相反地,在太平盛世,统治者有精力来管文化,思想定于一尊,文学进入“载道”的路子,便进入了萧条的秋天。果然,等到北洋政权垮台,等来了国民党的一统天下,读书人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四一二大屠杀让林语堂见到了太多的血,新派的国民党杀起人来,比老派的北洋军阀更狠、更无人道,而且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对舆论的钳制也是清末以来所未见,仿佛一夜回到了雍正乾隆年代。

1928年,寓居上海的林语堂将前几年在北京写的战斗檄文编为《翦拂集》,在序言中流露出无限的悲哀:“勇气是没有了,但是留恋还有半分。远客异地的人反要做起剪纸招魂无谓的举动;南下两年来,反使我感觉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旧友的可爱。”严酷的舆论环境,令他不再想作无谓的牺牲,他告诉青年读者:“时代既无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将随而消灭。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觉沉寂的原因。有人以为这种沉寂的态度是青年的拓落,这话我不承认,我以为这只是青年人增进一点自卫的聪明。”

在政治高压之下,《语丝》同人分化了。鲁迅依然以自己的特立独行,坚守战士的姿态。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则从战壕里撤出,躲到一边变为了名士。郁达夫说:“我不是一个战士,只不过是一个作家。”周作人感叹:“清醒地都看见听见,又无力高声大喊,此乃是凡人的悲哀。”躲在八道湾胡同的知堂老人——其实并不老,只是心老了——看透了如今的民国,又回到了绝对专制的明代:“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林语堂也在上海的租界里发牢骚:“读书人谈不得国事,只好走入乐天主义,以放肆狂悖相效率。”

于是,周作人、林语堂这两大名士,一北一南,办了两份杂志《骆驼草》和《论语》,不再谈国事,讲闲话,玩古董,“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以林语堂为主心骨的《论语》第一次以“幽默”为标榜。他解释说,孔子的两部大作,《春秋》可以匡正世道人心,挽既倒于狂澜,跻国家于太平,让乱臣贼子发生恐怖。而《论语》,实在是老夫子的幽默之作,“孔子是一怀才不遇者,怀才不遇而不慷慨悲歌,此乃孔子幽默之最特别处及出发处”。

《论语》杂志《论语》杂志

《论语》时期的林语堂,虽然隐在租界,却算不上真正的隐士。他有名士的超脱潇洒,更有名士的愤世嫉俗。表面看起来平淡冲和,其实内心是有忿忿不平之气的。他与周作人都自比明代的名士,但正如周作人所说,“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循的色彩,但根本是反抗的”。中国的名士,从魏晋的竹林七贤、明末的公安竟陵,到民国的林语堂、周作人,悟透了统治者的残暴、社会的不讲理,他们不满、愤怒、悲伤,却有深刻的无力感,不得已打起精神,佯装成风流倜傥的潇洒,然而,在安全的半径范围之内,还是要对看不下去的黑暗讽刺几句,虽然是以幽默、调侃、正话反说的方式。

读《论语》杂志中的林语堂杂文,颇多这类带刺骨的幽默。他在谈到言论自由时说:人类虽有其语言,却比禽兽不自由得多。萧伯纳过沪时说,唯一有价值的自由,是受压迫者喊痛之自由。我们所需要的,正是喊痛的自由,并非说话的自由。不过,如何喊痛,与畜生不同,是需要有些技巧的。林语堂后来在《自传》中略带讽刺地总结:

我们所得的出版自由太多了,言论自由也太多了,而每当一个人可以开心见诚讲真话之时,说话和著作便不能成为艺术了。这言论自由究有甚好处?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我势不能不发展文笔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至于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

因为兼任蔡元培英文秘书,同时又符合内心追求自由的信念,林语堂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担任了重要的宣传主任一职。国民党最忌讳社会上有组织,你喊喊要人权也就罢了,一旦形成有国际影响的团体,政府势必置其死地而后安。暗杀的第一目标是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消息传来,林语堂第一次感受到切身的恐怖。家门口总是有来历不明的陌生人身影在晃动,林语堂两个星期没有出门,也不敢去出席杨杏佛的入殓仪式。鲁迅虽然也在传说中的暗杀名单上,但毅然决然不带家门钥匙,去参加了与杨的最后告别。事后他对林语堂的胆怯颇为不屑,对冯雪峰说:“连许寿裳都去了,这个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部分成员合影,右起:宋庆龄、杨杏佛、黎沛华(宋秘书)、林语堂、胡愈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部分成员合影,右起:宋庆龄、杨杏佛、黎沛华(宋秘书)、林语堂、胡愈之

差点溅到灰布长衫的血,让林语堂感到透心的恐惧。竹林七贤之中,大名士嵇康因孤高被杀。嵇康何罪之有?只是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又被小人诬陷,最后以一曲《广陵散》告别人间。今日之民国,其残暴较之魏晋有过之而无不及。屠刀逼迫之下,林语堂决定不再与屠夫纠缠,远离政治,回归内心。名士与隐士皆追求自由,但名士对“外在的自由”是在乎的,有机会还要讽刺几句。而隐士全然相忘于江湖,彻底回到“内心的自由”。纵然屋外风雨交加,也要在自我中撑起一爿不完美的小天地。

从创办《人间世》起,林语堂完成了第二度转变,从愤世嫉俗的名士蜕变为追求闲适的隐士。过去的他,身上有两个鬼与两种气质,如今绅士鬼完胜流氓鬼,隐士打败了叛徒。“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成为了林氏小品文的精神标志。如果说在《论语》时期林氏幽默尚带有一丝讽刺的话,那么到了《人间世》《宇宙风》时期,已经少了情绪与火气,更多地是生活的风月、文化的小摆设,从牙刷、吸烟到养鸟,无所不谈,而且谈得兴致勃勃,充满雅趣。他最欣赏的古代隐士是陶渊明,在《生活的艺术》中为陶氏有一个辩护;“也许有人以为陶渊明是‘逃避主义者’,但事实上他绝对不是。他要逃避的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的本身。”

谈到幽默,林语堂认为有庄子式的和陶渊明式的两种,庄子是阳性的幽默,愤怒的狂笑,而陶渊明是阴性的幽默,温和的微笑。“议论纵横之幽默,以庄为最,诗化自然之幽默,以陶为始。”林语堂说,中国人只知道幽默必是讽刺,不知幽默也可闲适的。不过,幽默的变调,让鲁迅对林语堂愈发有了成见。在《语丝》时期,他们原是并肩痛打落水狗的好战友,到了《论语》时期,鲁迅对林语堂“讽刺的幽默”尚有理解,但对于后来“闲适的幽默”,自然不能赞一词了。

在鲁迅看来,写不痛不痒的打油诗,“盖打油亦然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压,今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战士内心有狂气,故对名士的傲世尚能惺惺相惜。然而,战士最看不得隐士的明哲保身,而且还将之演绎为一套闲适人生、清谈哲学,无疑是误国误民、将粗粝的人心磨平,难怪鲁迅后来要对林语堂为首的闲适派文人说狠话、下重手了。

面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围攻,林语堂颇为不服,他反唇相讥:“清谈是孽政生出来的,不是孽政由谈生出来的。”言下之意,正统的道学先生没有勇气直面暴政抗议,只好拿无辜的清谈出气,打虎不敢将猫欺。他既鄙视政府的帮闲文人,也反感激进的左翼作家,将他们视为充满方巾气、道学气的“新旧卫道派”。他讽刺说:“今天有人虽写白话,实则在潜意识上中道学之毒甚深。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头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水也是救国,弄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喷嚏也不得安闲。”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闲适派文人,一南一北,以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代表。虽然都是清谈,但有京派与海派之分。北平的闲适派,从周作人到废名、俞平伯,都是大学教授,而上海的闲适派,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郁达夫等人,大都是文人墨客。曹聚仁说:海派必以西装、洋话、租界作掩护,而京派素以学问作掩护,因此海派不必谈学问,而京派非谈学问不可。谈不谈学问,差别很大。大学教授纵然把玩性灵,骨子里是严肃的,有学院的方巾气,喜欢掉书袋。而文人墨客做幽默文章,尺度就比较大,虽然鲜灵活泼,不免有轻薄、油滑之感。

林语堂在上海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相信“为人生而文学”的京派教授们对他是颇为不屑的,沈从文嘲笑说:“试想想,二十多岁的读者,活在目前这个国家里,哪里还有这种潇洒情趣,哪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朱光潜也批评说:“我反对这少数人把个人特别趣味加以鼓吹宣传,使它成为弥漫一世的风气。无论是个人的性格或是全民族的文化,最健全的理想是多方面的自由的发展。”

周作人与林语堂同为闲适派南北领袖,是有微妙差别的。三十年代初,在这两位的推崇之下,晚明小品文大红大紫,洛阳纸贵,“书架上不摆部公安竟陵派的东西,书架好像就没有面子;文章里不说到公安竟陵,不抄点明人尺牍,文章好像就不够精彩;嘴巴边不吐出袁中郎金圣叹的名字,不谈点小品散文之类,嘴巴好像就无法吐风流。”

林语堂对公安竟陵由衷地赞赏,而周作人是有一定保留的。林语堂推崇清季的随园主人袁枚,周作人却说:“我总不大喜欢袁公子的气味,觉得这有点薄与轻。”周作人与林语堂,一个是新古典主义,另一个是浪漫主义,同样是发思古之幽情,周作人是严肃的,有书斋中的夫子气;而林语堂是热烈的,更像一个在世俗中浸润的文人。周作人散发的是京城老派士大夫醇厚气息,而林语堂更接近上海滩城市中产阶级的新潮趣味。

古典也罢,浪漫也罢,这些还都是表相,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的精神气质差异。周作人骨子里是一个悲观的虚无主义者,少年时期与鲁迅有同样的心灵创伤,让他对社会的残酷和人心的淡漠有深切的感受,虽然在五四时期一度相信人文主义,但生命深处是虚无的。他说过:“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客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亦无非是自骗自罢了。这几年来却有了进步,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归于怀疑,这是我的‘转变方向’了。”

因为悲观,周作人愤世嫉俗,闲适只是表象,内心常有忿忿不平。1936年,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吐露自己的心声:“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中国是我的本国,是我歌于斯哭于斯的地方,可见眼见得那么不成样子,大事且莫谈,只一出去就看见女人的扎缚的小脚,又如此刻在写字耳边就满足后面人家所收广播的怪声的报告与旧戏,真不禁令人怒从心上起也。在这种情形里平淡的文情那里会出来,手底下永远是没有,只在心目中尚存在耳。”周作人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发表《五十自寿诗》,一时迎来众多名流的唱和,也招来左翼知识分子的群起而攻之,批评知堂老人“谈狐说鬼”是“逃避现实”,“背叛五四传统”。

虽然已经失和、却依然最深知周作人的鲁迅,颇为不屑激进左翼青年的浅薄,为他辩护说:周作人虽是对黑暗之力的逃避,但这逃避是不得已的,不是他所甘心的。所以在他的文字中,无论怎样,还处处可以找到他对黑暗的现实的各种各种的抗议的心情。鲁迅还反过来嘲讽那些好向文坛同路人施放冷箭的激进分子,此等攻击文字,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如果说周作人的闲适是抑制了内心的戾气、以读书和知性后世修出来的话,那么,林语堂的性灵则是天然浑成,是他性格中本来的一部分。从小在山野乡村活蹦乱跳的林语堂,是一个道家式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这是他的天性使然,无须刻苦修炼。他在《人生的艺术》中说过一段话:

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这种达观产生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天知命地过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地享受快乐的人生。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与思想虽然焕然一新,然而精神人格依然与传统士人一脉相承,胡适是温雅而严肃的儒者,鲁迅是特立独行的狂人,周作人是愤世嫉俗的名士,而林语堂,虽然年轻的时候与周氏兄弟走得很近,有狂狷一面,但到中年之后,渐入知天乐命的隐者一路

他最欣赏的,都是潇洒飘逸的道家式人物:从先秦的庄子、六朝的陶渊明,到宋代的苏东坡、晚明的袁宏道、清代的袁枚。他们所处的时代不是天下大乱,就是专制极其严酷,世道无常,命运多舛,读书人不得不循入自然寻求内心的自由,苟全性命于乱世。在不完美的世道里面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快乐,活出性灵;在不自由的血雨腥风中,守住自我的一爿天地,这就是林语堂所继承的中国道家式隐士的精神传统。

幽默、性灵、闲适,是林语堂在三十年代倡导、把玩的处世哲学。问题是,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能有优雅的人生吗?1932年,朱光潜在《谈美》一书的开场白中这样说:“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乞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林语堂所身体力行的,不过是美化人生而已,让平庸的日常生活变得优雅、变得超凡脱俗。在一个黑暗的世道之中,优雅的人生、对心灵自由的追求,何尝不是一种消极的抵抗?

林语堂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取意为孔子的“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他不喜欢豪言壮语式的“要如何如何”,更愿意以“不如何如何”守住为人的底线。《论语》杂志每期的封面内页,都印有林氏特有幽默风格的宣言:“不反革命”、“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爱护的人要尽量批评”、“不破口骂人”、“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不互相标榜、不做痰迷诗、不登香艳词”、“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不戒癖好,并不劝人戒烟”、“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

狂者鲁迅曾经讽刺林语堂的“有不为斋”:“‘有所不为’的,是卑鄙龌龊的事乎,抑非卑鄙龌龊的事乎?”而狷者林语堂纵然有万般软弱、胆怯,没有像战士那样继续与黑势力搏杀,但他守得住底线,不做那些连自己也看不起的丑陋之事。终其一生,大节无亏,洁身自好,在那个不自由的时代,也是一种难得的品质。

这样的文人是犬儒吗?林语堂在自传中讲了一个故事:古希腊的犬儒代阿今尼思,正流浪街头,睡在木桶中晒着太阳。亚力山大帝巡视经过,慕其大名,问他有何所求。代阿今尼思矜持地回答:“请陛下稍微站开,不要遮住阳光,这便是我唯一的请求。”在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的世道,对于文人的德性,林语堂有自己的理解:

做文人,而不准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途:那就是带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份自会高。要有点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份。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之文,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骨气,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有为不为的林语堂,就是这样的文人。

【责任编辑: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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