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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77年生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好读书不求甚解。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2004年起撰写博客至今。

“既然她能这样,我为什么要守规矩?”

导读

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博弈,与其说看谁更有理,倒不如说看谁更强,能阻止别人而推进自己想做的事。弱势群体想要捍卫权益,要么自己也变得强横,要么就通过关系去依靠强势者。

如今很多国内城市都在倡导楼顶绿化,而不少居民也都很有兴趣种点花草和蔬菜。我有位朋友所在的小区因为楼顶对所有居民开放,因而这样的热情更为高涨——几年前她们一家搬入顶楼时,就发现楼顶已被楼下的邻居摆上花盆,圈地种菜了。有些人家甚至用砖砌好一大块区域来地栽,再搭建起一个很大的鸽子笼,之后还改成养鸡。最终,她家也开始用大木箱来种菜和蔬果,因为如果不种,看来别家会越种越多。但没料到的是,不久前,小区物业忽然把楼顶所有的菜都拔了,原本长势不错的番茄、苦瓜、辣椒、茄子,全都齐根剪断,满地狼藉。

受了这无端的气,自然愤懑难平,而物业给出的说法是:根据《物权法》草案,楼顶空间归全体业主所公有,商品房小区本来就不允许在屋顶种菜。话是这么说,但多年来一直都有人这么做,2012年11月26日甚至《武汉晚报》还刊文倡议楼顶种菜,许多人正是受此鼓舞才开始的,为何忽然之间又不行了呢?起因说到底很简单:因为近期不少住户拒交物业费,理由是别人在楼顶种菜物业不管,于是物业就找了城管和一帮人,乒乒乓乓把小区里种的菜一扫而尽。违建的鸽子笼、隔间反倒视而不见,都没拆,可以种花但不能种菜(理由是“种菜就你一家吃,种花大家看”),种花的话也必须用花盆,不能用桶和木箱种。当然,种菜未必对,但现在这种未经沟通的暴力强制方式恐怕是最糟的。

在此让人啼笑皆非的一点是: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物业管理企业原本是业主选聘来为自己服务的,也就是说,业主才是掌握决定权的人,不满意时可以解雇物业;但在这件事中,却是物业在执掌着权力,甚至可以完全不顾业主的感受,花十几万请了一帮人(竟然还能这样使用物业管理费)来破坏业主的菜园,还声称会请媒体来曝光小区里种菜的事。尽管这家物业的服务并不好,但分散的业主意见却并不能通过业主委员会的渠道来解雇它。一些人不满种菜,是因为觉得自己没得到利益,他们也未必是真的不满别人家种菜,只是以此为由赖着不交物业费。

这件事可说折射出中国人在社会公共交往和社群自治上的诸多症结。首先是某种中国式的“公地的悲剧”,楼顶这样的空间理论上是业主共有,但因为权责不明,各家状况不一,于是谁都去竭力挤占一点,最终唯一的规则就是“公共的地方,谁占归谁”。对此一般有两种解决思路:一是明确不同区域的权利归属;二是保留公共区域,但其用途须通过共同协商决议。然而在中国社会常常是两者都缺失,最终每家自行其是,到头来遂取决于个别人自发的行为、态度,问题也就被归结到“人品”和“素质”上了。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公共交往就变成了个体之间的权力博弈,很多事都无法用“权利”和“规则”来解释。这个小区虽然认定楼顶是公共区域,但A栋的顶楼住户却不许任何人上去,说是会踩坏屋顶,结果那栋楼的居民甚至把花盆搬到B栋的楼顶——因为他们认识B栋里的某户,是这家让他们搬过去的。有些楼顶种花种菜,后来顶层有新住户入住,他家是城管,限时要别家把东西全搬走,别人就都不种了,空出来的地他们自家搭了个大房子种花。

由于这个经济适用房小区是蝶式结构的高层,一半的户型将原本可以朝南的单阳台不知何故却设计在了朝北的方向,因而很多人到楼顶晾晒,但也有的楼顶完全没人去晒,或者很少人晒,大概是顶楼住户不许,或者一开始就没人晒,也就这样一直做了;但B栋是物业所在,因而最初就有很多保安到楼顶晒衣服,住户也都到屋顶晒,结果整个小区就数B栋到楼顶晒衣服的人最多,特别是到了冬天,更要抢位置,容易发生矛盾——有些人说绳子是自己牵的,即便自己来得迟,也把别人的东西掀掉,要自己晒。

蝶式结构高层示意图蝶式结构高层示意图

概括来说,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博弈,最终与其说是看谁更守规则、更有理,倒不如说是看谁更强,能阻止别人的做法而推进自己想做的事。其结果是社会的丛林化,要不断进行“斗争”,而弱势群体想要捍卫自己的利益,要么自己也变得强横,要么就通过关系去依靠强势者。就像在这个小区里,物业强拆业主菜园时也是“选择性执法”,对城管那一家的违建就放过不管——不过他家种的一点菜也被象征性地禁了,事后他家人抱怨“连我家都被管了”。

事实上,那些拒交物业费的住户,尽管有一些确实是出于对服务的不满,但更多的也体现出这种力量上的公开对抗。这与其说是“纳税人”意识,倒不如说是历史上常见的一幕:越是弱势的群体越是要交税。《法国对突尼斯保护权的起源》一书中说,18世纪的突尼斯在向内陆部落征税时,“人民不是按照假定的或真实的收入来纳税,而是相反,根据他们的势力或对抗的能力来决定”。这番话完全可以一字不差地用以形容中国社会的普遍心态。

并不奇怪,这样的结果是物业没有服务意识,而业主也缺乏权利意识。两者的关系倒是更接近一个大家庭里的家长与诸多成员,由于权利边界不明、个体之间也并不完全平等,所以想要争取到自己的利益就得“会闹”,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当社会资源有限时,这种不公平性就会导致组织内部的成员不满,当他们无法求取自己期望的公平时,就会萌生一种危险的想法:即便只是为了捍卫自己应得的利益,都必须表现得强横一些,于是竞相去破坏规则。既然要竭力扩大自己的权益,又没有规则约束,那势必就会在有意无意间侵犯了别人的权益,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边界”在那里,而且在各自为战时,每个人还觉得自己仅仅是在自卫

这不只是一两个地方如此,甚至一向被认为遵守规则的上海也不例外。我一位同事的经历就是这种权力博弈恶化的典型写照,他家在上海西郊,但小区物业不作为:

旁边小区都写明‘外来车辆不得入内’,我们这儿呢,一进一出5块钱,有些车就进来停一周也5块钱,大门敞开。物业管不了,很多业主也就乱来,车位紧张,抢车位根本没什么理由可讲,没有私家车位,有几家就让老人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守着车位,有人来,就阻止说‘这是我家的车位’。有一次就见到他们吵起来,一个车主喊:‘你家的车位?你再说一遍?’还有更夸张的,有人在我的车位那边打了个桩,灌上水泥,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他从自己车位开车出来时,拉一把就好了,不用拉两把。为自己这点便利,就侵犯我的权益,我真是火冒三丈。搞到最后,我也停车不交钱了,物业要,我就说‘等你们管好了我再交’。”他讲到这里哈哈大笑:“最后就是看谁牛逼啊,谁怕谁!

以往在讨论这些事例时,最常见的是道德谴责(“素质低”“没公德心”“人品差”),近些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痛感中国人缺乏规则意识,这确实都有部分原因,但在我看来,之所以缺乏公德心和规则意识,并不是中国人本身有多差,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缺乏理性的公共交往所规训出来的一整套观念。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家长制色彩浓厚的社会,这从好的一面说是保留着某些人情味,但从坏的一面说则是对个人的行为缺乏硬性约束。这意味着,人们总觉得“规定是死的”、“制度也是人规定的”,从心底里就不相信没有任何活动的余地,因而只要你强横一点或有关系,那么总能享受凌驾于规则之上的好处,至少可以设法讨价还价。

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在组织内部,总有几个同事出了名的强硬,以至于明明是他们职责内的事,都不大敢去找他们,连正常的工作都安排不下去。不仅是同事和下属怕,甚至竟连上司也拿他们没办法。一些单位领导对那些迟到早退者也息事宁人,既不会开除,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一位朋友抱怨,有位刚毕业没几年的女同事,仗着男友给他们公司介绍过一点生意,每天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每周都请假,即使上班也是近中午11点才现身,我行我素,扣工资也无所谓。她无法理解老板一直隐忍不发,这不仅是个人面子的问题,而是会毒化整个气氛:团队里的人都会觉得“既然她能这样,我为什么要守规矩”?

为什么前两年有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任性胡为被严惩后,国内网民还欢呼?因为人们已经受够了总有人觉得可以靠着强横讨价还价的那一套。当他们看到这些犯事留学生的家长在美国试图贿赂法官,却被震惊的法官罪加一等之后,不免感觉十分痛快。但反过来说,这些家长为何会这么做?这未必是因为他们蠢,而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国内的规则是“软约束”的,却没想到美国社会的规则是非常硬性的。

由于不能产生有效约束,那么预算条件和规章制度就常常形同虚设,人们不会真正当回事,而总觉得还可以讨价还价。这样规则的底线就被不断试探和突破,到最后变成谁遵守谁吃亏

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差序格局”关系网也正是如此,由于人与人之间按具体情形被分为三六九等,人们不仅差别化对待不同的人,也要求自己享受不同于他人的权益。托关系、找后门,说到底无非是想寻求规则之外的特权。与此同时,由于“关系”能保证人们得到这样的差别化对待,因而很多人也习惯于办任何事都托关系,哪怕是陌生人之间都要建立起“拟亲属关系”(好比叫一声“哥”来套近乎),社会的互动博弈往往是在饭桌、聚会等非正式场合上决定的,因为这样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心理距离,让人产生亲近感。

由于社会交往的规则是“灵活”的、可通融的、因人而异的,因而人们很自然地觉得没必要严格遵守它,而把大量聪明劲儿花在如何尽量利用规则或突破规则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上。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是社会制度本身为个体行为提供了扭曲的激励。

这不是说中国社会原先没有规则,而是说,传统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差序格局”上的“礼法”,也就是说,每个人是依照自己的身份地位所定的规范在行事。当人们行事合乎这种规范时,便被称赞为“守礼”“做事有分寸”。但在近代以来这种传统社会结构逐渐瓦解之后,很多人便将这种新获得的自由表现为一种为所欲为的任性,几乎是没有自我约束地去追求自我权益的最大化。

这个症结如何解决?或许要等到中国原先的熟人社会逐渐瓦解,因为只有在一个陌生人社会,每个人才能真正被一视同仁地要求按统一的标准化的规章制度行事。只有那时,那种“软约束”的讨价还价空间才会渐趋消失,一就是一,没什么转圜余地,也不会因为你是谁而有所变通。也只有当规则的约束是硬性的时候,人们才会真正把这些规则当一回事,进而尊重、敬畏规则。在此基础上,才有望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在得到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时,也给别人以权利和自由。

(本文原标题:《中国社会中的权力博弈》)

【责任编辑: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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