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魏阳

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现在某大学任教。

孩子,我是教你做个好人呢,还是做个坏蛋?

导读

临死之前,范滂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道德的两难:父亲对儿子的爱,和自己的道德信仰之间,产生了艰难的冲突。

在我国,最容易当的是爹;最难当的,还是爹。

与其他民族相比,国人似乎总有抑制不住的做爹冲动;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常常是X你妈——潜意识里还是想当个便宜老爸。

可是,在深爱中国文化的学者看来,爹是我国最难做的工种。1927年王国维投水自尽后,陈寅恪在挽词中写道:“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

这里说的三纲,首先就是君臣、父子关系。在那个年代,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君权与父权,都被当作是吃人的礼教、奴役人的枷锁。陈寅恪这番话,颇有顶风作案,与新文化叫板的意味。然而,他心中的三纲,绝非指臣下与子女对君主和父亲的无条件服从;而是说君父应该成为臣子行为的榜样、道德的楷模。做不到的,就不配做君主和父亲。这种观念,用俗话说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的人不行,说到底还是上面的人自己乱来,怪不了别人。这种对君主和父亲的高标准严要求,是汉代儒学传统中的“三纲”理想,还没被君权扭曲之前的原始含义。

另一方面,对于臣下与儿女,陈寅恪也有很高的要求 。他说:“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这是说:就算君主是像亡国之君李煜一样的菜鸟,作为臣下也应该竭尽全力,期待他成为刘秀一样的明主。同理,就算你的朋友是背后捅刀、落井下石的小人,你也应该像鲍叔牙这样两肋插刀、生死相许的好基友一样善待他。再同理,就算碰到如舜的父亲瞽叟一样昏庸的爹,也要尽量用纯孝去感动他。

陈寅恪陈寅恪

有人说,这不是犯贱吗?猛一看似乎不合情理,但是,在陈寅恪眼中,脱离了世俗利害考虑之后,一种英雄主义情怀才能水落石出;对他人近乎固执的善意期待,仿佛耶稣别人打你左脸,给他右脸的悲悯;又仿佛《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明明是冉阿让偷走了教堂的银器,在赃物被追回后,却和警察说银器是自己送给冉阿让的。

这不是犯贱。这是在面对一个盗贼时,依然能从他的眼中看到圣洁灵魂的强大信念。这善意的感招,让罪犯冉阿让最终完成了自我的救赎,人格的升华。雨果的名著,可以看做是陈寅恪文化观的一个注脚。父子关系,在我国文化中,是一种至为崇高庄严的理想。

可是,理想归理想,古代中国的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常常十分恶劣。很多做父亲的,在自己人生的取舍上,可以杀身成仁,赴汤蹈火。可一旦涉及说服下一代,便无所适从,陷入迷惘。

汉代的党锢之祸,是士大夫和专制皇权的一次血淋淋对抗。当时,有不少坚信儒家理念的士大夫,企图凭着道德信仰,对抗围绕在皇帝身边的腐败宦官集团。这些人,最终被皇权轻易击败。比如清正廉洁的范滂,就被人诬陷入狱。在狱中,范滂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说:“我死了以后,请把我埋在首阳山旁,这样,我上不负皇天,下不愧伯夷、叔齐。” 这里说的伯夷、叔齐,是上古因为坚持自己的道德理想,饿死在首阳山的一对兄弟。

可面对儿子,范滂却陷入困惑。据说,在被逮捕处死之前,他给儿子的遗言是:““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后汉书》中这段对白语气颇为不畅,不少注释者怀疑,后两句原文应该是:“使汝为善,则我为恶。” 就是说:孩子,我如果教你做个坏人呢,那么这种坏事我不应该干。可是,我如果教你做个好人吧,那就是我自己做坏事了!“

黄庭坚书《范滂传》,《后汉书》说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黄庭坚书《范滂传》,《后汉书》说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不是吗?这样扭曲的年代,教孩子坚持理想做个好人,下场可能和老爹一样,死于非命。这时教人行善,实在是件作孽的事情。为了能好好生活,不如教孩子放弃善恶的信念,与社会同流合污,当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是,这又和范滂自己的人生原则相悖。就这样,临死之前,范滂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道德的两难:父亲对儿子的爱,和自己的道德信仰之间,产生了艰难的冲突。

孩子,我是教你做个好人呢,还是做个坏蛋呢?

在我看来,这绝不仅仅是个为人父母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根本的困境之一。

先秦的中国曾经有一种朴素的善恶有报观念。《左传》中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老子》中也有类似的话:“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就是说,善良的人们,总会得到老天的眷顾。冥冥之中,好人有好报。

可是,在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无处不在的专制权力,轻易地击碎了这种原始的道德观。人们发现,善恶与天道之间,根本毫无联系。尽管皇帝自称天子,想让皇权获得来自老天的道德支持,可是作为皇帝父亲的“老天”,实在虚无缥缈得很。所以自称“天子”的皇帝,总像个缺乏父亲管教的顽童,恣意妄为,横行无忌。

于是,失去老天眷顾的世界,总是好人不长命,坏蛋最得意。面对孩子,这么残忍的事实,善良的人们如何说出口?很多父亲,只能在迷惘中无所适从。

因为仗义直言,得罪了暴君的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无辜遭受宫刑,生不如死。熟悉历史的他,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中愤懑地感叹:

有人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伯夷、叔齐算是善人了吧,可是咋死得这么快呢?孔子有弟子七十人,颜渊最为好学,可偏偏他死得最早。老天就是这么对待好人的吗?盗蹠这样的大恶人,天天滥杀无辜,吃人心肝,无恶不作,带领数千党羽横行天下,结果呢?人家长寿快活一辈子。这特么是怎么回事?违法乱纪、坏事做绝的,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子孙也跟着沾光。品行高洁、循规蹈矩的,动不动遭遇灾祸,数不胜数。我实在搞不懂了,大家说的天道,到底是个什么鬼?(“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中国古代最好的历史学家,在道德信仰和残酷现实之间,陷入深深的迷惑。

司马迁的难题,在数百年后,依然无解。东晋的陶渊明,常常在朋友圈晒“采菊东篱下“的小确幸,可骨子里还是一个无法向生活妥协的老愤青。在一篇感慨人生的长文中,他几乎照抄了司马迁《史记》中这段对”天道“的质问,又加上了更多历史论据。和司马迁一样,陶渊明不得不承认,所谓善恶有报,实在没有任何根据。社会的经验,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好学与行义的代价,往往是生命的艰辛与不幸。所谓善有善报,不过是骗骗小孩的鬼话。(“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

古代中国人的世界中,一边是社会现实的腐败罪恶,一边是儒学说教的有气无力。原始儒学的信仰,可以让一个人杀身成仁,却不能说服一个困惑的父亲。汉帝国灭亡后魏晋玄学的兴起,佛教因果报应之说的盛行,实在并非偶然。地狱天堂的神话,多少弥补了汉代儒学中天道论的先天不足。

直到当代,范滂的难题,依然在华人世界的道德思索中,如幽灵般若隐若现。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杀人事件》描绘了60年代戒严时期的台湾。影片中的小四,正直善良,充满理想。小四在学校无辜被罚,他的父亲向校领导据理力争,却让儿子被记了大过。回家路上,父亲对儿子说:“如果一个人能为他没有犯过的错去道歉、去讨好的话,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读那么多书,就是要找出一个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照《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照

不料,这番对儿子的道德鼓励,却导致了小四与校领导更严重的冲突;后来,父亲自己也因故被关押审查,被人整得七荤八素。在儿子将要被学校开除之际,父亲终于明白这世道的厉害。对孩子的爱,让他不得不放下尊严,为自己没犯过的错,去向校领导道歉哀求;结果,开除的决定没变,却遭到了更多的羞辱。

长街漫漫,从学校落魄而出的这一对父子,相伴而行,形影相吊,终于离开始的地方越来越远。此时,影片中一片寂静无声,静得让人听见两千年前那同一个疑问:“孩子!我是教你做个好人呢,还是做个坏蛋呢?“

从《后汉书》到《牯岭街》,似乎依然是那个好人受难、恶人得意的时代;道德理想依然被权力绑架蹂躏;面对孩子,依然无语相对。这中国的爹,何时才不那么难当呢?

【责任编辑: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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