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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政治学博士,自由撰稿人。

最后的“电视”知识分子,那个珍贵的中年男人

导读

这些问题和对谈,已经不是知识分子风格的批评,很少涉及更深入的公共问题,这也是许知远的文章一直以来遭到批评的原因之一,却更接近一个公民的言说。

上上个周末,著名的德国死裤子乐队在长城脚下演出,这是这支成立三十多年的朋克乐队第一次在华公演。自然,五位乐队成员都已经老男人了,连台下雨中的观众也大多中年,这在中国音乐节当中颇为罕见。人们私下有些感叹,摇滚乐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属于老男人的爱好了,一个时代正在结束。

如果用摇滚乐的这般暗淡光景来比喻公知——公共知识分子们当下的境地,可能也蛮恰当。以至于,几年前台湾学界朋友来访闲谈时问道:“大陆的名嘴有哪些呢?”我举了几个,如窦文涛、陈鲁豫、朱军,还有陈晓楠,却迎来一脸懵。东海大学的那位教授解释说,台湾名嘴的意思是公共知识分子或电视政客,譬如早年的赵少康、陈文茜、周玉蔻、胡忠信,还有李敖。然后轮到我懵逼了,想了半天,也浮现不出大陆有任何一人堪称名嘴。

的确,若按照台湾的“名嘴”划分,大陆早就没有公知了。即使曾经有过几年百家讲坛式的辉煌后,留下的也只有于丹的心灵鸡汤,那不叫公知,最多算公共(心理)按摩师,遑论在电视媒体上评论时政、批评公共政策,或者进行各种辩论,让公众记住也尊敬知识分子这个群体。 尔今,公知群体仿佛一夜间烟消云散了,被集体消声了,他们的象牙塔自由主义尚且无力保卫自己,遑论保卫社会。

而且,2017年全国居民看电视的时间也第一次低于手机浏览时间,而北京地区的电视机开机率在几年前就徘徊在20%的全国最低位了,不用说电视公知这种名嘴没有空间,连传统电视节目和地方电视台都岌岌可危。娱乐至死的热闹风潮不仅没有缓解电视媒体的没落,反倒愈发不合时宜。

尽管如此,令人吃惊的,一位纸媒时代的公知,许知远,却在后电视时代做了一个“十三邀”的视频访谈,通过互联网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不仅这个访谈节目火了,访谈人物和话题成为网红议题,而且许知远也得到了新的评价,如同这个仿佛石器时代的访谈形式本身,却在互联网的Web 2.0时代复活了一个沉寂数年、甚至可能从未存在的公共形式,也就是电视公知。这到底算恐龙、化石,最后一个电视知识分子,还是第一个名嘴,或者只是类似“奇葩说”节目的风潮?许知远或者十三邀现象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大概是今天中国在快手、抖音等等之外最有趣的文化现象吧。

许知远的成名,代表一个时代的群体。他作为后三角地的一代,成长于1990年代末。那几年,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社会重新充满活力,互联网也刚刚普及,市场化媒体和私人书商开始挣得盆满钵满,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为舒适的几年。如同他的北大老师们,在相对宽松的空间里,利用市场化的纸媒赢得了声望和金钱,也培养出新的一代自由知识分子,并且形成一个新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而且,在21世纪初的几年,正是这些知识分子营造和改造的公共空间,包括以纸媒为中心的市场化媒体,新兴的互联网空间以及同时发育的NGO等。

许知远许知远

若以哈贝马斯的公共结构转型理论为参照,当深圳逐渐成为世界印刷中心的时候,包括许知远在内的这一批公知也因为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形成,一时间影响了中国公共舆论。甚至,在自耦合机制的相互促进下,这一印刷资本主义开始主动吸收公知进入媒体,包括当时互联网的著名写手——一种新类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新京报》评论部的组建,许知远也进入了《经济观察报》,获得了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平台。

只是,如同Kellner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他的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假设过于理想化,忽略了无论印刷媒体还是公共空间都处在控制下,哈贝马斯自己后来也承认19世纪后期开始公共领域出现了“再封建化”,垄断资本和强制政府对公共领域的操纵和分割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共识等的进程,中国印刷资本主义和公知的蜜月并没有持续多久。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一次评选出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后,当年底的《解放日报》和《光明日报》就发文“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也出现了分化:摩罗变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余杰从文艺批评转向时政批评,孔庆东则加入毛派,更多的人则在一片乐观气氛中投身权利运动,而公知的立场也悄悄从1990年代的启蒙和批评转为理性、客观和中立,试图将有限的公共空间和舆论维持在一个中间场,区别于保守的官方意识形态和那时在互联网初现端倪的民间激进声音。这很像1960年代欧洲的新左派,既要反对资本主义,又要与苏联划清界限。

结果之一,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在后期便衍生出一个所谓“左翼自由主义”,这是后话。而对许知远来说,印刷资本主义的垂青帮助他进入《经济观察报》,在这家市场化财经报纸的文艺写作才奠定了他日后的真正定位——为资本增加一些文艺气息和公共批评,几乎拷贝了哈贝马斯意义上最初的从城市文学公共领域向公共批评的愉快交谈的转变模式,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不过, 如果与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或者鲁迅相比,他们都是从真正的文学大家转向对所有公共议题的批判而成为著名公知,中国当下或者过去三十年几乎找不出合格的公知,许知远也只具备后者而且是对公共议题的选择性批评。即使在美国,罗素·雅各比(Russel Jacoby)也在1987年哀叹最后的知识分子正在消失,梅勒、加尔布雷思和丹尼尔·贝尔的时代已经过去,尽管今天我们还能在纽时上读到保罗·克鲁格曼的专栏,但是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只能在欧洲发现了,例如哈贝马斯以及他所倡导的哲学家作为公知。这一串名单很长,包括英国的西蒙·克里切利( Simon Critchley) 、西班牙的维克多利亚·坎普斯 (Victoria Camps)、法国的让-卢克·南锡、比利时的香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意大利的吉安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还有德国的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美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家朱迪·巴特勒也可能跻身其中。

不过,在欧洲大陆,如果要论最知名的电视公知,则非齐泽克莫属。这位斯洛文尼亚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精神分析哲学家,多所美国和欧洲大学的客座教授,著述等身,也是电视的红人。他对自身也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与专家,后者包括哪怕大学里的社会学家,做过精彩的区分。

2011年7月1日他在英国发表电视演讲,说知识分子重要的是发现和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而且,哲学家的发问不同于科学,例如,哲学家不会问是否存在真相,而是问当你在说真实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他在无数电视访谈上都表现出了一种其他知识分子少有的能力,就是把海德格尔的原教旨本体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有女记者纳奥米·克莱因的震撼主义掺乎在一起,然后吐槽所谓自由、宽容的民主社会。更关键的,贯穿他所有电视谈话的主题,真实和理解一样都是辩证的:每个生活域都被框定了(enframed),若从某个不可见的框架看。

齐泽克对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这种自反性批评,与哈贝马斯理想主义的鼓吹交流行动然后达成共识相去甚远,如同Kellner的类似批评,电视媒体只是制造特定阶级的共识而已,知识分子在其中的表演更像是一个公共性的幻觉。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埃也曾专门批评过此类电视公知,认为他们和媒体“互搭梯子”、狼狈为奸,为了追求商业通俗化的收视率而共同消解艺术、科学的先锋性,公知在其中的角色十分可疑,例如他所批评的雷蒙·阿隆。而阿隆在最近几年的中国知识分子那里却颇受欢迎。

以此观照许知远,大概可以庆幸他能逃过电视繁荣时代成为所谓电视知识分子的命运,那大概是于丹等人的专享,也是自觉隔离齐泽克风格的电视哲学家的电视媒体所无法接受的,更不用说他无论如何也不太上镜。电视媒体对这些“纸媒公知”们始终关闭着大门,发育中的公共性在电视机构面前遇到了壁垒,公共批判也止于此,而批评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是依赖公共性的,这对中国公知几乎是致命的限制,妨碍了他们之成为公知。但是,对许知远来说,还曾经有一个因素,他太年轻。

就像许多文艺青年牢记“出名要趁早”,毫无生活阅历就早早投身专业写作,既无社会经验和专业积累,更缺乏生活冲击,在温室中只能依靠读大量文学作品和《论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之类的叙事指南来搞创作,许知远和一干大学甫毕业就进入媒体的记者、评论员一样,类乎时尚杂志以月入数千的年轻编辑的审美来指导新富们消费的方式。他们惯用文艺青年的煽情手法、简单正义和常识真理来写作“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感动”的社论,却在大厦将倾时茫然无知。

当然,在中老年们已经世故、圆滑、知识陈旧的时代,这些年轻知识分子的公共写作确实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和气氛,也为他们积累了宝贵的社会资本。对许知远来说,这段纸媒经历不仅为他赢得了日后年轻资本的青睐,更多的收获或许在于游历世界、阅人无数,虽然在哲学深度上毫无进展,却摆脱了大多数田园自由主义者坐井观天的狭隘。

更难得的,在财经媒体的写作,而非文艺杂志阵地的竞争,也纵容了他继续以欧化却佶屈聱牙的文字风格掩饰他批评背后的哲学缺失。这和同时代几乎所有年轻写手追求阅读快感的畅快、年轻人贪食麻辣烫的汗爽、和社交媒体时代的爱情快餐都大相径庭,也为今天许知远面对各色人等能够保持本色、举重若轻奠定了话语风格基础。

毕竟,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话语就是不同的存在形式,也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当他“看过”现象的“多种可能性”后,对话便成为可能。在他自己看来,这种拒绝文化快感的态度意味着差异感以及对差异的感知,只有在多年后与马东的对谈时才能爆发出此种差异感对公众的冒犯;也意味着从未停止反思,而非典型文青的自我中心主义,尽管许知远的几乎所有叙事仍然停留在“我”的视角,迥异于其他公知的客观视角。

这为他拉开了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的距离,也从形式和精神上告别了他的文青伙伴们。那些小伙伴的意义,如维也纳小组或者林徽因沙龙、47楼的小圈子,一直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言说想象,妨碍了他们真正进入公共域,成为齐泽克;也在环境变化后,随着印刷资本主义和互联网营造的公共空间的萎缩,沦为愤世嫉俗者,沉迷于过时的图腾或者易经,以政治占卜如预言大洪水来临装神弄鬼,维系着小圈子的存在感。

当且只有当,他从“知识分子的背叛”潮流中幸存下来,年纪和阅历足够大,进入不太油腻的中年男人的行列,他的二十年长发和白衬衣终于变成一个IP了,而且新兴的互联网力量终于超过了电视媒体之后,他也终于有机会像齐泽克定义的哲学家的任务那样向所有人提出问题而且那些问题是属于他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一个迟来的“电视”公知便在两季的“十三邀”中诞生了。

他的那些发问,许多问题看上去像是准备不足,或者不合时宜,甚至充满许多政治不正确的大男子主义,还间杂不少“何不食肉糜”,针对的主要还是文艺明星,以及若干创业者,指向的也不是现象,而是现象的“诸多可能性”,便会奇妙地发生与受访者的冲突,那几乎是难以事先安排的。

严格地说,这些问题和对谈,已经不是知识分子风格的批评,很少涉及更深入的公共问题,这也是许知远的文章一直以来遭到批评的原因之一,却更接近一个公民的言说。那就是说真话,提出问题,这在当下似乎更为难得。类似的,特别是在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离开校园后,继续不懈地接受媒体访问、撰写评论,努力实践着公民的言说,而不是某个小圈子的声音外放。意味着,公民的言说可能是保持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唯一希望,那或许也是这个时代珍贵的中年男人吧。

【责任编辑: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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