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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映红,高校心理学教师,自由撰稿人,从事心理学科普写作。

从产妇坠亡到程序员自杀,道德审判是没有门槛的狂欢

导读

不难设想,一个对自己婚姻关系真正满意的人,在面对无论是孕妇坠亡事件,还是创业老板自杀事件时,无须假想出一个“渣丈夫”来慰藉自己;也不必对“毒妻”感到愤懑难解。

最近连续发生的两件事情,都演变成了一众围观群众“道德审判”的狂欢节。

先是一名待产的孕妇在医院跳楼坠亡了,医院为卸责率先发布了一则声明,声称被后来调查证实为子虚乌有的家属再三拒绝医院建议的剖宫产,导致孕妇疼痛难忍因而精神失控跳楼坠亡。很快,舆论就一边倒地批评和指责家属,特别是坠亡孕妇的丈夫。某自媒体大号发文直斥孕妇丈夫“我确认他是个人渣”“我确认他是个无赖”。某明星在微博上也痛骂家属“家属?这群间接杀人犯!!!”

接下来是一名互联网创业老板因前妻的讹诈而自杀了,死前他将自己与前妻的交往经过以及委屈通过互联网公之于众。迅速地,对涉嫌骗婚的蛇蝎毒妻的批判就成为强大的舆论洪流。

9月7日,WePhone创始人自杀,留言称被前妻逼死9月7日,WePhone创始人自杀,留言称被前妻逼死

两件事情,一名待产孕妇自行坠亡了,一名互联网创业老板自杀了,舆论先是怒斥“渣丈夫”,然后又痛骂“毒妻”,任何与主流舆论相冲突的观点,哪怕是质疑或者仅仅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也同样会被道德感爆棚的主流舆论碾过。

有意思的是,第一件事情开始发酵,主流舆论开始挥舞道德大棒对“渣丈夫”进行无情鞭笞的时候,我撰文提出质疑,从医院疑点重重的声明以及家属针锋相对的说法来看,起码是真相未明,何不让真相飞一会儿再下嘴不迟?结果,这篇文章被数以万计读者留言批评教育,俨然我就成了为家属“洗地”的无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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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情开始发酵,声讨蛇蝎毒妻正逐渐形成强大的舆论洪流的时候,我撰文提出结婚有风险,关键还是自己是否成长成熟的观点,认为毕竟相亲、拍拖、结婚、离婚以及达成离婚协议,作为成年人不都建立在情愿,起码是同意的基础之上吗?读者的反应不出意料,客气的语重心长告诫我是在落井下石;不客气的就直接揭露我原来是蛇蝎毒妻雇佣的“水军”。哈,真该谢谢这些道德感高亢的群众提醒我该到哪里去收钱。

事实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基于互联网传播的扁平化和即时性,任何一起涉及评判事主家庭内部的公共事件从曝光到引发舆论热议的整个过程中,都不大可能是一件用简单标签就可以概括的事情。从理性的角度,涉及到家庭内部夫妻之间,有太多外人无法揣测的隐情,很难一边倒地将其中一方描绘成万恶不赦的毒狼,而将另一方勾勒成无辜的小绵羊。人类越是亲密的关系,越是在频繁互动中产生恩怨,滋生是非。古人尚且知道“清官难断家务事”,今人却偏偏在压根儿不认识事主并且无法核实所接收信息的情况下,却言之凿凿地要对“渣丈夫”以及“毒妻“进行道德审判并当众宣布。

舆论的道德审判最终被证明是对的,抑或根本就是错了,其实并不重要。像在孕妇坠亡事件中,随着媒体以及警方深入调查反复核对曝光信息,最终证明死亡孕妇的丈夫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与万千家庭中的丈夫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是一名“渣丈夫”。换言之,此前一边倒痛斥“渣丈夫”的舆论不过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又一例罢了,舆论的道德审判显然成了投向本就痛失亲人的无辜者的石头。

因此,在互联网创业老板自杀的事件中,即便涉嫌骗婚讹诈的“毒妻”被最终坐实,并受到法律的制裁,舆论的道德审判也没有什么值得荣耀的。法律并没有禁止一个人为了钱而结婚,也没有禁止一个为了钱而不择手段的人结婚。死者已矣,而一件令人痛心的公共事件给人的教训难道不是应该告诫后来者擦亮眼睛,结婚之前先成长成熟吗?

在这两起涉及妻子或前夫死亡的公共事件中,人们之所以会热衷道德审判而不愿从理性的角度更多地思考,除了基于移动互联网和社交APP所带来的信息过载压力以及在频繁和便捷的交流中所更容易形成群体极化效应以外,恐怕也反映了社会人群对婚姻或伴侣关系的不安和焦虑的投射

美国犯罪心理学的统计数据显示,大约20%的谋杀案或过失杀人案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其中绝大多数是配偶之间。如果把范围扩大到亲密伴侣(包括但未必是婚姻配偶),那么每年谋杀案的三分之一发生在亲密伴侣之间。

枕边人成为谋杀案主要和重要的犯罪人,这还不包括虐待、遗弃、忽视而导致的死亡。因此,当社会人群阅读到产妇坠亡事件的报道,即便是医院单方面的声明疑点重重,但对自己有可能在生产时因为丈夫的冷漠而被葬送的不安和焦虑就压倒了理性。不用说,在产妇坠亡事件中感受最为强烈,挥舞道德大棒最为凌厉的绝大多数都是女性,从脑门上贴着“女权”两个字的作家,到心有余悸的家庭主妇。

同样地,当社会人群阅读到同时也是码农的互联网创业老板自杀的报道,对自己有可能遇人不淑,或者已经遇人不淑而也可能被葬送的不安和焦虑就压倒了理性。不用说,在互联网创业老板自杀事件中感受最为强烈,挥舞道德大棒最为凌厉的大多数都是男性,其中码农群体恐怕又是其中的中坚。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曾经在他的小说中这么描述笔下人物:每个平静理性的人,在他们的身体里都藏有另外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对死亡充满恐惧。一个人越是对自己的婚姻,或自己未来的婚姻没有信心,也就越容易从孕妇坠亡事件中看到一个“渣丈夫”;也越容易从互联网创业老板自杀事件中对“毒妻”感到更多的愤怒。他们担心枕边人成为戕害自己的元凶,而这种不安和恐惧正好通过涉及到评判死者配偶的公共事件而投射出来,宣泄出来。

心理学家杰夫·格林伯格(Jeff Greenberg)与他的搭档一起对人们面对死亡以及如何缓解死亡焦虑而提出了著名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这个理论模型印证并解释了当人们被提醒死亡时,会表现出更强烈的爱国心、更坚定的宗教信念、对文化规范更大的顺从,也更倾向于惩罚那些道德上的败坏者。

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人们在两起公共事件中有着强烈的道德审判的冲动和反应。孕妇坠亡也好,创业老板自杀也好,都提醒了人们死亡事实,而为了缓解死亡带来的焦虑,那么人们就必须启动各种心理防御机制。道德感更强烈,以及更加倾向于惩罚道德上的败坏者,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将个人的自尊嵌入到道德这种群体规范中以获得力量感和价值感的途径;而对道德上的败坏者,哪怕是假想的败坏者的惩罚,一方面从心理上昭示自我与群体是一体的从而缓解个体所独自面对死亡时的焦虑,另一方面则同时又能宣泄掉焦虑带来的负面情绪。

不言而喻,相对于更加理性地看待和评判一件公共事件(这会带来认知上的压力,有认知上的门槛);或者致力于建设和维系一个积极的婚姻伴侣关系(这需要相对成熟的亲密能力、健全的人格以及积极的心态,有人格发展上的门槛),通过道德审判式的宣泄,显然是更为轻松,没有门槛的一种表达。

不难设想,如果是一个对自己婚姻关系真正感到满意的人,在阅读无论是孕妇坠亡事件,还是创业老板自杀事件的相关报道时,她无须假想出一个“渣丈夫”来慰藉自己;他也不必对“毒妻”感到耿耿于怀,愤懑难解。相对而言,他们可以更为理性的,而不是愤怒地来看待这些事件。

说到底,我们都很容易用他人的故事来浇自己块垒。

【责任编辑: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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