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邵建

邵建,金陵教书匠。出版有《胡适与鲁迅——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等。

1789年7月14日法兰西记事

“国王就是最大的面包商”

导读

至于贵族阴谋论是指亲王们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粮食,以便能够达到推翻内克的目的。贵族们恨透了这位财政大臣。面对自由贸易必然带来的粮食投机,民众以骚乱给予回应。

1789年7月14日-15日深夜,睡梦中的路易十六被宫中的管家叫醒,来人是利昂库尔公爵拉罗什富科。公爵告诉他白天巴黎发生的事件:巴士底狱被市民攻陷了,内中的囚犯也放跑了,法兰西卫队在与平民对抗时站到他们一边了。路易十六不禁失口:“人民反叛了(revolt)”。“不,陛下,人民革命了(revolution)”。

若干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史书或史论都载有以上相传的一幕。此刻,身为国王的路易十六不在首都巴黎,而在离巴黎西南方向20英里的凡尔赛宫。国王不住巴黎住凡尔赛宫,是从路易十四时开始形成的传统,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问题是,身为君主或中央政府所在的凡尔赛宫,甚至这里还正开着历史上著名的三级会议,居然对巴黎发生的“反叛/革命”无所知晓?

18世纪没有电话,消息最快也得靠马。其实在当天较晚的时候,一位叫作诺阿耶的议员从巴黎给国民议会带来了首都的消息。来者讲述了这一天巴黎的情形。正在主持会议的国民议会主席感到事重,紧急停会,带着来人匆匆去皇宫向国王报告。没料到狩猎一天的路易十六很疲倦,告知自己已召回军队,而且马上要上床睡觉了。显然,国王是迟钝的,巴黎那几天的局势如同干柴烈火,他不可能无知。但他缺乏相应的举措。

不论此刻他是否确切知晓巴黎到底发生了什么,他都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对这个国家乃至他个人的影响。他上床睡去了。直到夜半被公爵叫醒,懵懂中终于明白事情的严重,不禁失声。但一切都晚了。

路易十六路易十六

7月14日,巴黎到底发生了什么。

法国大革命是和1789年7月14日这一天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法国大革命的标志性的一天,也是今天的法国国庆节。“革命”一词出自利昂库尔公爵之口;但,这一天,按其实,是一场群体性的暴乱。“暴乱”一词在此中性,即民众动用暴力导致社会失序并解体,整个国家由此进入无政府。至于它是革命还是叛乱,那只是人们的理解或解释,并且出于不同立场。一切历史都离不开解释,叙述本身就内含着解释;否则没有历史。设若历史不经由叙述,就等于没有历史。

把时间推到一年以前。1788年7月13日,一股强劲的风暴席卷法国北方大部,冰雹从天而降,砸死了许多牲畜与人。即将收获的谷物更是惨遭摧残,造成该年粮食大面积减产。接着,1788和1789之交的巴黎,又经历了一个酷冷的冬季,温度常在零下18以下。由于工业缺乏燃料,导致大批巴黎工人失业。

失业和谷物短缺给1789年的春天带来了灾难。青黄不接时期,面包价格不断飙升。巴士底狱事件之前,粮价就攀升到路易十四以来的历史顶峰。失业人口不论,即使有工资者,一个普通城市工人仅仅为口粮,也要花掉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二。当时法国人口2600万,巴黎人口70万,当一个民族大部分陷入口粮恐慌,它会发生什么呢。

关于巴黎粮荒,一位7月14日事变的目击者说:

越是接近7月14日,饥荒越是严重。每个面包店都被人群包围着,人们极尽吝啬地给他们分发面包……面包普遍都是颜色发黑,沾满泥沙,味道苦涩,能让人喉咙发炎,肠胃生疼。在军事学校和其他的货栈,我看到的面粉质地吓人,有些面粉凝结成黄色的块状物,恶臭熏人,而且这种面粉块硬度惊人,需要用斧头反复劈砍才能破开。我自己为弄到这种可怕的面包历尽艰难,这本已让我心生反感,而给我分发这种客饭的人员更是令人生厌,我决心拒绝这种食物。晚上,我前往加武咖啡馆,幸好那里有人给我留了两块叫做笛子的小面包,这就是整整一个星期内我吃到的全部面包。”[注1]

显然这位目击者还是一位富人,普通的面包于他尚且如此,那些一般平民以及因粮荒大量涌入巴黎的流民将会如何呢。

1789年三级会议1789年三级会议

1789年春天,正是三级会议召开前的选举阶段。第三等级因为人数众多,采取的是复式选举。各省先是选举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出与会的第三等级代表。第一次选举只要是年满25岁的男性纳税人并有固定住所即获得选举权。这是整个欧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次民主盛事。但民主未必能带来秩序,同时民主也不能当面包吃。此刻的巴黎,秩序毋宁正在失守。

当然首先是因为面包。民众要求政府把面包价格下降同时每日工资上涨;但在面包师看来,如果面包按市民要求的价格下降,他们宁可不烤。这就是民众与民众之间的冲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骚乱中往往是女性会起带头作用。她们是主妇,家庭的生存压力首先是她们扛着。她们抱怨面包价格太贵,男人工资太少。一旦肠胃受到威胁,她们能做的就是涌上街头,用剪刀和小刀刺开粮袋。大家一拥而上,就地抢粮。有的给钱,有的不给。有时市民还武装起来直接到乡村去搜索粮食。

一个地主家因为没有发现粮食而被愤怒的人们杀死,但在地主家的酒窖里,大家却喝得烂醉。喝不完的葡萄酒遍地横流。农村送往城市的粮食,尽管有骑兵护卫,但成群的男男女女手执斧头枪支,公然拦下抢劫。

1789年1月9日,法国西部卢瓦尔省南特市市政厅被民众攻入,民众一边高呼自由万岁,一边高呼国王万岁。在民众看来,自由就是他们可以用任何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压低面包价格,比如不交一切税。这种吊诡式的口号以后一再出现于法国大革命中,直到路易十六被关押。

在巴士底狱事件发生前几个月,法国各地骚乱事件已有300多起。此刻,“法国已无安全可言,财产甚至生命都面临危险。首要的财产权,即生存资料的所有权,已经数千次被侵犯,而且到处受威胁,随时可能失去。”[注2]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发生前的社会状况。整个法兰西,尤其巴黎,只差一根火柴了。

1789年10月5日凡尔赛的妇女运动1789年10月5日凡尔赛的妇女运动

此刻,路易十六政府在做什么呢。还是1788年8月,法国财政大臣内克重新复职。面对到来的自然灾害,他终止了路易十六登基时(1774)所采用的重农主义杜尔哥的政策。杜尔哥等人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反对政府控制物价,主张贸易自由。因为只有农产品价格上升,才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推动耕种面积的扩大和耕作方法的改良。非此无法解决农产量的问题,特别是逢灾年时。也就是说,面对18世纪法兰西人口的增长,农业却没能做好准备。此刻法兰西真正需要的未必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技术形态的农业革命。

但,贸易自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政府却习惯了用权力作为市场的调控手段,而且民众也反对政府以贸易自由为由放弃家长的责任。所以杜尔哥很快就干不下去了,上任两年即下台。上台的是内克,只是内克从1776到1781,也受到权贵排挤下台。

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在路易十六手上反反复复,像过山车。到内克第二次上台,面对的就是整个法兰西几无余粮的险境。他首先从国外进口谷物并给予补贴以救济。面对国内市场,其举措是用政府看得见的手控制市场,严防面包价格上涨。同时通过各省监察官寻找被囤积的粮食,必要时将其征缴或强制出售。内克的举措是反自由主义的,但在灾难逼近的当口作为紧急措施并非不当。因此,第二次上台后的内克颇得民心,声望与日俱增。

自从1778年法国用大量金钱支持美国独立战争以来,自己的财政日益陷入困境。巨大的财政赤字逼迫法国政府不得不向贵族开征土地税,本来征税的负担几乎全在第三等级那一边。当仅靠第三等级再也榨不出油水,唯一能做的就是社会各个等级平均分摊捐税。但这一点触犯了贵族等级的利益,代表贵族等级的巴黎最高法院断然拒绝,并要求召开全国性的三级会议。因为按照三级会议的历史惯例,只有它才能决定税收问题。

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路易十六只能退步。这个巨大的财政空缺,并不是靠内克上台就能解决。内克第二次上台,国库里只有25万法郎。因此,民间盛传一种国王阴谋论和贵族阴谋论。意指国王有意不控制面包价格,甚至面粉高价也是有意为之。这样可以从民众手上搜刮钱财,消除财政赤字。

至于贵族阴谋论是指亲王们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粮食,以便能够达到推翻内克的目的。贵族们恨透了这位财政大臣。面对自由贸易必然带来的粮食投机,民众以骚乱给予回应。针对民间与政府的对立,有学者认为:

平民阶级最关心的是粮食供应机制。早在路易十五统治后期,他们就开始反对受重农主义模式影响的自由派提出的政策,指责这些政策是饥荒阴谋。……王室的救济政策一直在传统的家长式管理和将家长身份去神圣化的近代意识形态间摇摆。这种犹豫不决也是大革命时期的特点,因为它同样面临着民众对生存权的期待和资本主义与国家新需求间的矛盾。但是大革命诞生于饥荒阴谋论的气氛中,……在下层阶级看来,国王就是最大的面包商。”[注3]

这句话可以有两种解释。一,国王就应当承担面包商的责任,它必须解决它的子民的面包问题。专制制度下的民众视国王为父母,父母有养育子民的责任。二,面对眼前的饥荒,除了自然灾害,还有人为的粮食囤积和投机。国王(包括贵族)就是最大的囤积者。民众基于这样的认知,骚乱也就不断发生了。

财政大臣雅克·内克财政大臣雅克·内克

把时间推到1789年7月14日的前三个月。这是4月下旬的巴黎,史家书写法国革命往往都不会忽略这一影响盛大的“雷韦永事件”。它是层出不穷的巴黎骚乱事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法兰西三级会议定于5月5日召开,但巴黎直到4月21日才开始进行初选。23日巴黎圣玛格丽特区的初选会议上,墙纸制造商雷韦永建议面包价格应该降到日工资15个苏的水平,这样工薪阶层才能支付。

雷韦永自己也是工人出身,他的工厂大约有350名工人,他开出的工资每天25苏。即使刚刚经历过那个可怕的冬天,很多工厂因为燃料缺乏而停工。他依然给暂时解雇的工人每天发15个苏。但他的话传了出去,却变成了工人工资下降而非面包价格下降。同一天,在另外一个区的初选会上,另一个制造商昂里奥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消息传到社会,肚子嗷嗷叫的民众怒不可遏。

从当时巴黎警察局长呈递路易十六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开始几天还是小骚乱。到4月27日情况突变。下午3时左右,据当时一位书商目击者叫哈代的说:有数百名工人手持棍棒,以鼓手为前导,举着雷韦永的模拟画像游街示众,然后焚烧。当他们来到雷韦永家,发现门口有50名骑兵守卫,遂转向另一条街上昂里奥的家。捣毁了他的家具和物品,然后半夜被警察驱散。这一天没有发生流血。

但28号第二天,情节进入高潮。更多的民众卷土重来。不少人突入沿街的住户,劝说或强行要求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另有人在大街上拉人入伙,还到处逼问过往行人,支持第三等级还是支持贵族。

晚上六点多钟,民众突破骑兵的封锁,闯入了雷韦永的家,一边喊着混乱的口号“第三等级万岁”“国王万岁”“内克万岁”;一边开始冲砸焚烧。所有的东西都扔进烈火中,金银器被大量抢走,不少人冲进酒窖,喝得烂醉,以至不省人事。这样失控的场面,靠几十名骑兵远不够用,援兵不断从各处赶来。迎接他们的是雨点般的瓦片和各种物什。被酒精燃烧因而显得格外暴怒和狂热的民众完全置生死于度外,现场指挥的沙特勒公爵终于下令开枪,横尸遍地,暴乱平息。

《绝代艳后》中展现的贵族奢华生活,与内文无关。《绝代艳后》中展现的贵族奢华生活,与内文无关。

这实际上是近三个月后的7月14日事件的预演,甚至是比那一天更厉害的事件。因为后来警方大事化小只上报此一事件死亡25人,受伤22人;但实际数字远不止于此。目击者哈代认为死亡者有900多人,另一目击者仅在一座房子的花园里就看见七八十具尸体。如果死亡几百人的话,那么攻陷巴士底狱的死亡数字还不足一百人。

但,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的标识日而4月28日不是,盖因为后者被镇压了下去,同时后者暴乱的对象是一个制造商,前者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专制城堡。但,有4月28就会有7月14。

两起事件都发生在巴黎东部的圣安东区,那里是底层平民居住的地方,巴士底狱也正在那里。事后,圣安托万区一个居民在他的《写给国王的一封信》中表示:“陛下,最近这些骚动完全应该归罪于面包的高价。”目击者哈代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暴动者在占领雷韦永住宅后,“宣布他们的意图是要求面包减价。”[注4]

1789年上半年在法国发生的一切,包括4月28日事件和其后的巴士底狱事件,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都是面包。并不否认在面包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三级会议的召开,长期以来民众对贵族的痛恨,穷人对富人的敌意(以上事件,工人出身的资本家雷韦永本身就属于第三等级,但人们冲入他家时却高呼第三等级万岁,这实际是穷人万岁了,现代以来的民粹主义即由此起)。

但如果没有当年的面包恐慌,就不会有一连串而来的7月14日事件。至于这一连串的暴动是叛乱还是革命,只是解释不同。暴动的原因很直接,也很简单;但意义可以根据需要附加,并由此为其定性。

把时间推到7月14日事件前三天。7月11日路易十六要求内克辞职并离开法国。12日下午,消息不胫而走。由于内克坚持谷物控制和面包价格补贴,故此他的去职导致社会惶恐不安,认为宫廷阴谋开始付诸行动。地处巴黎市中心的罗亚尔宫沸腾了。

罗亚尔宫是奥尔良公爵的私人宅邸,于1780年向公众开放。由于奥尔良公爵是波旁王室的幼支,有王位继承权,因此他开放罗亚尔宫也是别具用意的。事实上当时是有舆论用奥尔良公爵取代路易十六。

1789年上半年,罗亚尔宫成了各色人等的麇集之地。外地流民来这里,小报文人来这里,冒险者来这里,投机客来这里,赌徒来这里,妓女来这里,巴黎市民也来这里。这里有赌场、咖啡馆、游乐厅、妓院。由于是私人花园,警察无从过问。大革命之前,罗亚尔宫更是成为巴黎的舆论中心、小道消息散布中心、各种小册子发放中心、文人演讲中心和民众鼓动中心。

当时一位英国游客阿瑟·扬于1789年6月9日这样记录他眼中的罗亚尔宫:

我到罗亚尔宫去看最近有什么新的出版物,并将所有出版物编目。每个小时都有新的东西出来。今天出版了13本,昨天16本,上周29本……从门到柜台都摆满了书……这些书刊中的百分之九十五是歌颂自由的,大多数猛烈抨击教士和贵族……但罗亚尔宫的咖啡屋的景象更加让人惊异,不仅屋里坐满了人,还有翘首以盼的人群在门口和窗户旁,聚精会神地聆听某个演说家的讲话,演说家则往往站在桌椅上滔滔不绝地向听众发言。人们倾听其发言时的期望之高,以及每当他们提议对现有政府采取更普遍的抵抗和暴力时,其获得的掌声之雷动,都是难以想象的。”[注5]

长期以来,罗亚尔宫成功地对民众情绪进行了发酵,这一次维护民众利益的内克又被迫去职,消息从凡尔赛传到巴黎,巴黎愤怒了:“不多时,全城震动,到处都聚集着一些人,有10000多人涌到罗亚尔宫去,由于听到这个消息而表示愤慨,准备有所行动,但又不知如何着手。有个名叫卡米尔·德穆兰的非常勇敢的青年,他是人群中经常演说的一个。他跳上桌子,拿着手枪,喊道:‘公民们,一刻也不能延迟了,内克尔已被免职,这是一次警钟,要发生屠杀爱国者的圣巴泰勒米日事件了!今天晚上,那些瑞士兵和德意志兵就要从练兵场里开出来杀我们!我们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拿起武器。’”[注6]

德穆兰是个年轻的煽动型演说家,后来和丹东一道被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巴黎民众对德穆兰这样的声音已不陌生,1789年7月1日那位后来被刺杀的马拉就发表告人民书:“啊,我的同胞们,你们每时每刻都要注视着大臣们的行动以便决定自己的行动。他们的目的是解散我们的国民议会,他们唯一的手段是发动内战。大臣们在挑动骚乱!……他们在你们周围安置了由士兵和刺刀组成的可怕的机器。”[注7]从马拉到徳穆兰,本来巴黎已被民众的激情架在了干柴堆上,一席话如同划着了的火柴,首都开始燃烧了。

卡米尔·德穆兰的画像卡米尔·德穆兰的画像

激怒的民众此时最需要的是武器。因此“7月12日夜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武器:各修道院都受到了搜查,首都各区的枪炮匠、造甲匠和马具匠的作坊都遭到了抢劫。一些要求赔偿的声明一直保存到现在。例如,圣列厄教区格勒讷塔大街的枪炮作坊老板马瑟勒·亚洛报告说,他的作坊在清晨2时遭到了一群人的抢劫,带头的是让·罗培大街上的造甲匠帮工;他们拿走了价值24000里弗的毛瑟枪、手枪和刀剑。圣米契尔乔的马具匠报告说,他有价值390里弗的皮带和吊带被抢走。

巴杜贝克街(圣让安格累夫教区)的枪炮和刀剑作坊老板布鲁恩呈递了一份要求赔偿4348里弗的申请书,说他的铺子被抢劫不下30次,一共抢去了150把剑和40打刀片,58把猎用匕首,10对手枪和8支毛瑟枪。

圣塞佛林教区的另一个刀匠诉苦说,他的铺子在7月12日和13日遭到了好几次抢劫,有大量刀、剑和没有安刀柄的刀片被许多人拿走,这些人不肯付钱,理由是‘将用这些东西来保卫首都’,他的损失达6684里弗。巴黎枪炮匠最后向国民议会呈递的报告说明全部损失达151118里弗。”由于这是革命不是抢劫,所以最后所有的人都没有得到赔偿。[注8]

7月13日的巴黎已经陷入一片混乱的抢劫中。据泰纳,一伙乱民用斧头劈开遣使会的大门,砸烂图书室、壁橱、墙框、实验室等。又冲进酒窖,打破酒桶狂饮。24小时以后,酒窖里留下三十来具尸体和将死之人,他们浑身上下酒气熏天,有男有女。在一座宅邸前面,街上遍地是残骸碎屑,乱民们手上拿着酒罐,强迫行人喝酒,又向所有过路人泼酒。

葡萄酒像河水一样在斜坡上流淌,空气中充斥着刺鼻的酒味。除了搜寻武器,面包店和葡萄酒点普遍被抢劫。人们拿着火枪、梭镖和铁钎撬开商店的门面,分发饮食物品和钱财武器。

克罗斯内先生是受巴黎敬重的一位人士,只是因为担任警察总长而被追打,好容易逃脱性命,但房子却被民众洗劫一空。各种社会渣滓趁势而起,包括大批流民、外乡人和失业者。因为秩序已经不存在,他们想做什么都可以。如同在过一个盛大的节日。

也是在7月13日早晨,巴黎第三等级代表选举人在市政厅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作为临时市政府。自五月代表离开巴黎后,完成选举任务的407名选举人并未解散,他们经常集会讨论局势。内克解职,动乱即起。驻守巴黎的法兰西近卫军已经倒戈,站在第三等级一边。其他部队稍一出动,不仅士兵不听令,而且军事长官也怕内乱,同时也没接到上峰之令,因而带领部队撤出巴黎。巴黎出现了权力真空。

试图填补这一真空的就是刚成立的市政委员会。他们决定自己武装自己,用民兵即后来的国民自卫军来维持秩序。对这些拥有财产的选举人来说,乱民未必不比宫廷更可怕,毕竟他们面对的是一场近在眼前的财产洗劫,宫廷却没有这方面的威胁。

当时巴黎共有六十个选区,每一选区建立一支200人(后增加至800人)的武装队伍。国民自卫军是把雇工、失业者和流浪汉排除在外的,因为除了对付宫廷,更重要的就是对付他们。他们正是劫乱之源。但国民自卫军的出场颇尴尬,他们之中的一位写道:“我们压不住人们的怒气,如果做得太过分,他们会杀了我们。现在不是和他们讲道理的时候。”[注9]

Jean-Pierre Houel油画“巴士底”Jean-Pierre Houel油画“巴士底”

如果巴黎市政厅的常设委员会是想理性地重建秩序的话,那么来自罗亚尔宫巨大的民众力量却是非理性的。虽然那里没有一个预谋性的策划组织,但,像马拉、德穆兰那样的煽动家客观上起了组织者的作用。他们的言论推波助澜,点燃了民众内心深处的本能火药桶。一经燃爆,一切都不可收拾。因此,这时的巴黎不是理性引领着非理性,而是疯狂的非理性裹挟着理性让它溃不成军。

根据泰纳的描述:为了解市政厅之围,一位选举人被迫命人带领六桶炸药,并警告入侵者说他要炸毁一切。乱民们挑出一位军事指挥官,用二十把刺刀顶住他的胸口足足有十五分钟。市政厅的委员会成员不止一次面临集体屠杀的危险。围墙里大家在交涉,外面一千五百人受十万人的催促想要进去。木质护墙板炸裂,软垫长凳一个个被掀翻,办公桌一直被推到主席台。这种骚乱让人感到世界末日的到临。

地狱一般的哭喊,歌唱声,咆哮声,人们已经不能自已。大多不知自己在何方,在做什么。每个区都是一个小的骚乱中心,罗亚尔宫则是它们当中最大的一个。整个市区人群的洪流到处阻塞。除了道路的走向和沿途遇到的意外,人们没有任何向导,一会儿在这里聚合,一会儿又在那里汇涌。

但,尽管除此,市政厅这一天无疑成了巴黎的中心。无论是乱民还是民兵都需要武器。选举人只好把当时的巴黎商会会长也是巴黎行政长官的弗勒塞尔请来,因为他了解巴黎的军事情况。可是,他也许是想限制武器弹药的分配,因而许诺一再没有兑现,让暴怒的民众不止一次产生上当感,甚至认为自己被出卖。

第二天弗勒塞尔就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市政委员会为了解除民众的疑虑,下令锻造五万支长矛。人们立即行动起来。整个夜里,巴黎灯火不灭,到处都是巡逻队,为了防止宫廷突袭。其实,祸乱不自宫廷,宫廷压根就没有镇压的指令。市民完全是自我扰动,乱自己生。

那时,整个城市已经听不到理性的声音,巴黎就像一个人头攒动大广场,那密集的人如同煮沸了的一锅粥,到处都冒着亢奋的气泡。可是夜火还在燃烧。

天亮便是7月14日,这是后来的法兰西国庆节。因为据说这一天法国人民获得了自由。

对于武器和弹药的搜索一直在继续着:14日早晨,河对岸的伤病院遭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抢劫。按照目睹这种事情的撒克逊大使萨尔摩的说法,有七八千市民参加了抢劫;哈代写道,在混乱中,许多人都被挤伤了。院长松布罗叶侯爵部下的士兵都不再支持他,于是他被迫打开大门。他后来报告说:有3万支以上的毛瑟枪被抢走了,其中至少有12000支落入了‘危险分子的手中’。同时,人们开始高呼:到巴士底去!”[注10]

到巴士底去,直接目的还是武器和弹药,因为那里有储备。巴士底狱建于14世纪,原是一处军事要塞,后改为监狱。此刻监狱里关着七个犯人,另外还有一百多守军。巴士底狱在巴黎东头的圣安东区,和伦敦一样,东头正是穷人居住的地方。因此攻打巴士底狱也以圣安东区的居民为主。

按照法国史学家马德楞的说法:巴士底“这座大监牢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大炮台。墙垛上有几尊炮,不过是助兴的东西,照例遇着庆贺时节放的,有多少年来未曾放过一炮了。来往的人哪一天走过不看见这座炮呢!不过今天忽然觉得这些炮是危险东西。”[注11]于是这座古堡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关于这一事件,不妨先看法国已故的两位左翼史学家亦即革命史学家的叙述:

7月14日,巴黎选举人与旧市府组成了永久委员会,数次派代表要求巴士底堡指挥官将武器交给民军,把堡上的大炮移开。最后一批代表虽然带着表示其为使者的白旗,可是堡上向他们开枪,于是围攻开始。”[注12]

14日晨,人们从伤病院取来三万两千支枪武装民兵,接着又要求巴士底狱交出武器。由于驻军较少,堡垒的指挥官德洛内一边进行交涉,一边下令守军撤出前院。群众随即进占。高达三十米的垒墙,围有二十五米宽的堑勾,沟内放满了水,德洛内对骚乱并不害怕。但是由于失去镇定,他下令开了枪。一些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在混乱中后退……”[注13]

按照第一条叙述是巴士底首先开枪,然后民众开始围攻。第二条叙述是指挥官德诺内失去镇定才下令开枪。但事实是这样吗。本文这里采信的是出生于法国大革命中的历史学家米涅(1796-1884)和已逝的英国左翼史学家里德(1910-1993)。前者成书早,1824年出版。不仅不受后来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一般说来史实越早相对越可靠。后者虽然有意识形态笼罩,但它注释性强,材料俱来自作者亲手在巴黎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过录。

围攻巴士底是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应该说是一种群体自发,它并非出于有组织的策划,甚至缺乏明确的指挥。对市政委员会而言,它只希望对方交出军火,并没有把它拿下的企图。因此一连派了两拨代表前去谈判。

第一拨代表约十点进入巴士底,受到了很友好的接待,并被邀请共进午餐。第二拨代表是圣路易文化区的图里奥,他要求德诺内改变炮口方向。德的回答是他无权把炮卸下来,但可以把炮后撤几步拉出炮眼。

堡外民众的呼声要求官兵投降,这一点为德诺内明确拒绝。图里奥要求堡内官兵不要与人民为敌,官兵一致发誓,如果不是遭到攻击决不使用武器。这就是堡内的态度:既不会投降,也不会主动开枪。图里奥出来巴士底,把谈判情况告诉大家,就去市政委员会汇报了。市政委员会面对此一僵局手足无措,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民众自己解决问题了。图里奥离开后,群体情绪和炎热的气温同时飙升。“群众急不可耐,要求堡垒投降。不时可以听到人群中发出这样的喊声:拿下巴士底狱,拿下巴士底狱!有两个人比别人更加坚决,一下子从人群中走出来,向一队卫兵冲过去,用斧子砍大吊桥的铁链。士兵们高声叫他们后撤,威胁着要朝他们开枪;可是他们继续砍,很快就把铁链砍断,放下吊桥,和人群一起冲过去。他们进到第二座吊桥,也想把它放倒。这时守备部队朝他们开了一排火枪,把他们驱散。他们又卷土重来,连续好几个小时,他们集中全力攻第二座吊桥,要塞不断开火阻止他们接近。被这阵顽抗激怒了的群众试图用斧子劈开大门,同时火烧守备队;可是守备队打了一发开花弹,这对围攻者是致命的一击,杀伤了其中的许多人。”[注14]

这样的叙述,里德和米涅具有高度趋同性。由此可见,并非以上马迪厄所说:堡上开枪,于是群众围攻开始。实际情形正好相反。另外,德诺内因为失去镇定下令开枪,明显属于臆测。开枪毋宁是出于职守。同时当时的场面也违背了巴士底堡答应图里奥的条件,不遭攻击不开枪(在马德楞的《法国大革命史》里是民众冲进第一座吊桥后的院子里率先向守兵开枪)。后来确定的死亡数字是98人,受伤73人。

解决僵局的是大炮。法兰西卫队的一位士官带领士兵把早晨收缴的几门大炮架起来对准巴士底,德诺内屈服了。他愿意投降,但守军必须被赦免。激怒的民众不答应,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德诺内点燃了一根火绳想引爆弹药与城堡同归于尽,但被手下的一名瑞士兵士阻止了。他最终下令放下吊桥,民众一拥而进,只有一百余名守军的巴士底陷落了。那名劝阻德诺内的兵士手腕被人一刀砍下,身上刺穿两剑,然后被吊了起来。其中一位被俘获的军官后来回忆:

没有武器的人朝我扔石头;妇女咬牙切齿,朝我挥舞拳头。我后面的两个兵士已被杀害……吊死我的呼声随处可闻,但最后我还是到了离市政厅几百步远的地方,就在我的前方,有人将一个人头穿在长矛上,并把长矛伸到我眼前要我仔细端详,还告诉我说这就是德劳内。”[注15]

是的,德诺内便没有这位军官的幸运了。“巴士底狱攻陷之后,监狱长被一群极为兴奋的人团团围住,从四面八方对他拳脚相加。有人建议吊死他,砍下他的头,把他拴在马尾巴上。在反抗过程中,他踢到了一个在场的人,于是有人建议,让那个挨踢的人用刀割断监狱长的脖子。这个建议立刻获得在场人的一致赞同。这个人,一个干完活的厨子,来巴士底狱的主要原因是无所事事的好奇心,他只是想来看看发生了什么。然而由于普遍的意见就是如此,于是他也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为,甚至自以为应为杀死一个恶棍而得到一枚勋章。他用一把借来的刀切那裸露出来的脖子,因为武器有些钝了,他没能切得动。于是他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把黑柄小刀(既然有厨子的手艺,他对切肉应当很有经验),成功地执行了命令。”[注16]

巴士底被攻陷的消息传到市政厅,乱哄哄的民众围住巴黎商会会长弗勒塞尔和选举人。因为前一天弗勒塞尔指点民众去搜寻武器弹药,民众都跑了空,便怀疑他是有意欺骗。此时有人说从德诺内身上搜出弗勒塞尔给他的信,这更坐实了弗勒塞尔和宫廷的勾结。民众怒不可遏,要把他送到罗亚尔宫去审判。弗勒塞尔答应了,他走出市政厅不远,一个陌生人迎面对他开了一枪。顿时毙命。然而,人们并没有饶过他。和德诺内的待遇一样,尸体被切碎,头颅被割下,并用矛尖高高挑起。“随后把所有的首级都摆列在御苑示众。有亲眼看见当时的情景的人说道:‘有许多人(包括小孩)看见流血人头,居然不害怕,还有人头之下跳舞,一面大声喊道:可惜杀的不多,最好杀他一千个。’这就是大流血的起点。”[注17]

在罗亚尔宫,当时在巴黎的英国人里格比(Rigby)博士“描述了自己见到的情况。首先一大群民众走过,高高地挑起那座被攻克的堡垒的钥匙,宣布‘我们攻占了巴士底狱’。人们的喜悦难以言表,陌生人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我们也自由了,我们两国之间永远不会再发生战争。’然后是另一支队伍,他们也喊叫着沉浸于快乐之中;不过旁观他们的英国人却感到惊恐,因为他们的战利品是那些被谋杀的士兵的脑袋。……引发复仇行动的思想与取得的重要成就是如此不相称,给外国公使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注18]

1792年8月10日,巴黎市民攻下王宫1792年8月10日,巴黎市民攻下王宫

这就是7月14日事件。此一事件是叛乱还是革命,都只是看法;重要的是它的本相。它因面包而起,复因内克被辞职而发。一发而不可收。但它的作用和影响是多重的。于朝廷,王权庶几落地。于国民议会,化解了与宫廷博弈的政治危机。于民众,这是一个新的权力崛起。和前此的英伦光荣革命不同,它开启了一个“政治革命社会化”的时代。民众及其暴力显示了改变社会秩序的巨大能量。以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国家革命俱以法兰西革命为母本。因此7月14日这一天除事实判断外,后人更多地还是倾向于对它作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以至事实被遮蔽或者不重要)。

这项工作首先就是巴黎选举人开始的。他们见风转舵,从起初的事实到后来的意义赋予本身就意味深长。这是法国革命研究者马德楞的楬橥:

殊不知,到了第二天早上,巴黎的市侩们(指巴黎选举人)听说国民代表们在维尔塞(即凡尔赛)很以七月十四日这天是极有荣誉的一天,市侩们就起首想到要居功。十三日晚上,这群市侩正在那里联合抵御土匪扰乱地方,以为十四日的闹事,是土匪横行的事。到了十五日这一天就变了腔,要作为是巴黎反抗专制的举动,骨子里实在是他们的大失败,却要掉过头来,反以为他们的荣耀。他们因为贪功,故此把土匪所作的事,当作英雄事业。国民军原本是要预备弹压土匪的,这时却有了为自由而革命的大功了。是以当革命初时,这极可宝贵的自由生下地来,就是不干不净的。这种误会,是永远洗涮不清的了。于是从一个大谎话,就生出一个新纪元来了。”[注19]

……………………

注1:黄艳红译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之大混乱》(‖)6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

注2:黄艳红译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之大混乱》(‖)13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

注3:王晨译雅克·索雷《拷问法国大革命》86页,商务印书馆2015

注4:何新译乔治·里德著《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4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注5:张驰等译多伊尔著《牛津法国大革命史》13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注6:北京编译社译米涅《法国革命史》36页,商务印书馆2008

注7:马胜利等译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8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注8:何新译乔治·里德著《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55-5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注9:张驰等译多伊尔著《牛津法国大革命史》13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注10:何新译乔治·里德著《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5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注11:伍光建译马德楞著《法国大革命史》52-53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注12:杨人楩译马迪厄《法国革命史》53页,商务印书馆2011

注13:顾良等译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129页,商务印书馆2012

注14:何新译乔治·里德著《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4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注15:黄艳红译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之大混乱》(‖)43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

注16:冯克利译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13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注17:伍光建译马德楞著《法国大革命史》54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注18:高望译阿克顿著《法国大革命讲稿》91页,中华书局2014

注19:伍光建译马德楞著《法国大革命史》54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代金凤】
sh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