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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爸爸,广州媒体人。

中国爸爸,你为什么不陪孩子?

导读

传统中国爸爸的形象,一般都缺乏对孩子童年的陪伴,更别说在婴幼儿时期,跟妻子做AB角的互换。人们口中的好爸爸,往往是在孩子成年以后的某些关键时刻,用自身的资源、人脉或阅历来点醒、帮助孩子。


不久前,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有人推荐综艺节目《奇葩说》的某期节目。节目的主题是“爸爸带孩子每周低于12小时,就取消爸爸称号,你支持吗?”我特意搜索看了一下完整的节目,除了觉得节目本身很有趣之外,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不过在讨论爸爸为什么不陪伴孩子的话题之前,我需要先表个态:首先是标题“中国爸爸,你为什么不陪孩子”绝对有标题党嫌疑,但这种声音却是很多母亲时常所发出的。

其次,对于留守儿童来说,他们可能是人类发展至今(除了常年征战时期)获得爸爸陪伴最少的一群孩子。而在修复这群孩子与爸爸的关系上,我们几乎无能为力。

最后,对于许多生活在中国城市家庭的孩子来说,他们已经获得了爸爸一定时间的陪伴。特别是在周末,少部分爸爸已经会将陪伴孩子看作头等大事。而需要看到的是,持有这种观念的爸爸数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多。

相对而言的“陪伴不足”

就像60年代的中国人普遍不会觉得自己穷,而2010年代的中国人则常常会喊穷;5060后的中国女性并不会讨论爸爸该如何陪伴孩子多久,而8090后的女性却深切感受到了男性在育儿上的失位。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相对剥夺感”的存在。1960年代,大家都很穷,所以没人觉得穷。2010年代,所有人都富了,但彼此差距也在拉大,于是很多人觉得自己很穷;在育儿问题上,以前的爸爸们都不管家里的事儿,妻子没什么期待,而今天的爸爸们则有一部分开始“变节”,操心育儿的男性一直在增加,打破了此前的平衡。

所以,一定程度上,像我这样每周陪伴孩子超过30小时的爸爸,有可能会成为个别爸爸的“眼中钉”。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被安排在家庭内部,她们的外在要求和自我暗示都是相夫教子,并通过个人的勤劳和极大的隐忍,来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

例如,台湾作家杨渡先生在家族自传《一百年漂泊》中,就描述自己父亲不但不管家里的事情,还在外面胡来。他的母亲一味隐忍,不管丈夫对自己做了什么,都对落魄的他不离不弃。在父子关系上,杨渡的父亲在他20岁的时候把他带去了风月酒场,以此传递为人处世的原则与边界。

按照今天的标准,杨渡的爸爸就是女权人士眼中典型的“渣男”,不但没有在儿子小时候多陪伴他,还把一个刚刚成年还带着书生气的儿子带去风月场,给她叫了小姐。而杨渡的母亲自始至终都没有提过离婚,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她的一生就是“生育工具+保姆”的组合。

传统中国爸爸的形象,一般都缺乏对孩子童年的陪伴,更别说在婴幼儿时期,跟妻子做AB角的互换。人们口中的好爸爸,往往是在孩子成年以后的某些关键时刻,用自身的资源、人脉或阅历来点醒、帮助孩子。

所以,有关好爸爸的评价标准,显然是跟整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文化观念、性别结构息息相关的。我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说,杨渡的爸爸不是一个好爸爸,这样判断太过于武断。

两种情形的陪伴

然而,今天好爸爸的标准的确比之前复杂了很多。在《奇葩说》的这期节目中,我认为薛兆丰教授提出的一个观点,可以在稍稍修改之后,来拿作为好爸爸的标准用。

薛兆丰教授是这样说的:“我陪他讲童话,这是一种(陪伴);我带他去丹麦看一看,那是另外一种(陪伴)。”他的本意是为了说明爸爸的陪伴会有很多种,但通过赚更多钱,就可以利用分工与合作来促进孩子的成长。比如,有了足够的钱,孩子可以学钢琴,可以去游学等等,第二种陪伴更利用了分工合作,可以更加丰富。

薛兆丰教授的观点很好,而他说的陪孩子讲童话和陪孩子去丹麦体验童话王国,这实际上构成了今天好爸爸的两个条件。

第一,爸爸应该尽可能多地给孩子读绘本、讲故事、参加户外运动,享受与孩子相处的时光,做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观众”;

第二,爸爸需要赚足够的钱,这可以提升陪伴的质量。当然,赚钱的目的还是为了陪伴,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陪伴。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构成好爸爸的条件之间是存在张力的。如果一个爸爸花了很多时间来陪伴孩子,那么爸爸就失去了赚钱的时间和机遇,陪伴的丰富性就达不到;反过来,如果一个爸爸赚了很多钱却没能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那么他就陷入了“购买陪伴服务上瘾”的陷阱。

有极少数人将二者之间做了融合,他们将陪伴孩子本身塑造成了获取经济收入的直接或间接因素。比如儿童心理学的创始人普莱尔,他在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了3年的观察之后,写出了一本开山之作《儿童心理》。当然,我自己也属于半个例子:通过参与育儿,做妻子的超级替补,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撰写了几十篇与育儿相关的观察文章,陪伴孩子之余,也拿到了一部分经济收益。

但对于绝大多数爸爸来说,实现两个目标的融合都不现实。况且,以我为例,写专栏赚的钱也不足以支付高额的出境游费用。所以,在工作本身占去了大量时间的背景下,许多爸爸回家后就想着放松,陪伴孩子最多只是选项之一。

崛起的妈妈,愤怒的妈妈

作为独生子女的8090后女性,她们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家庭内部所有资源的支持。所以,她们考入了大学,进入了职场,买房时出了首付,生娃后甚至由外公外婆来照顾。在家庭贡献的比例上,大量城市独生女性反而占据了大头,反过来,家庭中的男性变得不再举足轻重。

即使男性提供了大部分经济支持,但今天出生的孩子,很多都是独生子女的独生子女,这使得整个家庭对孩子陪伴和教育的重视形成了一个无底洞。没有人知道边界在哪里,没有人可以估计培养孩子的投入上限。在这种情况下,爸爸们只出钱是不够的,必须要出时间,出精力,出点子。

而惯性的力量从来不可低估,许多爸爸并没有很快扭转自己的想法。他们通常也会采取说理的态度,但论证的证据基本来自自己父母对自己的照顾。比如,“当年我妈带我们好几个兄弟姐妹,不照样过来了吗?”;或者,“你看当年他们没怎么管我,我不也上了985大学了吗?”

这里要说明的是,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与现代社会育儿观念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事实上,8090后的夫妻都没有能够真正做好当父母的准备。这里的“没做好准备”不仅仅是经济层面,更重要的是知识、观念层面。

比如一旦你当了父母,你需要是一个奶粉专家、疫苗专家、辅食专家、睡眠专家、对抗分离焦虑专家......这些专业化的知识需要父母在短期内迅速吸收和消化,实践证明,几乎是不可能的,陷入无助、绝望和崩溃的概率极大。

但问题来了,由于父亲观念上的惰性,使得他们可以寻找到很多理由不去真正介入育儿,并且学习新知识。所以,母亲成了上述专业知识的主要学习者,以及育儿事务的主要实践者。时间一长,母亲在学习和实践中获得了权威,面对爸爸不懂装懂、不帮忙还捣蛋的行为,不爆发是不可能的。

很多爸爸肯定觉得委屈,因为我明明也想帮忙,我的办法明明是小时候用过的,怎么又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顿?还别说,我这种经历我也经历过,只不过如果止于这一步,那就只能恶性循环。而如果更耐心地去进入孩子妈妈的频率,则会发现原来她这样做是统筹安排的结果,女性们在家务中的战略思维,真的不敢小觑。

长期因为育儿争吵到不欢而散的夫妻,最终会形成爸爸逃避介入,妈妈也不乐意爸爸介入的情绪。“丧偶式育儿”的说法,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被创造的。

当然,爸爸观念未能扭转并不是唯一的障碍。在今天,许多夫妻都身在职场,从孩子出生到10几岁,很可能安排某一方的老人过来帮忙照顾。对于爸爸来说,在妻子和老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即使自己有意愿投入,但也可能没有足够的机会,这同样也是一个问题。

许多外婆和奶奶并不习惯男性深入参与育儿,还认为男人做家务带孩子是没出息的表现。而年轻的妈妈也在焦躁的情绪中忙于指责爸爸这个不对,那个不行。所以,很多爸爸最终发现,相对于融入复杂的育儿体系,在公司上班赚钱更容易。下班后不急着回家,在公司多待一会儿,这样正好可以远离喧嚣。

对于今天的中国爸爸们来说,我们迎来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势的一代女性。如果一个爸爸出身贫寒,那么他会被叫作“凤凰男”。如果一个爸爸的原生家境优裕,那么留给他的标签则会是“妈宝男”;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婚前都会被叫“直男”或“直男癌晚期患者”,在婚后则被冠以“甩手掌柜”的称呼。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成功的男性都是凤凰男,但只有在今天,他们才获得了这个带有污名化的称号。原因在于他们的婚配对象在过去40年中,社会地位不断在上升,经济能力也一直在提升。

与此同时,家庭内部的父权结构却运转如常,经济贡献能力下降的爸爸们,以为仅仅赚了去丹麦旅行的钱就够了;殊不知,作为身兼职场达人和家庭主妇的“女超人”,他们双线操控能力一流,在战略上已经能够藐视爸爸。

面对家庭责任分摊的不公平,妈妈们喊出“一周陪伴不足12小时就取消爸爸称号”。这一呼声的发出和丧偶式育儿、凤凰男、妈宝男等概念的发明,无一不显示了她们非凡的议程设置能力,但也折射出8090后的女性,在争取家庭内部权利的过程中所承受的无奈。

对于我们这些爸爸来说,的确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性别观,重新打量女人对于家庭和社会的意义。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女性在目前的教育竞争、新经济创业等多方面都拥有不可忽略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女性在社会地位崛起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勤奋好学的姿态,无论是上学、就业还是育儿,她们的这一特点都很值得我们效仿。

【责任编辑: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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