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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爸爸,广州媒体人。

自由自在的童年,其实只是一场意外

导读

严格来说,在整个社会有能力完全普及义务教育,并且保护未成年之前,孩子们都是没有童年的。

在行将结束的暑假里,没有一个孩子不是忙碌的。

英语、奥数课程不存在任何意外地保持着高报名率,写作、阅读班的覆盖率也不低。除此之外,学一两样乐器,女生加个舞蹈,男生多一项运动,也可以纳入标配。我身边最“厉害”的一个孩子,总共报了18个培训班。我不知道12岁的她,是以怎样的状态在应付。

夏令营也是暑期不可或缺的一个项目。据闻中国针对青少年的夏令营产业规模已经超过300亿元,并将很快突破千亿。从身边经验来看,动辄去个欧美名校参观,持续10天8天的,耗资三五万,的确已属家常便饭。

对于下一年要面临幼升小或小升初的孩子,家长的神经会更加敏感。五花八门的补习班、衔接班,令孩子们在暑期就提前踏上了忙碌的新征程。从暑期结束,到学校开学,孩子们不过是从一种繁忙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繁忙状态。

忙碌并不是最可怕的,但随波逐流式的被动忙碌,是对童心童趣的一种扼杀。忙碌之后,必将是疲倦、烦躁乃至抑郁,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被异化成了工具。

没有童年的祖辈

在上一篇专栏文章《在带娃上,80后这届父母堪称史上最累》里,我分析过,导致80后父母疲惫不堪的原因有三点:生活社区从熟人社区变成陌生人社区、教育的地位被无限拔高、看护人过多带来严重内耗。

事实上,这三点也是孩子缺乏快乐的原因所在,仔细去看,每一点都在剥夺孩子自主安排生活的空间与时间。但是,孩子几乎没有自主安排的空间与时间,这一情形的反面,不是80后,而是50后,也就是如今的孩子祖辈。

以我的父母为例,他们都是50后,儿时各自生活在自己的村庄里。村里所有人知道谁是谁家的孩子,整个生活空间是封闭而熟悉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是不重视,而是极为漠视。我的母亲仅仅因为是女儿身,就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至于看护,一旦孩子能听懂话、能自己走路,就不会有专门的人来负责照看。

就像法国社会史名家菲力浦·阿利埃斯在《儿童的世纪》中所描绘的那样,8、9岁的时候孩子就已经被看作“小大人”了。我意识到我的父母,实际上并没有过严格意义上的“童年”。

我特意对父亲做了一个访谈,了解他那一代人的童年状况。据父亲回忆,他5、6岁的时候就开始提一个篮子去捡柴火,到了12、3岁就开始独自砍柴、挑担。每到周末,他都需要负责把家里下一周的柴火准备好。

炎热的暑假,他常常会在5点多山上,砍完一担柴,才回来吃早饭——每天都是一碗稀汤。到了11、12岁,父母还开始跟着做裁缝的爷爷做学徒,如果不是18岁的时候入伍当兵,也许他现在还是一名裁缝。

母亲的情况也差不多。一辈子没有上过学的她,从小拔猪草、放牛、织草席......从10岁出头,她就成了家里的重要劳动力,卖草席的钱曾帮助重病的外公还掉了一部分债务。在那个年代里,未成年的母亲,竟然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

在父母生活的时代,他们到了5、6岁,就需要逐渐开始投入生产,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这种家务投入不是美式育儿中为了锻炼孩子的责任心、消耗孩子的精力,而是真正基于家庭困难的需要。

1960年前后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期。虽然跟19世纪的西欧、美国不能简单对应,但儿童的概念其实并没有真正普及开来。也许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有了针对儿童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和夏令营。但对于超过80%的农村孩子来说,一旦脱离了婴幼儿期,他们就需要为家里做点什么。

19世纪的欧美,童工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在《雾都孤儿》中,狄更斯笔下的奥利弗性格忠厚老实,是工头们喜欢的类型。从9岁开始,辍学的奥利弗就成为工人,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即便后来被殡仪馆的的老板领回去,也需要充当他的学徒。

我的爷爷也是9岁开始做裁缝的学徒,14岁开始出师接活。按照爷爷的设想,我父亲也会走同样的路。的确,从爷爷到父亲,几十年期间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大量辍学的孩子都会走上学徒之路。在电影《百鸟朝凤》中,游天明遵循了传统的做法,在父亲的苦苦哀求下,终于进入“焦家班”做学徒。不幸的是,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了所有人,唢呐班子被西洋乐队所代替。

但不管结局如何,生于1970年代的陕西农村娃娃游天明,和分别生于1920年代和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孩子一样,都不曾有过今天意义上的童年。

童年的发现和创造

严格来说,在整个社会有能力完全普及义务教育,并且保护未成年之前,孩子们都是没有童年的。

1899年,美国曾有28个州颁布了保护儿童的一系列规定,但无奈执行松懈,或者存有巨大的漏洞。比如,童工法规定如果这个孩子的工作收入,对于养活自己或寡居的父母十分重要,就应该允许他被雇佣。

1830年的雾都孤儿奥利弗,1900年美国南卡罗纳州的童工欧文斯,以及1960年时的中国男孩,即我的父亲,他们尽管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有两点是很类似的:他们都在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同时,他们也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

据父亲回忆,1958-1960年,家里的主食经常是糠。这种稻谷外壳没什么营养不说,而且非常难以排泄,解手的过程极为痛苦。在冬天,只有草鞋穿的父亲会被冻伤脚趾,外出干活时非常疼。50多年过去了,父亲对此,依然耿耿于怀。

“童年”其实是被发现的。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的出现息息相关,也跟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不可分割。

到了二战之后,美国的大部分孩子都获得了真正“快乐的童年”。就像出生于1940年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里所描绘的,孩子们无论贫富,可以上学,可以一起玩耍,并且都不需要担心温饱。

这是因为,美国在1938年终于在全国层面以法律实现了禁用童工的规定。而大部分中国孩子要获得类似的待遇,要迟滞1970年代或者更晚一些。

直到1986年,中国的《义务教育法》才被正式颁布。此前的1956年,颁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内规定:“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内或者7年内普及小学义务教育。”既然按照各地情况,那么辍学的情况也就变得十分常见。

作为80后,也许在我成长的年代里,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家庭物质条件都还赶不上1958年的美国中部城市克林顿港,但摆脱了温饱的威胁,强制进入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之后,我们这一代孩子同样享受到了自由自在的童年。

所以,如果要获得快乐的童年,不仅仅需要满足在熟人社区随意玩耍、学习压力不至于太大、看管的人不会太多等条件,还需要保障起码的温饱水平。

的确,与今天的孩子相比,80后没有补课、培训的压力,生活的社区依旧稳定、封闭;而与40、50后相比,80后不存在饥寒交迫的威胁。历史地来看,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其实只是一场意外。

等待奇迹的一代

帕特南写《我们的孩子》的目的,其实是对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社会陷入机会不平等境况的一种针砭与哀叹。当帕特南这一代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他们的孩子因为贫富差距,变得不再一起玩耍。

对帕特南担忧情况描绘得更精确的,要数《不平等的童年》一书的作者,来自宾西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安妮特·拉鲁。后者在1993-2003年期间,持续跟踪了88个分布在中产、工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并对其中的12个家庭中进行了深入的记录、访谈和分析。

其结论与帕特南不谋而合,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早在家庭内部就已经被决定了。不同阶层的家庭,会采用泾渭分明的教育方式。其中,中产家庭教育方式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孩子玩耍、沟通和学习的深度干预。对比之下,工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拥有大量自主安排的空闲时间。但问题在于,从今后的发展成就来看,中产家庭的孩子保持了一贯的优势,而工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很难实现阶层流动。

这就回到了前面所讨论的,当教育变成社会阶层流动主要甚至近乎唯一的渠道,那么孩子的童年就会被成人所把控。中美中产家庭的区别在于,中国的中产家庭父母只是经济意义上中产者,在学历、学识和教育观念上,并没有能够获得与经济能力相匹配的水准。所以,对比之下,中国的家长会更急功近利,更缺乏对孩子的尊重。

但不管怎么说,美国中产家庭的孩子已经无法像帕特南儿时那样,可以拥有的大量无忧无虑的时光。英国的教育机构也打算花费数千万英镑,推广中国上海的数学教学模式。整个东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疯狂比拼对教育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投入。

今天,我们告别二战已经73年,距离冷战结束也已经快30年。贫困差距的扩大已经不是某个国家的现象,而是在全球普遍存在,就连德国也是如此。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相对和平期后,全球层面的阶层流动都在趋缓。或许,这也是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原因所在。

身处在这一浪潮中,我不禁为自己不到2岁的孩子感到担忧。至少到目前为止,他是如此地开心快乐。然而,快乐的童年毕竟只是一场意外,一个只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意外。几年之后,当他从幼年走向童年,他还会遇见这种意外吗?

作为时代的意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作为个案的意外或许存在。例如,我认识一个琴童,父母赋予了他相当大的权力和能力来自主安排拉琴、运动、阅读、游戏的时间分配。从他的精神状态来看,我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愉悦。不过,一个重要的前提在于,他已经从现有的学校教育中剥离出来,看起来他似乎并不需要背负中高考的压力。

作为父亲,我想我一定会尽力为孩子保留一块发生意外的土壤。但我明白,在这个时代,快乐童年的生长逻辑已经不同于我们那一代。如何在父母深度干预的前提下,让孩子能够追逐自己的兴趣,享受学习的过程?这不仅需要父母持有相应的理念,更需要社会能够出现能够融合、实践这种理念的学校。

就后者而言,这无异于要创造一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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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儿童的世纪》,作者菲利蒲·阿利埃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

《我们的孩子》,作者罗伯特·帕特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

《不平等的童年》,作者安妮特·拉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作者维维安娜·泽利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

【责任编辑:身中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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