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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垚,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科学家和哲学家会信仰宗教吗?

导读

美国当代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宗教信仰状况整体上相差无几,并且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的无神论比例显著地高于其它被调查的学科,只是被化学家拖了自然科学的后腿。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主义的时代,科学家(尤其是自然科学家)常常被视为理性与真理的化身。因此一般人在讨论“神是否存在”、“应不应该信仰宗教”这样的问题时,也热衷于引用各种(或真或假的)关于科学家宗教信仰状况的说法,为本方立场张目。

这个任务对反宗教人士而言相对简单——毕竟迄今所有调查都发现,科学家群体中有宗教信仰者的比例远远低于普通公众。比如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09年对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以下简称AAAS)超过2500名科学家会员的访谈显示,41%受访者完全不相信上帝或其它任何神格力量的存在,另有7%对此采取不可知论的态度。这与美国普通民众的宗教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后者的这两个比例分别只有4%和1%,其余83%相信上帝存在,12%信奉其它宗教。

有趣的是,由于“无神论(atheism)”一词在美国政治中长期遭到污名化,因此尽管受访科学家有41%实际上持无神论立场、7%实际上持不可知论立场,但在问到具体教派归属时,只有17%自称“无神论者(atheist)”,而有11%自称“不可知论者(agnostic)”、20%自称“无特别归属”。这既提醒我们,科学家(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是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肉体凡胎,也再次说明了引用一项调查数据时必须对相关的方法和背景有所了解,否则便容易遭到误导。

无论如何,科学家与公众在宗教信仰上的巨大差异,对科学主义时代的宗教人士而言绝非利好。倘若后者试图在科学主义的话语框架下为宗教辩护,那么除了编造“爱因斯坦信仰上帝”之类的谣言外,可资利用的工具寥寥无几,1969年的“卡内基委员会全美高等教育调查:教员研究(Carnegie Commission National Survey of Higher Education: Faculty Study)”几乎是唯一的数据凭借。这份调查访谈了六万多名美国学者,发现受访数学家与统计学家中有60%自称“宗教人”,而这个比例在物理科学家与生命科学家中均为55%,在社会科学家中则只有45%;更有甚者,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宗教信仰比例也存在显著差异,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及人类学家中自称“宗教人”的比例依次为51%、50%、49%、33%与29%(Stark & Finke 2000: 53)。

尽管在卡内基委员会的调查样本中,即便“宗教人”比例最高的群体(数学家与统计学家),较之普通公众的相应比例仍旧望尘莫及,但这份调查体现的学科差异,却为宗教人士提供了一种极其符合科学主义话语模式的说辞。毕竟在一般人看来,数学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远远高于社会科学,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科学性”又远远高于心理学和人类学。因此人们很自然地从这份调查中得出结论:越是“科学性”高的学科,“宗教人”的比例就越高——接下来的推论,也就不言自明了。

抛开科学主义思维的对错不提,卡内基委员会的调查结果究竟能否证明不同科学学科与宗教信仰比例之间存在相关性?宗教社会学家厄克兰德(Elaine Howard Ecklund)于2005至2008年间主持的“学院科学家之中的宗教(Religion Among Academic Scientists,以下简称RAAS)”项目(Ecklund & Scheitle 2007; Ecklund et al. 2008; Ecklund 2010),经过对美国21所顶级高校1646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者的访谈,发现卡内基委员会当年的样本由于缺乏历时比较,而存在严重的误导性。

根据RAAS的调查结果,美国当代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宗教信仰状况整体上相差无几,并且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的无神论比例显著地高于其它被调查的学科,只是被化学家拖了自然科学的后腿(见下表,据Ecklund & Scheitle 2007: 296计算)。这与皮尤研究中心对AAAS会员的调查结果(化学家信仰上帝的比例高出其它学科11个百分点左右)十分吻合,但却和卡内基委员会1969年调查所暗示的由“科学性”导致的学科差异截然相反。

如何解释这两次调查结论的冲突?厄克兰德等人分析RAAS样本后发现,不同学科学者在宗教信仰上的统计差异,并非源于学科本身的特性,而是来自这些学者某些特定的人口学背景,尤其一点:是否成长在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尽管科学家们在进入科研领域后,其“科学工作者”身份会逐渐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身份认同(master identity)”,并有效地抹平性别、种族等常见人口学因素造成的宗教信仰差异(比如在美国普通公众中,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高于男性,但在科学家群体中,不同性别在宗教信仰上并无显著差异),但却难以完全抵消小时候受到的宗教影响。那些在进入科研领域后仍旧信仰(或者重新皈依)宗教的科学家们,绝大多数都有着相当宗教化的童年经历。

将RAAS样本与卡内基委员会调查样本对比同样显示,家庭宗教背景的影响一直是导致科学家宗教信仰的最主要因素。1969年任职于美国顶级高校的科学家中,有89.9%在16岁前是犹太-基督教徒,受访时这一比例降到48.8%,信仰保持率为53.8%;2005年任职于美国顶级高校的科学家中,有79.7%在16岁前是犹太-基督教徒,受访时这一比例降到41.8%,信仰保持率为52.4%,同1969年相差无几(见下表,据Ecklund et al. 2008: 1814-1815计算)。

此外,尽管在1969年时,社会科学家的犹太-基督教信仰保持率(49.4%)低于自然科学家(58.5%),但这个状况到2005年却颠倒了过来(社会科学家54.1%、自然科学家50.5%),说明不同学科的宗教信仰比例差异并非来自学科本身,而是源于学科与特定时代背景及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比如一种可能的解释是,1969年正值美国校园左翼运动的高潮,而社会科学家可能比自然科学家更倾向于介入社会运动,因此在价值观上受到更多来自左翼的影响,内化了更为激进的去宗教化态度;一旦美国政治进入了“常态化”阶段,社会科学界在去宗教化方面领先自然科学界的身位被后者逐渐赶超,便也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

不但如此,将RAAS样本与卡内基委员会样本进行历时对比,还有助于消除不同宗教之间的一些偏见。比如1969年任职于顶级高校的受访科学家中,有55.9%来自于新教家庭,但只有10.4%来自天主教家庭;而根据盖洛普(Gallop)民调,当时美国公众有64%是新教徒、27%是天主教徒(这个比例在之前几十年中只有小幅变化,比如1948年二者比例分别为69%与22%)。换句话说,根据这个样本,天主教家庭的“科学家成材率”远远低于新教家庭。在当时的美国,这个调查结果被很多人用来作为“天主教本身比新教反智、不重视儿童的科学教育”的证据。

然而在2005年的RAAS样本中,顶级高校科学家出身新教家庭的比例降到了39.2%,与以往一样略低于同期盖洛普民调的新教人口比例(49%);反之,出身天主教家庭的比例却上升到了22.1%,基本与同期的天主教人口比例(23%)持平。回头来看,我们就会发现,1969年样本中天主教家庭的劣势,极有可能无关乎天主教与新教本身对智识与教育的态度,而来自于那个时代美国主流社会对天主教徒尚存的歧视;随着歧视的消除,天主教家庭相对于新教家庭的教育表现自然也就稳步上升。

总之,通过与RAAS样本的对比,可以发现卡内基委员会1969年的调查并不支持“(在科学主义话语中)‘科学性’越高的学科‘宗教人’比例越高”这个结论。另一方面,不论卡内基委员会、RAAS还是其它调查,都得出了共同的结论:科学家中非宗教信徒的比例远高于普通公众,并且从事科学研究具有相当强的去宗教化效应(尽管这一效应并不足以完全抵消童年宗教背景的影响)。近年的心理学研究纷纷显示,分析型与反思型的认知模式总体上会削弱宗教信仰、促进无神论态度(Pennycook et al. 2012; Shenhav et al. 2012; Norenzayan & Gervais 2013),而科研工作对分析与反思能力的培养,或许正是科学这种去宗教化效应的关键。

不过,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宗教信仰差异不显著,并不意味着科学之外的其它学科同样如此。事实上,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宗教信仰比例最低的群体既不是自然科学家,也不是社会科学家;去宗教化最为决绝者,非哲学家莫属。

2009年,研究者设计了一份针对专业哲学学者的问卷(PhilPapers Survey),一方面主动联系任职于英语世界及欧洲大陆99所顶级哲学系的教授,作为调查的目标组,另一方面将问卷挂在哲学论文网站上开放回答,作为调查的对照组。根据调查结果,哲学家中接受或倾向于接受无神论(atheism)的比例高达72.8%,其中坚定的无神论者占61.9%,倾向但并不坚定者占11.0%;接受或倾向于接受主神论(theism,即传统上的一元至高神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者只有14.6%,其中坚定的主神论者占10.6%,倾向但并不坚定者占4.0%;此外,接受或倾向不可知论者(agnosticism)占5.5%——如果把无神论与不可知论均视为“无宗教信仰”的话,则其总数达到78.3%(Bourget & Chalmers 2014: 494)。

换句话说,哲学家群体的无神论比例和“无宗教信仰”比例,不但与普通公众判若霄壤,也远远甩开卡内基委员会、AAAS会员、RAAS等各种调查样本中科学家群体的相应比例(见下图;哲学家、科学家及公众数据分别来自Bourget & Chalmers 2014: 483, 494; Ecklund & Scheitle 2007: 296及皮尤调查中心2006年报告,对比仅供参考)。

有趣的是,这个调查还发现,尽管受访的哲学家绝大多数是无神论者,但在专攻宗教哲学的受访哲学家中,情况却正好相反。如果把“不专攻宗教哲学的哲学家”与“专攻宗教哲学的哲学家”分开统计,那么前者的无神论比例将会高达86.8%,而后者的无神论比例则骤降到20.9%(Bourget & Chalmers 2014: 483)。在这个问题上,“内行”与“外行”的分歧达到惊人的65.9%,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问题“命题真值是否随语境改变”(专攻认识论的哲学家有61.4%认为不随语境改变,不专攻认识论的哲学家只有32.8%持同样看法,差距仅为28.6%)。

怎么解释宗教哲学家和非宗教哲学家的巨大分歧呢?我们可以提出两种基本的假说。一是“专家知识假说(Expert Knowledge Hypothesis)”:学术研究隔行如隔山,这个领域的专家,到了那个领域可能就是完全的外行;在任何一个特定的领域内,我们都必须首先听取相应领域专家的意见——毕竟越是专门的研究者,对这个领域就越了解和精通,其判断也就越有权威。倘若一群理论物理学家,和一群流体力学家,就“量子力学究竟是对是错”发生了争论,我们一定会首先听从这群理论物理学家的意见;类似地,倘若一群语言哲学家或政治哲学家,和一群宗教哲学家,就“上帝究竟存不存在”发生了争论,我们难道不也应该首先听从这群宗教哲学家的意见吗?换句话说,既然宗教哲学家们绝大多数都是有神论者,那么无论专攻其它领域的哲学家有多少是无神论者,我们都更有理由把注押在有神论这边。

二是“选择偏见假说(Selection Bias Hypothesis)”:并不是任何看似学术的研究领域都具有同样的学术信誉;某些领域或者出于内在的“伪学术”性质,或者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甚至学科内部的人事关系,而更容易招徕本来就有特定信念或动机的人,导致相应领域的“专家”样本从一开始就存在偏差。比如星相学这个东西,不是星座迷的话极少有人会在这上头浪费时间,结果就导致一堆“星相学专家”到处招摇撞骗。当然,宗教哲学本身未必是星相学这样的伪学术,但是一来对宗教哲学是否感兴趣,很可能取决于你有多大的宗教热情,二来在当代西方(尤其美国)的宗教哲学界,基督教辩护士把持着绝大部分学术资源,更加导致对无神论者(以及其它宗教信徒)的排挤。事实上,近年来美国的宗教哲学界已经有人开始反思本领域党同伐异、视野狭隘、神学味太浓而哲学性欠缺等问题(Draper & Nichols 2013)。鉴于该领域存在严重的选择偏见,“内行”与“外行”在“专业问题”上的分歧,恰恰意味着“内行”立场(有神论)更有可能是错的,而“外行”立场(无神论)更有可能是对的。

哪种假说更靠谱?宗教哲学家德克鲁兹(Helen De Cruz)于2013年进行的一项待发表的对151名宗教哲学家的深度访谈显示,在进入宗教哲学领域后,有更多人从有神论者变成了无神论者,而不是相反;在仍然保持宗教信仰的宗教哲学家中,绝大多数人对宗教信仰的热情程度有所降低,对原本深信的教义产生怀疑。这个结果说明,和从事科学研究及其它哲学研究一样,从事宗教哲学研究也具有去宗教化的作用;宗教哲学家群体的高比例有神论,并非来自对宗教哲学的“专家知识”,而是来自宗教哲学入门者的“选择偏差”,此后这种偏差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矫正。换言之,仅就哲学家内部的宗教信仰分布而言,无神论更有可能是对的,有神论更有可能是错的。

当然,任何统计数据都只是对相关性或可靠性的旁证,并不能直接由此推断不同立场的正误。有神论与无神论孰对孰错,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双方的论证力度。而哲学家们之所以一边倒地支持无神论,恰恰是因为后者在哲学交锋中的节节胜利:一方面,用以支持有神论(特别是主神论)的种种策略,无论是传统上的各类“本体论论证(ontological arguments)”、“宇宙论论证(cosmological arguments)”、“目的论论证(teleological arguments)”、“道德论证(moral arguments)”,还是更晚近的“改革认识论(reformed epistemology)”、“反自然主义演化论证(evolutionary argument against naturalism)”等等,均已遭到详尽的反驳,偶有支持者耗尽心力开发出改进的版本,都会被迅速指出换汤不换药地潜藏着重大逻辑缺陷;另一方面,尽管主神论(以及其它有神论)有办法抵御各类“经验论证(empirical arguments)”以及“全能悖论(omnipotence paradox)”、“简约性论证(argument from parsimony)”等常见的诘问,但在应对其它一些反驳,特别是与道德论述密切相关的“尤叙弗伦困境(Euthyphro dilemma)”、“罪恶问题(problem of evil)”等诘难时,却一向力不从心,无论如何腾挪招架,总是落在下风。以至于在当代绝大多数哲学家眼中,再去正儿八经地研究“上帝是否存在”之类问题纯属浪费时间,顶多参与一下相关公共辩论开启民智即可。

这也便解释了,为何尽管科学研究和哲学研究同样重视对分析能力与反思能力的培养,但前者的去宗教化效应却显著地小于后者。诚然,科学在现代世界的世俗化上起到了无以替代的推动作用,也对目的论论证、反自然主义演化论证等特定的神学论述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但是像“上帝是否存在”这样的神学问题本质上是哲学问题而非科学问题,科学上的经验研究对有神论只能打击到一定限度,此后的工作便需交由哲学上的逻辑推理与反思平衡来接力完成。许多科学家因此亲近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证伪理论”,认为神学主张虽不靠谱却无法从经验上证伪,只能采取不可知论的态度,随它去吧;而接受过良好哲学训练者则能更进一步,坚定地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

话说回来,当代从无神论转向有神论的哲学家虽然罕见,却也不是完全没有。已故英国哲学家傅卢(Antony Flew)要算这方面比较有名的例子。曾经长期积极参与公共辩论、力挺无神论的他,却在八十高龄宣布转投理神论(deism,相信存在一位只参与创世但不干预其后世界运行的至高神)阵营,成为本世纪初英国哲学界的一桩公案。傅卢随后出版的“心路历程”《存在一个上帝》,因为充斥着入门级的逻辑谬误和错漏百出的个人细节(比如搞错朋友的名字、编造和同僚的通信、忽略若干关键的会议经历及讨论等),而一度被怀疑为代笔甚至冒充之作。尽管后来傅卢出面担保此书确系口授亲传,但其挚友也指出,傅卢恰好是在皈依理神论前不久,开始表现出阿尔兹海默症的迹象。

英国哲学家傅卢,晚年出版了There is a God英国哲学家傅卢,晚年出版了There is a God

哲学作为一门高度依赖思维能力的学科,年老智衰是个中人物永恒的困扰。不少著名的哲学家晚年时会突然写出一两部质量惨不忍睹的著作,令人大发英雄迟暮美人白头之叹。比如傅卢曾经论敌达米特(Michael Dummett)的遗著《哲学的性质与未来》、已近耄耋之龄的美国哲学家内格尔(Thomas Nagel)近年的《心智与宇宙》等等,出版后都令哲学界大呼失望,集体吐槽。傅卢在哲学史上的分量虽然不及达米特和内格尔,暮年境况却颇有相似之处。

尽管有基督徒为宣传起见,将皈依前的傅卢吹嘘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无神论者”、“被公认为是当代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无神论哲学家”,而且早年的他确实也在无神论的公共传播上做出了不小贡献,但其公众影响力局限于英国一隅,远逊于“新无神论四骑士”之一的哲学界晚辈丹内特(Daniel Dennett);至于学术成就,傅卢更算不上无神论哲学家中的佼佼者,甚至就连与常年同他论战的达米特、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以及美国的普兰廷伽(Alvin Plantinga)等当代著名的基督教哲学家对比,傅卢都相形见绌。基督徒们对他的过誉,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像傅卢这样从无神论转投有神论的哲学家有多么奇货可居。

与此相反,从有神论转投无神论的当代哲学家中,倒是不乏各个哲学领域真正的领军人物,比如罗尔斯(John Rawls)、斯马特(J. J. C. Smart)、辛诺特-阿姆斯特朗(Walter Sinnott-Armstrong)等等。罗尔斯曾撰写《我的宗教观》一文,回顾其放弃宗教信仰的过程;此外,2007年有人编辑过一本题为《没有上帝的哲学家们》(Philosophers without God)的文集,邀请辛诺特-阿姆斯特朗、丹内特、刘易斯(David Lewis)等著名哲学家讲述各自成为无神论者的前因后果。该书从学术角度而言自然难称独到,但作为入门或休闲读物,却颇值得一观。

参考文献

Bourget, David, and David J. Chalmers (2014). “What Do Philosophers Believe?”, Philosophical Studies 170(3): 654-500.

Draper, Paul, and Ryan Nichols (2013). “Diagnosing Bias i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The Monist 96(3): 42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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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klund, Elaine Howard, Jerry Z. Park, and Phil Todd Veliz (2008). “Secularization and Religious Change among Elite Scientists”, Social Forces 86(4): 1805-1839.

Ecklund, Elaine Howard, and Christopher P. Scheitle (2007). “Religion among Academic Scientists: Distinctions, Disciplines, and Demographics”, Social Problems 54(2): 289-307.

Norenzayan, Ara, and Will M. Gervais (2013). “The Origins of Religious Disbelief”,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7(1): 20-25.

Pennycook, G., J. A. Cheyne, P. Seli, D. J. Koehler, and J. A. Fugelsang (2012). “Analytic Cognitive Style Predicts Religious and Paranormal Belief”, Cognition 123(3): 335-346.

Shenhav, A., D. G. Rand, and J. D. Greene (2012). “Divine Intuition: Cognitive Style Influences Belief in God”,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1(3): 423-428.

Stark, Rodney, and Roger Finke (2000). 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责任编辑: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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