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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宇,资深媒体人,上学路上公益中心发起人。曾担任《国际先驱导报》主编、《中国新闻周刊》副总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论员。

1000万铺就的上学路

导读

竹内小同学高高兴兴地打着政府的“的士”上学了,相比于中国贵州大山里那些每天走2个小时的同龄人,彼此的境遇背后,还有社会对于公平和效率的偏重。

跟中国不同,日本的开学伴随着樱花,往往要到4月。

4月14日,《朝日新闻》发布了一则短消息,一位家住兵库县相生市的竹内小朋友上小学了。这位小朋友没有什么其他背景,只有一点特殊——他的家距离学校比较远,隔着条河,大约7公里。为了保证竹内小朋友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市政府特事特办,包了一辆出租车,上下学接送,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共9年,总共花费预计是1000万日元,大约折合人民币62万。而且新闻里特别提及,这是市政府的“主动”服务。

看了这则新闻,我不禁想起2013年——也是春天,我和演员保剑锋、央广主持人卫东,跟腾讯微博的团队一起去贵州黎平看望留守儿童,那也是我们“上学路上”第一次线下活动。记忆最深的是大清早陪孩子们走山路去上学,从天没亮就开始爬山,一直爬了3个小时,才赶上8点的第一节课。至今,我手机里还有两张新华社记者李欣的照片,一张记录了孩子们怎么张开双臂保持平衡穿过一座真正的独木桥,另外一张是我自己摔跤摔得沾满泥巴的裤腿……据校长说,那次给我们选的路还不是最远的,有些孩子为了求学每天平均要走2小时的山路。如果再远,要不就到学校边上租房,要不就只能失学……

保剑锋陪伴留守儿童走上学路保剑锋陪伴留守儿童走上学路

两则故事的反差甚大,为了寻找原因,我的第一反应是查了一下两地的经济情况——虽然两者都是酒都(茅台VS清酒),但贵州2015年人均GDP是29800元;而兵库县(日本的县相当于省),虽然在日本算不上富庶,但2016年人均GDP是35000美元,两者相差8倍多……

但GDP就是全部的原因么?

我把这条新闻发给认识的日本朋友和旅日华人,听听他们的看法。

回复里最多的,认为我是大惊小怪——“这事儿在日本不稀奇,经常有某山区,某小岛上的学校为某学生坚持开课多年,最后完成一个人的毕业典礼这样的报道”——这话让我想起去年腾讯做过的直播《一个人的车站》,记得应是在北海道林场中一个小站,因为有一位高中女生每天要乘火车上学,所以本应早就关停的线路为她坚持到了高中毕业。当时这事儿还曾引发中国国内一次“鸡汤”热。如果跟那位女生“包火车”来接送上下学相比,我们的竹内同学确实是太普通了!

一个人的车站一个人的车站

与此类似,驹泽大学的李妍琰教授给我讲了身边的故事:她们专业今年考进来一位聋哑生,为了他听讲,学校特别请了几位速录员,把课上老师的讲课内容现场打成文字——因为量实在太大,一堂课要两个人轮流接力。光这一项花费,可想而知会增加多少成本,而这个成本可比这个同学的学费高出太多。此外,该校的法学院收了一位轮椅都没法坐、只能躺在床上听课的学生,因为教室的门太窄床推不进去,干脆,为了这一个人把教室门给拆了……

自明治维新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日本真正实践了他们对于国民教育近乎偏执的重视。自明治39年(即1906年)开始,小学入学率就达到100%,也就是说从那时起,日本就没有了文盲。而日本义务教育何时开始的呢?1900年。所以,一个执行了百年以上的教育政策,早已在人心中成为“公理”,因此,让每一个孩子上学在人们心中已经具备了不可妥协性和不可讨论性,以至于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尺。所以如果政府或者学校胆敢让一个孩子——无论是因为残疾、还是贫穷、还是通勤等任何问题上不了学,不管什么理由,这会成为政治对手最好用、最具杀伤力的把柄。因此,上面种种措施,看上去不计成本,其实是当政者最佳的博弈选择。

回复里第二多的人认为政府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免人口流出”——2015年日本政府的数据显示,日本目前人口流动趋势只有一个,就是向东京集中。且这一集中趋势已经持续了19年,并在2015年突破每年10万人大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10万人中有95%是15~29岁的年轻人——也就是说:东京就像一个巨大的人口黑洞,从全日本把本来就因为老龄化、少子化减少的人口越来越快地吸引过来,即便连大阪和名古屋这两个曾经有那么点鼎足而三意思的大经济圈也未能幸免,从2013年,也都开始了人口净迁出的噩梦。

在这一趋势下,全国90%的乡镇人口逐年减少,特别是年轻人的流失最是严重。就拿竹内小朋友家乡相生市来说,这个人口仅有3万的小城,虽然其渔业、农业都声名远播,并且市内还有一个日本著名的大企业“播磨造船所”,但同日本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年人口进入了下行通道。

竹內同学的家地处一个叫坪根的渔村。据报道,连接坪根和大陆的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狭窄的小路,而且这个地方没有公交。过去孩子多的时候,上下学大家也很少走陆路,而是乘一艘叫“坪根丸”摆渡船穿过海峡。但是随着“少子化”时代的来临,坪根这个地方已经13年没出过一个小学生了,因此渡船几年前就已取消。现在突然天降竹内,就算没有义务教育法的威慑,为了留住这个13年一遇的宝贝,让他能踏踏实实上学,对年轻人望眼欲穿的政府怎么能够不开动脑筋想办法?

其实相生政府的心思也好揣度——就像东京大学阿古教授所言:如果竹内一家孩子上学真因为通勤出了问题,这个负面新闻的后果恐怕当地政府的小肩膀承担不起。因此,与其这样,还不如借此机会,把事情做到极致(比如,以道路太差为理由,不仅小学而且连初中的打的费都包了),然后宣传跟进,让竹内讨喜的小圆脸、妈妈由真的笑脸和出租车门上“相生小学校儿童送迎用”的LOGO成为相生市重视年轻人、欢迎年轻人的招牌,这才是政治智慧和日本式政绩工程的搞法。

政府包车接送竹内小朋友政府包车接送竹内小朋友

当然,也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毕竟花费千万为一户人家谋福祉,免不了要受到纳税人的质疑。但形势比人强,因为老龄化和人口减少,很多地方即将沦为“空城”,有智库测算,到2040年,日本将有900个城市消失。这貌似危言耸听,但目前除东京等一些大都市外,很多地方的警察与消防员平日干的最多的就是跟空房子里的安全隐患较劲,而交通部门则整日纠结于是否维护那些极少使用的道路与公交线路,连教育部门每年都因缺乏生源要关闭500所左右的学校——就拿竹内小朋友就读的相生小学来说,1950年代高峰时有2119个孩子就读,如今所有年级加在一起才53人,今年入学的仅7人。因此,作为这所学校宝贵的、需要呵护的1/7,即便有反对声音,恐怕音量都极其有限。

竹内小同学高高兴兴地打着政府的“的士”上学了,相比于中国贵州大山里那些每天走2个小时的同龄人,彼此的境遇其实不仅局限在以上的原因,他们的身影背后还有社会对于公平和效率的偏重。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丁可博士认为,“这一做法符合日本社会的价值观——重公平胜过效率”,而中国却多年秉持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引人深思的是,曾经发生过《楢山节考》这样极端效率优先的乡俗社会(70岁的老人会被子女背到山中丢弃,以节省口粮),是如何、又是因为什么,能够蜕变成目前的公平优先的形态?——难道仅仅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有着其他不那么显见的因素?

过于重视效率的社会有走入“丛林法则”的风险,反之,过于重视公平的社会有“温室化”的风险。后者在日本、在欧洲的福利国家已是现实——有人戏称日本是“社会主义”,一共1.2亿人口,1亿中产,在舒适安全中,社会趋于保守,青年流于安逸,甚至普遍“宅”化,不用说创业,即便连留学,甚至去国外旅行这样的事情,都越来越少。他们被社会学家称为“草食系”一代——缺乏奋斗动力,动物不再凶猛。

从中日两国历史来看,中国地处大陆,永远处于危机和周边威胁之中,所以倾向于保持效率优先的体态;而日本则相反,孤悬海外,历史上基本没有受到过像样的外部威胁和压力——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催化了两种文化在效率和公平侧重上的分化。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找到“最优点”,既保持效率又有公平,既保持发展的动力又能让大多民众分享成果——在这一点上,中日两国其实都各有短板。

我们的主人公竹内小同学愉快的坐着“免费公车”上学了,但寻找这个“最优点”的道路,对于中日来说,没有捷径,只能自己一步一步走。

(毛乙馨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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