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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往事:不消停的校长太太

导读

能主持家宴,可知校长夫人此时与教授们关系尚和睦,郑天挺与蒋太太的关系尤为不错,“晚饭后谒孟邻师不值,与蒋夫人谈家常甚久”,此类记载比比皆是。

编者按:校长太太即陶曾穀,昔日无锡名媛,蒋梦麟的第二任夫人。蒋陶婚姻曾为世人津津乐道,余况知者寥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对这位蒋太太有着最直接的描绘。

1944年,西南联大有过一次“倒蒋迎胡”的内部运动。原北大的教授们反对蒋梦麟继续担任校长,固然是诟病蒋氏“行政院秘书长兼任北大校长”违背了当时大学校长不得在政府任职的规定,但据傅斯年透露,蒋梦麟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穀女士的“贡献”。

1938年1月8日下午3时半,郑天挺至“健身浴室”洗澡。湖湘盛产稻谷,糠壳弃之无用,却是烧热水的好燃料。洗浴业经营成本极低,长沙几个知名的浴堂,老板们赚得盆满钵满,乡里买田,城里讨小,尤以中山路的几家布置得好,健身浴室更是屈指可数的大场子。

前后脚来的有魏建功、罗常培、陈雪屏,三人昨日方抵长沙,这算得上是真正的洗尘了。大家沐身更衣,为今晚的宴席做准备。

请客的是校长蒋梦麟,不过他昨日已动身前往汉口,晚上是由夫人在家设馔。蒋夫人即陶曾穀,其前夫为北大教授高仁山,蒋高多年莫逆,1928年高仁山因赤化犯忌被戕,蒋梦麟对陶氏呵护有加,出任教育部长时聘其为秘书。两人情愫暗生,1933年,蒋梦麟与发妻孙玉书仳离,和陶曾穀结婚。

此举颇有非议,曾有证婚人胡适被夫人江冬秀软禁不许前往之说。郑天挺大概也不以为然,只是为尊者讳而已。有个细节,对蒋梦麟日记中必言“孟邻师”,对江冬秀和羽太信子,也是称呼“师母”(1938年10月28日)。而对陶曾穀,大多称为“蒋太太”,整部日记中,只有两次记为“蒋师母”。

胡适与江冬秀胡适与江冬秀

蒋陶婚后琴瑟和谐,日记中很多聚餐因夫人而起,如1942年8月5日“孟邻师约食面,蒋太太生日也”。当听闻蒋太太可能在渝任事,蒋陶将两地分居时,郑天挺叹息“对孟邻师物质方面所益甚少,而精神方面所失实多也(1942年10月27日)”。蒋太太善于处理家庭关系,蒋原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除大儿子外都生活在一起,而高陶亦有一子一女,在郑先生眼中,“尝谓继室视前室子女之优渥,盖无逾蒋师母者(1940年7月29日)”。

蒋太太也是能干人,1938年9月郑天挺上海奔丧(表兄张耀曾)期间,老师曾有信来,请他转告夫人“缓期赴平”,于是郑先生亲往沧洲旅馆拜谒,不免叮嘱一番。大概蒋太太口头应承满满,而郑先生忙于表兄丧事,也不以为念。

一个多月后,蒋太太回访,郑先生大吃一惊,原来她已从北平回返,此次在平,不仅将房屋租出,汽车卖去,什物带来,还忙里偷闲开了一次招待茶会,而且言及沿途平安,绝不似传言中可怖。听罢一席话,郑先生不由得暗叹,“吾辈须眉能无愧死”。

能主持家宴,可知校长夫人此时与教授们关系尚和睦,郑天挺与蒋太太的关系尤为不错,“晚饭后谒孟邻师不值,与蒋夫人谈家常甚久”,此类记载比比皆是。两人都谈些什么?大多是唠家常,如郑先生几个孩子留在北平过得怎样?郑先生的薪水如何开支?郑先生也正好倒倒苦水:收入不过三百十二元,北平的租房及日用须二百六十元,加上汇水就得花去二百八十五元,自己在昆明包饭非五十元不办,日常洗衣、剃头、零用非二十元不办,酬应尚不计算,月亏已有四十元了(1940年5月8日)。

又以1940年2月7日为例,时为乙卯年除夕,郑天挺居岗头村(为避空袭,联大将教师宿舍迁往城郊),当日无非是草论文,查对音,欲小睡而空袭警报作。幸有蒋太太相邀,年夜饭招待极优,次日晨又按照无锡的风俗进食莲枣粥和年糕面,郑先生心存感激,自觉“平时在家过年无此周到也”。

郑天挺郑天挺

郑先生谦谦君子,常有投桃报李之举。陶曾穀与高仁山育有一子高陶、一女陶燕锦,蒋、陶再婚后未再生育。高陶患有精神病,开始只是喜言语,后竟持杖殴母,又彻夜不寐兼高声咆哮,蒋太太忧惧无计,惟饮泣耳。有人相告小银柜巷张多记有“马宝”出售,专医疯狂,郑先生遂与樊际昌往访,“据其人云愈者多矣,姑购两包试之(1942年2月22日)”。

樊夫人蒋燕华为蒋梦麟之女,此乃家事,樊际昌责无旁贷。而“马宝”俗称马粪石,为不常用的中药,实为马科动物胃肠中长出的结石,《本草纲目》中有偏方,可“治惊痫,毒疮”。郑先生自己素不信中医,汤药尚不轻试,此番替师分忧进呈“马宝”,也算是无可奈何了。

南迁日久,联大的教授们与蒋太太之间的矛盾开始显山露水。1940年12月4日载,陈雪屏(心理学教授)自岗头村来,谓昨晚杨振声(中文系教授)、周炳琳(经济学教授)于蒋太太又有指摘。这是日记中首次提及不和,既然是“又”,那之前必已有之,不过郑天挺为人忠厚,哪怕是日记中,具体何事也语焉不详。只与罗常培(中文系教授)长谈,两人意见相同,“以为不可因细碎家务而连及校长个人,更不可累及学校。吾出身于斯,服务于斯,望其蒸蒸日上,绝不下于他人,抑且过之。然因细碎累及学校前途,非所望也”。

罗常培罗常培

其实早在半年前(1940年5月24日),郑日记中第一次提到了联大教授们对蒋校长的看法。这是郑天挺与汤用彤(哲学系教授)之间的深谈,汤先生谈及蒋梦麟于学术方面关切较疏,抗战初期因颠沛流离幸得无事,而时局初定却仍是如此做派,长此以往恐人人引去,老北大将有瓦解之虞。郑先生没有附和,只觉得此老有深切明快之论,不胜佩慰,又不胜忧虑。看来,蒋太太与教授们的矛盾,还是与校长威望不够有关。

汤用彤汤用彤

过了几个月,双方抵触再度升级,已不能藏掖。1941年3月30日起,日记中详细记下了一出争执,双方各持一词,可称为岗头村版的“罗生门”。

首先是北大办事处总务包乾元前来,告郑先生以昨日岗头村(为避空袭,联大教授在昆明北郊的居住地)发生事故,饶毓泰(物理系教授)指责司机老徐,老徐欲辞去,不过小包心比较大,在他看来,这一切都算过去了。

饶毓泰饶毓泰

紧跟着老徐就来了,其言较包乾元为详,谓昨日戴家女仆泼水于地,老徐不察竟致滑跌,遂与女仆发生口角。 饶教授闻之,责其不应叫嚣,命他离去,故拟辞工。郑天挺询以是否回嘴,称并没有,于是告以不得再寻事,“校长方赴渝,不得即去,待校长返昆再谈”,老徐乃去,郑先生也以为无事了。

不料饭后张景钺(生物系教授)求见,并携来周炳琳函,谓老徐不服饶毓泰制止,反报以恶声,激动公愤,咸主革退其人,嘱郑先生马上办理。

郑天挺再细询张景钺,知老徐且有动武之意,惹得郑先生大怒,直言“此亦太可恶矣!”并声明自己的态度:“汽车司机固难得,而教授尤为学校之主干,教授与职员相争,余向主右教授而抑职员,况教授之主去一车夫乎”。不过又留有余地,“不欲对此辈小人作操切之举,拟荐之他去,以免有轨外行动”。

张景钺张景钺

第二日入校召包乾元,责令老徐不得至岗头村,蒋太太如用汽车,可雇工代开,郑先生还特意嘱咐,处理意见先告知周、饶二教授。下午三时,蒋太太来了,谓“村舍同人有意与之寻衅,非专为车夫也”,其理由为往时老金(可能为另一位工友)在公舍叫嚣,远过老徐而无人止之,今于老徐,不惟责之且斥革之,“是意在辱其主也”。

此“主”是指蒋太太抑或蒋先生?从后文看,此时尚指蒋太太。郑先生反复解释,终不释然,按蒋太太的意思,如学校必将斥革,她私人仍将聘用老徐,不过是不复支学校薪水罢了。

郑先生一听不对劲,“若学校去之,而私人用之,将益生纷隙”,只得告以万万不可,自己也不会开除老徐,更重要的是,校长目前不在昆明,“不宜使外人作谈料也”。蒋太太前后两个小时才离开,精疲力竭的郑天挺又回想“若以数教授之力而不能去一车夫,则成何体统”,又想到近来北大多事,自己每事弥缝,终难全济,“岂才之不逮古人,抑德之不足以服众”,意殊闷闷之际,竟对自己的办事能力产生了自疑。

此后蒋太太又来过,谈及岗头村事仍意犹悻悻,“有必欲—闹之势”,一众教授力劝,蒋太太仍坚持车夫不能去。郑先生别无良策,且听闻老徐已归公舍,诸公忿然恐更酿事端,于是4月6日亲自前往岗头村晤周、饶、张诸位。

好在老徐此时已离开,周炳琳的态度最坚决,执意将其开除,郑天挺则告以欲荐他处,并谓此事全由自己负责,倘有处置未善,任君指责。讲来讲去,不过是郑先生唯恐诸人归咎蒋太太,更生枝节,贻人话柄。

回来时孤行疾步,十里的路程不到一小时就走完了。郑先生自愧,亦复自伤,想的是“久羁俗绁,长此蹉跎,更何以传绝学、立修名哉!其速辞职,努力学问”,竟有了急流勇退之心。

还是蒋梦麟4月10日来信后有所纾解。信中谈到几个对策:第一,如陶曾穀愿意,可来重庆小住数月,此举说是为之散心,其实是分隔之计;第二,岗头村两院隔开,另开前后两门,以解杂居局面;第三,司机暂避,工资照发,外面可说已走,一两月后再回来,同人气已消,况院子已隔,不致再发生冲突。

不过,信尾又提到,“如彼时再相迫,则弟可挂冠以去。德薄能鲜,学校不能办矣。但现在不可不顾同人之面子,恐外间将以弟重车夫而薄同人也”。这席话让郑天挺惴惴不安。

蒋梦麟蒋梦麟

果然,4月22日按信中所布置,包乾元前往岗头村估工,当场又遇到了麻烦。赵迺抟(经济系教授)首先出而询问,并告之吴大猷(物理系教授),周炳琳复至上房向蒋太太质问,状甚严肃,双方言语均甚愤激,以致蒋太太复见郑先生时竟至泪下,意欲移出公舍。

右一为吴大猷右一为吴大猷

加入反方阵营的教授们更多了。看来蒋梦麟处理此事时,只写信告诉了夫人及郑先生,并不与“同人”商量。又包乾元告知房屋改造计划出自蒋校长来函、蒋太太声明包乾元受总务长郑天挺委派之后,事端并未终止,也难怪众人疑蒋校长护短,而蒋太太疑众人有排挤之心。

此事件中几位教授的表现可堪玩味。此事由饶毓泰与老徐争执而起,然后续未见饶氏身影,只多日后与郑先生谈甚久,不谈事件本身,只对北大颇有牢骚,“以为教授无老幼,对学校现状均感觉无生气、无希望,不如清华”,料想饶先生同为忠厚长者,不愿参与纠纷。

周炳琳事事出头,不过早在1938年初在长沙商议迁滇时,傅斯年就曾与郑天挺商量,“可请周炳琳回校,以调停于淸华、南开、北大三校之间”,并拟定周氏为总务长,可见他敢作敢为的风格。且周氏致郑天挺信中很坦荡,“此事发生于孟邻先生不在此之时,为曾穀夫人招致不便利,并在兄百忙之中为添麻烦,同人自然抱歉,然为事势所驱,不容已也”。

周炳琳周炳琳

听闻蒋太太言论,第二天张景钺、吴大猷特地拜访郑天挺,张告知“排校长意,此同人所从未想及者也”,吴建议“最好有人从旁一为解释,使知同人无是意也”,这也让郑天挺深感二君能以学校为重。看来以上诸位先生,虽对校长心存不满,但均出于学校利益,而与蒋太太的冲突实乃一时义愤,都不存借机生事之意。倒是赵迺抟,举止非常微妙。

4月22日的日记中,郑先生写到“余所最惧者,同人有所见,不以告之学校而窃议于后,阴黠者复造作莫须有之词以耸人听也”,这是日记中对同人罕有的重话,以郑氏为人,绝非泛泛,而是实有所指。

事发前一日,包乾元告知,赵迺抟曾探询郑先生对司机事件之意向,并有危词恫句;事发前二日,郑天挺与罗常培散步中,罗先生亦云赵氏曾向他探询,而之前赵氏与郑先生有过久谈,并无一语及此,郑先生只谓“不知其果何心意”;事发当日,赵迺抟有始而髙声咆哮、继而痛诋郑先生之举。这样看来,“阴黠者”是谁,不言而喻。

赵迺抟赵迺抟

事端的解决有些戏剧性。4月29日,“敌机凡二十七架,投弹七十馀枚,伤七十六人,死五十二人,毁屋四百二十馀间,震损屋宇七百八十馀间,自昆明轰炸以来,盖以此次灾区最广、死伤最重”。空袭敲响警钟,存亡之际,车夫之争戛然而止。

当然,暗流涌动还是时有发生。1942年3月3日,连日来公舍工友与蒋宅女佣暗斗,女佣向蒋太太抱怨,蒋太太出而责之,工友潜出不归,公舍遂至无水可饮。同人动怒,于蔡枢衡(法学教授)前有微词,蔡氏亦不悦,心生抵牾者又多一人。

蔡枢衡蔡枢衡

到了1945年,事情已无法挽回。6月21日,吴大猷来,谓蒋梦麟已回国。昨晚已有同事提到,郑先生当即否认,不意果然,“急索报读之,盖与宋子文同乘专机昨日直飞重庆,未停昆明”。看来校长与教授们之间芥蒂已深,回国不告,不回联大亦不告。

对别人保密可以理解,怎么对郑先生也毫不透露?大概是蒋梦麟深知郑先生为人,若告知行程,别人问起,他必以实相告。果然,郑先生以为此举大不妥,当晚即作书上孟邻师,托蒋太太明日带渝,书谈三事,其一即为“同人属望甚殷,此次回国未能先到昆明,应来书向同人有所表示。”

7月7日,蒋太太自渝返昆,郑天挺往才盛巷一晤。蒋太太说,蒋先生辞北大校长之意甚坚,且得知北大同人欲其辞职更是伤心,乃至彻夜未眠;并言及蒋先生就任行政院秘书长后舆论甚好;又询郑先生肯否相助。

蒋梦麟相邀郑天挺,一则先生实为亲信,二则看重先生诚实,三则先生深具才干。之前吴大猷相告,蒋校长将为外交部长,郑先生谓不可信,并分析如下:宋子文于财政部长虽感兴趣,但未必肯让出外交部长,且尚有王世杰希冀其位;教育部长可能较大,但交通部长未出缺,朱家骅未必动,则行政院秘书长最可能。又谈及秘书长为事务官,未免太苦,而老师早年间就已当过部长,此时校长地位不低,何必更弃而作秘书长!

郑天挺预判得精准,蒋梦麟就任秘书长后,事务芜杂,并无政绩可称;一旦脱离教育界,也再无教育报国的机会。不过,当了秘书长夫人,蒋太太倒是称心如意。1945年7月14日,郑天挺转闻之蒋太太,得知一个月后北方必有新行动,或美军登陆,或俄人出兵;又闻之张景钺,苏俄或命蒙古出兵,而西伯利亚不动。

事态的发展众所周知,官太太的内部消息比教授们的分析靠谱得多,这大概能让蒋太太扬眉吐气一回了吧。

蒋梦麟和陶曾穀蒋梦麟和陶曾穀
【责任编辑:身中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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