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赖建诚

赖建诚,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1982),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1992—1993)。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专攻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著作有:《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梁启超的经济面向》《经济史的趣味》《经济思想史的趣味》等,并译有雷蒙

封一个圣人要花多少钱?

导读

被封圣者都是已逝高僧,无法为自身谋利,所以这套制度是活人在运用死人,目的在取得各地的捐献、制造名声、累积政治势力和在教区的力量。

封圣并非天主教独有,政治上也常有类似的封圣作为,例如封某伟人为国父、开国元勋、至圣先师等。政治上的封圣通常是统治手法,希望能凝聚共同意识。罗马教会是近千年来存在最长久也最成功的组织,业务跨四大洲五大洋。虽然采取中央集权化,毕竟幅员广大,鞭长莫及,只能将一般世俗业务分权给各地区的教会。为了让各地区的教会尽力推展业务,罗马教会势必得有一些激励措施。

其中一项平衡内部竞争的技巧,就是让各地区敎会有争夺“冠军”的机会:提供各自的圣僧名单,在梵蒂冈竞争封圣,这是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如果年年都封圣,价值必然迅速低落,所以需要冗长的程序,从显灵、神迹、德行各角度严核。这是管理庞大团队的常见手法:定期举办内部竞赛,不让冠军由某些优势团体包揽,雨露均沾是长期的基本原则。

这类的手法在中国也有,稍做对比可互相照映。皇帝在集权化的朝廷容易被宦官外戚把持,若要维持行政体系动态活力,最简洁有效的手法,就是从各地举才。汉代就有察举制度,由地方长官荐举供应中央、区域、地方所需的官吏。皇帝是这套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当缺乏某个类型的人才时,就可以指定官员负责,要求地方荐举人才,经过考核后,产生新一代的官僚,在中央能维持朝廷内部势力均衡。

梵蒂冈需要大量“已逝的圣僧”来稳定组织结构,所以要间隔多年才办一次封圣,让“冠军杯”成为各地教区长久关注的荣誉和奖项。察举和封圣的相同点,是平衡内部势力所必须。差异点则是察举会定期举办,颁各种奖给许多活人,封圣是间隔很久,才颁个冠军杯给某个久逝的圣僧。

公元4世纪末叶,基督教派从原先的被迫害者,转变为罗马国教。当时的教宗,身份只是罗马的主教(bishop)。经过漫长的演变,通过许多严厉考验,才渐渐成为今日的梵蒂冈教宗。千百年来,教宗对各国神职人员有实质掌控力:任免重要职位、统一解释教义、提出炼狱的新概念、发行赦免赎罪券、颁布各种戒律、册封圣人。

梵蒂冈和中国皇帝一样,都明白集权必然带来腐败僵化,必须时常引入活水才不会自败。但做法和朝廷不同,梵蒂冈不想时常引入各地新血,来维持教会的组织运作。替代的手法就是由各地举荐已逝高僧,透过封圣来平衡各地势力。这些“状元”不会参与实际的决策,妨碍集权化的宗教帝国。

历代的封圣过程必然会有变化,正可反映梵蒂冈对圣人或圣女的“需求强度”与时俱变,而非民间对圣人或圣女的“供给意愿”有起伏。也就是说,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看,梵蒂冈会依需求调节封圣的“规则与数量”。这个说法看起来惊世骇俗,但近千年来的封圣统计证据,很能支持这个见解。

赎罪券赎罪券

封圣的推举与遴选过程

早期基督教的圣人都是在罗马帝国迫害时,为了信仰而殉教者。成为国教取得独占优势后,开始把放弃世俗利益、追求灵性的杰出修道者纳入封圣行列。圣僧的遗物与遗骨会吸引信众奉拜,接下来就出现神迹,能治病、驱魔、避邪。

透过朝圣活动与各种传说,各地的圣僧逐渐取得区域性声望。如果能得到教宗封圣,对声望的累积就更有帮助。各地教会明白,若能让教区内的高僧封圣,除了带来朝圣的各种利益,更能在宗教市场脱颖而出。在这样的概念下,自然会积极推举在地的高僧。

梵蒂冈明白封圣的多重意义,教宗格列高利九世(Pope Gregory IX)1234年公告,封圣权归教宗独有。接下来的三百多年间,封圣的审查日益复杂冗长。到了1587年成立专属的审查团,称为圣礼部(Sacred Congregation of Rite,类似“封圣评审团”)。到了1634年,封圣出现双轨制:地区性的(local)与不分区的(universal),必须逝后(processus)才有候选资格。

为何要逝后?因为在概念上,在神之前人都是有罪的(assumed guilty),候选人要经过冗长审慎评估,再由所谓的魔鬼代言人(Devil’s Advocate,正式名称是Promoter of the Faith)证明候选人洁净无瑕(proven innocent),才由教宗在慎重仪式中封圣。

1634年之后的候选人,要通过四重审查:

1. 教义上的正统性,以免异端渗入。

2. 逝后的神迹见证(生前的神迹不算),确认候选人与神明有特殊关系,神愿意透过他来示现。神迹需要审查,因为恶魔的代言人也会行使奇迹。

3. 拥有美德,共七项:三项是神学上的(信念、希望、慈善),四项是品性上的(坚毅、公正、审慎、守戒),神职人员还另加三项:清贫、贞洁、服从。

4. 这十项考核之上,还有一层更超越的标准:殉道,就是受到强烈折磨,仍不屈不挠以身殉教的烈士。这项优点的权重超越前面10项考核的总和。最常见的殉教者,是在16-17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殉职,以及在海外传教任务中罹难。

这样的审核程序通常要好几十年,有时好几世纪才封圣。通常个案会沉寂很长时段,之后出现支持者积极推动才又重议。至于花费的成本,刚开始相当庞大,后来逐渐降减。以1960年代的封圣为例,假设一年内完成(通常不可能),所需的经费分两大类:宣福(beatification)要16万欧元(1999年币值),正式宣布为圣徒(canonization)要24万欧元,合计40万。这是账面上的开销,中间庞杂的行政费用与社会成本尚未估列。

2015年意大利记者詹路易吉·努齐(Gianluigi Nuzzi)出版《圣殿里的商人》(Merchants in the Temple)。他说要让某个人宣福,要先付出6万5000欧元的报名费,之后还要付给担任宣福申请人(postulator)的神父50万欧元。19世纪时的意大利神父罗斯米尼(Antonio Rosmini-Serbati),2007年宣福的花费高达75万欧元,宣福的费用已经这么高,封圣的费用就不用说了。

这是上下配合的运作机制:各地教会自由推举,梵蒂冈独占地审核。透过冗长审核、严苛的标准、庞大的财务成本,竞争宗教界的圣杯。被封圣者都是已逝高僧,无法为自身谋利,所以这套制度是活人在运用死人,目的在取得各地的捐献、制造名声、累积政治势力和在教区的力量。追寻封圣是昂贵冗长的投资,前仆后继从未中断,表示这个“圣杯”的吸引力与投资报酬率比外界想象的高。要准备封圣的资料与证据其实相当耗时费事:找证人搜集证据,彰显圣者的生活与德行,示现神迹的左证,如何为宗教献身(或殉教),神如何透过他来展现,以及汇集封圣所需的大笔金额。

这些事由地方热心人士主导,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追求冠军杯。在科举时代,富商也会投资有潜力的学子,若能中选进士,再蒙皇上钦点状元,那一切都值得了。这两种争取冠军杯的过程与投资效果,其实异曲同工。地方的热心投资者,不论是投资封圣或进士、状元,都算是“功名系统的企业家”。

1235年匈牙利的伊丽莎白封圣,她生前建造医院医治病人,是天主教慈善的象征人物,于逝后四年快速封圣1235年匈牙利的伊丽莎白封圣,她生前建造医院医治病人,是天主教慈善的象征人物,于逝后四年快速封圣

严格管控数量

天堂何其开阔宽广,应可接纳人间无限多数的圣贤,为何要这么严格管制封圣人数?如前所述,这是活人的策略,未必是上苍的旨意。严格控制的目的,是要创造物以稀为贵的形象。同时也要释出讯息:只有最奇特的候选人、最神奇的迹象、最舍身取义者,才有机会雀屏中选。这是由下而上的自愿性参赛,目的在为教区争取长久性的荣誉。某个乡镇教区如果能封圣成功,带来的声望与观光收入,对当地教堂的重要性,可能比某个村落出了状元郎效果更长久。

换个角度来看,地方性的圣人能为梵蒂冈带来好处:

1. 各地把候选人的数据集中到罗马教会,确立教宗在封圣上的独占地位:和察举时代的皇帝一样,是审核者、钦点者、颁奖者。

2. 各地区把最优秀的候选人,集中到京城(梵蒂冈),也把大笔资金汇入中央。

3. 确立中央与地方教会间的隶属关系,透过封圣的例行活动,检视各教区的忠诚度,确保中央与地方利益的一致性。

4. 把封圣制度化,让中央展现资源分配者的优势,各地区承认教宗的主控权与颁奖权,确保教会组织的垂直整合与水平整合。

前面说过,候选人要符合三项神学上的美德(信仰、信心、慈善)、四项道德上标准(坚忍、公正、审慎、守戒)、三项修行要件(清贫、贞洁、服从)。还要能确信通过神学上的正统性(非异端)、展现神迹、英勇作为、殉教精神。能通过这些项目的人数必然不多。

这些复杂的高标准,都是罗马教会设立的门坎。换句话说,标准由我订,成绩由我评,名单由我审。这有点象是朝廷钦点状元、榜眼、探花一样,确保统治权的独占性与崇高性。从策略与手段的角度来看,如果教宗想把偏远地区的教会纳入掌握,但又鞭长莫及没十足把握,封圣就是个灵活的手段:让若即若离的教区,推举当地的已逝高僧,封圣就可确立隶属关系。

这种手法在政治运作上随处可见:分封公侯伯子男这些爵位,也有类似的功能。教宗无权授爵,就用封圣来取代,功效类似。换句话说,封圣和“封建”的目的相似:确保中央的资源支配权,以及上下从属关系。这也是拓展地盘的怀柔策略,目的在防止异端邪教侵入竞争,透过封圣凝聚各教区的向心力,避免分裂叛乱。

另一种手法是,当某个地区有个教派迅速兴起,通常也会找出某位已逝高僧作为精神领导中心。当这些教派的势力高涨到引起梵蒂冈瞩目,出手介入其实是下策,因为必然引发猜忌对抗。怀柔收编才是上策,最简洁互利的手法,就是公开承认当地的已逝高僧为圣者。

只要纳入封圣的审核程序,中央与地方的隶属关系就建立起来,之后是几十年或百年的审核。此事的外围效益很大:避免教区分裂、收编新教派、避免异教侵入、确保中央独占权。如果你对被封圣者的社会背景详加考察,就可发现封圣绝非褒奖个别高僧的修行德性,而是一套复杂多元的政策考虑。

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

封圣的数量分析

比利时社会学者皮耶·德洛斯(Pierre Delooz)在1969年出版《社会学与封圣》(Sociologie et canonisation),对于993-1967年间,罗马教会共封了2,610位圣者有深入的统计分析,摘录主要讯息。

1. 封圣其实是独占者的“需求”,而非民间教会的“供给”:美国的知名社会学者皮特林·索罗金(Pitirim Sorokin)曾在1950年发表宗教圣者的研究,认为 17世纪之后,封圣人数有遽减趋势,主因是社会迅速现代化,导致圣者的供给量减少:科学取代迷信,现代取代宗教。但德洛斯从资料中并没有发现这个下降趋势,例如19世纪有322位封圣,到了更科学化、现代化的20世纪,封圣人数也没降减。

他认为,14-15世纪期间,封圣人数确实减低,主因是在这段改革时期,给天主教带来强烈动荡。所以他认为封圣的数量是由教会操控。犹如科举制度,其实是朝廷统治者的“需求”,比民间生员的“供给”更重要。14-15世纪改革期间,罗马教会的权威优势受到严重挑战。过去一直有效的封圣,随着统治者的独占权失落,导致对“封圣的需求”下降,民间送审圣者的供给因而随之下降。

2. 教会的封圣条件随时间改变:从性别分布的角度来看,过去1000年来,女性的整体封圣比例约1/6,其中一半是20世纪受封。20世纪女性的受封比例,激增到1/3。31位在20世纪受封的女性有27位是修女,当中8位是在19世纪之前过世。其余19位是因为创办妇女聚会组织而受封。

3. 从这件事也可看出,教会对封圣的审查原本要求奇迹、殉教这类高门坎的标准。随着时代变化与社会结构改变,梵蒂冈增加对妇女封圣的“需求”,门坎标准也随之调降。封圣确实会随时代结构的变动,产生新模式与新取向。最明显的证据是1978年保禄二世就任后,对封圣的数量与范围,做了前所未见的扩张。1978-2000的22年间,总共封了447位圣者,还有984位受到教宗宣福(这是非殉教者封圣前,最后一道程序)。早期的封圣,需要几十年或百年的审慎考核。到了20世纪末叶,接受封圣者激增,过程又不能草率。因而造成排队现象,需要加班处理等待封圣者。主因是要积极争取世界各地的新教徒。

4. 新时代有新改革:保禄二世在1983年提出封圣作业程序改革,这是乌尔班八世(1623-44年间在位)以来首次修正,修正的要点有四个:(1)封圣变得更快更容易,受封人数因而激增。(2)对神迹次数的要求减半(由两次降为一次)。(3)由原本两次封圣仪式(一在当地、一在罗马)减为只做一次。(4)原本要通过“魔鬼律师”的严格审核,改为呈交一篇博士论文(改走学术路线)。这些改革的特色是在找寻配合者与听从者,而不是真正的殉教者与展现神迹者。这是新时代新需求下的新手法。

封圣和察举选官有相通之处,都是由于统治上的需求,创造出“被封圣”的供给。只要集权的独占政体,都会有类似的“封圣供需关系”。就算是非集权型的宗教也有封圣,通常是赞许个别的成就(例如玄奘),而不是为了统治,以及组织上的垂直、水平整合。和梵蒂冈较类似的手法,通常可以在政治界看到。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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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o, Robert and Rachel McCleary (2016): “Saints marching in, 1590-2012”, Economica, 83:38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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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zzi, Gianluigi (2015), Merchants in the Temple: Inside Pope Francis's Secret Battle Against Corruption in the Vatican, Henry Holt and Co.

“Saint”, Wikipedia, November 11, 2014.

Woodward, Kenneth (1990): Making Saints: How the Catholic Church Determines Who becomes a Saint, Who Doesn’t, and Why,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本文原标题:《科举与封圣:皇帝与教皇的优势独占竞争策略》)

【责任编辑: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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