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赖建诚

赖建诚,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1982),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1992—1993)。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专攻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著作有:《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梁启超的经济面向》《经济史的趣味》《经济思想史的趣味》等,并译有雷蒙

宗教有助于人类演化

导读

人类的族群和宗教族群也和生物界的有机体一样,在同一套演法下适应环境的变化,力求生存繁衍。

他现在终于明白了:他的宗教在本质上,是在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撒·辛格(Isaac Singer)

这句引言出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撒·辛格。他是犹太人,在波兰首都华沙(Warszawa)出生,二次大战期间因为纳粹进逼而移民美国。他一生都用犹太人使用的意第绪语写作,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对信仰上帝的诘问,这句话出自长篇小说《奴隶》,点出宗教的另一个面向:宗教不(必然)是人与神的关系,宗教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性特质,就是建构人与人的关系。这隐含了一个概念:宗教是帮助人类(社会)演化的一环,人类其实需要宗教。

谈到演化,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达尔文提出的演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个归纳生物在不同世代间演进过程的理论,从成形到正式出版《物种源始》相隔十多年,原因是达尔文在这中间请教了许多专家学者,希望能将理论建构得更完整;还有一个宗教上的原因,演化论彻底挑战上帝创造万物的说法。达尔文担心教会势力会群起反弹,在当时如果被教会视为异端,极有可能判处死刑。

达尔文达尔文

虽然达尔文无意挑战宗教信仰,但生物演化的基本论点,确实与上帝创造万物的看法有严重矛盾。怎么调和这两个冲突的理论呢?知名的演化生物学者、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Binghamton University-SUNY)生命科学与人类学教授大卫·索隆·威尔森(David Sloan Wilson)在《达尔文的大教堂》(Darwin's Cathedral: Evolution, Religion, and the Nature of Society)中提出“宗教演化论”(evolutionary theory of religion)。他以深刻的演化理论,搭配宗教理论的各种见解,在历史证据的根基上,勾勒出前所未明的演化宗教学,将宗教视为人类演化的一环,巧妙避开两个理论冲突的关键。

威尔森的重点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有机体,一个类似有生命、有演化历程的生物体(organism),然后用达尔文派的演化论,来检视社会这个生物体,如何“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如果我们把社会视为一种生物体,就比较能明白“道德”与“宗教”在社会演化上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和生物上的“适应性”(adaption)有异曲同工之妙。

换句话说,其实不应把社会视为只是许多个人的无意识结合(那是微观的角度),现在可以换个更宏观的角度,把社会视为一个整合性的有机体,目的是要彰显一个过去常被忽视的面向:这个有机性的社会体也服从演化的机制,才能在变动的世界中调适、生存、繁荣。

威尔森从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角度发现,处于不同时空的社会,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宗教能有效帮助社会的组成分子(个人),完成所必需的集体行动。若无宗教的力量与组织,集体行为就不易成功。他也从演化的角度,说明为何大多数的宗教,都会强调宽恕的重要性。

再换个角度来说,演化论通常以(自私的)基因和生命体为分析单位,威尔森认为演化是多层次性的(multilevel selection):基因、个体、(小)群体、(大)社会。在这四个层次上,道德、文化、宗教都会扮演从前被忽视的角色。这些论点或许不易广为学界接受,但必然会激起新的思维角度。

宗教是天择的利器

先从达尔文的天择说谈起。天择说的重点在适应(adaption)这个机制。演化与天择就要解说生物体如何适应环境的变化,通常有四个阶段:

·产生变异:因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引起外观的变化(如体积变大或缩小),而且这些变化会在亲代与子代间继承;

·过度繁殖:子代的数量远远比亲代多很多;

·生存竞争:因为食物与空间有限,引发生存竞争;

·适者生存:愈能适应的物种(例如演化出冬眠),愈能胜过较不适应的对手。

回头来看宗教这个人类独有的团体形式。宗教通常宣扬大爱,完成大我,舍私利,做公益。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不只是追求内心平静、上天堂,而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社会。从演化论的观点来解读,大爱的目的,就是追求社会整体组织的成长,让各个成员相互依存、互助互利。这种群体内的合作互利,在蜜蜂、蚁群中是普遍现象。会这样来解读,用意是要提出一项严肃的科学假说:宗教团体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其实扮演一项有机的功能。生物界的有机体是天择所产生,透过无数代的变异与汰择,才能在激烈变动的环境中生存繁衍。同样的道理,人类的族群和宗教族群也和生物界的有机体一样,在同一套演法下适应环境的变化,力求生存繁衍。

换个角度来说,人类之所以能在短暂的时间内(相对于蛇类、蟑螂)就能主宰地表主要地区,有个重要原因。动物只能靠生理性的适应与演化,例如鸟喙的形状会依地区的食物特性而变化,但这些必须用好几个世代才能有些微进展。智人则多了一项重要武器:(广义的)文化适应。居住在农耕地带的汉族,叔嫂之间有男女之防,但在游牧的蒙古族,兄终弟及(弟娶寡嫂)是常态。

也就是说,为了让族群存续的机率极大化(或是被灭绝的机率极小化),智人会用各种文化手段迅速弥补生理性的适应缺口,因而造就了各地的文化差异:汉人尊老孝亲,但北极圈内有些民族的老人过去会自愿饿死,把有限食物留给孙代。各地文化的特性,通常会保留在各自的宗教观念与行为内。宗教可说是重要的文化基因,是软性的(变异快),和生物性的DNA(变异慢),共同影响族群的适应性,在天择的机制下存续发展。

在一般的认知里,宗教就是对神明的崇拜,是人与圣灵之间的沟通,目的是祈求平安、健康、宁静,基本上是个人性的。就算是有集体性的礼拜与祭祀,也是依固定节庆举行。如果把宗教局限在拜神明求庇佑,那就偏狭视短了。宗教还有许多更高层次的价值,例如宣扬大爱、公益、正义、道德。同样的道理,宗教还有更高层次的功能,例如促进社会团结共度难关。

物竞天择说绝非只限于硬件面(例如鸟喙尖化或视觉更锐利),达尔文也说过:“(社会中有不少成员)愿意协助他人,愿意为公益而牺牲自己,目的是要能胜过其他的部落,这些行为也都是天择的另一种形式。”

在这个概念下,宗教就可以是天择的一种利器。这种广义的理解,远比拜神庇佑的狭义宗教观,对族群的长期存续其实更重要。换句话说,演化不只限于DNA的层次,现在需要一个更高层级的演化单位:人群。在团体(或集体)演化观中,宗教是一项重要的参数,因为它和文化、道德这些因素纠缠在一起,是不可缺的演化推力。

反过来说,如果宗教不重要(或甚至被贬为迷信),为何在人类长期演化过程中,它不但没消失过,反而随着科学的进步,宗教的重要性日益更高:试想1950年代台湾的GDP与科学水平,对比2020年代的GDP与科学水平,你觉得1950年代的宗教较兴盛,还是2020年代?

如果宗教有助于社会演化,那也就可以视宗教为一种“社会器官”(social organism)。因为宗教代表一种集体心灵(group minds),是一种软件,一种社会器官,协助整个有机体,在天择过程中胜出。但并不是所有的组织都对社会的演化有帮助,例如黑帮就不是有益的社会器官。同样的道理,有组织有训练的正规军,比乌合之众的游击队更有效率。宗教是一种善性的社会黏着剂,在共同信仰的教义下,能把原本四散的善能量,集成有组织、有目的、有向上力的团体。大多数情况下,不需公共财的资助就能有效运作。在市场与政府同时失灵时,宗教的力量特别耀眼。

群体演化

在谈到演化论的过程中,通常只瞄准个体演化,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些集体行动的动物,出现群体演化的现象。例如飞雁以人字型长途迁徙,就能区分小我与大我的重要性。雁群飞行时,必然有领头的雁在“破空”,在气流中冲开阻力,减轻群体的飞行阻力。领头雁疲累后,就会自动轮替,让群体能更省力,完成长途飞行目标。夜晚时又轮流守卫,危险时发出警告。这些大我重于小我的行为,内化为雁群的第二天性,成为不教自会的本能,让团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

这种有益社会的行为在人类社会中也常见,例如舍身救人、为国捐躯。大体而言,在同一个社会内,自私自利对个人是有益的,因为能损人利己;但相反地,在相互竞争的几个社会中,群体内愈能团结互助,愈有机会胜过其他以自利为取向的社会。请记住一句名言:“在团体内,自私打败利他;但利他的团体,会打败自私的团体。其余都是废话。”

当然,要让整个群体成功发展,互助团结很重要。在飞雁的例子里,如果守夜的雁非常尽责,团体的存活率会较高,反之亦然。这项责任心的高低,就不是“宗教”的层次,而是道德的层次:责任心重的团体,道德感高,反之亦然。再引一段达尔文的话来说明这个观点:“如果团体内有较高程度的认同感、效忠性、服从性、勇气与同理心,也随时愿意协助他人,甚至愿意自我牺牲完成大我,这种团体会胜过大多数的团体,这就是天择。这个世界上,随时都有某些团体在取代某些团体,道德性就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因素。道德的标准,以及具备道德特质的人,会随着团体的胜出而更提升,也更广泛。”

这意思是说:高道德社会容易胜出。因为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社会的道德水平就日益提高,具有高度道德的人口比例,也跟着增加。换句话说,胜者益胜,败者益败,道德是项关键。这是群体演化常见的事,这也说明为何社会性的昆虫(蚂蚁、蜜蜂)和社会性的动物,道德倾向都显而易见。

人类是这方面的模范生,因为在道德之上,又多了宗教这项利器。但社会不会“自动适应”,道德需要维护,必须靠两件事:宗教随时督促你遵守道德(举头三尺);当你违反道德时,法律会制裁你(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这告诉我们,演化与天择是多层次性的,至少有个人(DNA)和团体这两个层次,至少有道德、宗教、法律这三个面向。

宗教有项重要功能是提醒道德的重要性(举头三尺)。所以道德才是社会的重要支柱。在道德上方,有宗教提醒;在道德下方,有法律制裁。但是道德如果要对团体有益,必须具有一套能整合成体系的特质,例如:融合性(不能格格不入)、可驯性(教得动)、能侦测出欺骗、能处罚欺骗、能象征性的思考(区别善恶)、能达到共识(有好坏的标准)、愿意合群、能从知觉上与视觉上判断是否可以接受、无法律时也能有秩序、能自立自治。

《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

这些特质说起来很宽泛,但在具有道德感的团体(人与动物皆适用),这些特质都会自动显现。正如每种语言的文法都不同,每个团体的道德标准也都不同,有些可以一夫多妻,有些可以一妻多夫,只要成员约定成俗即可。另一个重点:道德标准也会与时俱移,原本容许妻妾成群的汉人社会,现在就行不通了。

当然,就算是愈道德的社会愈有机会胜出,弱肉强食仍旧是适者生存的法则之一。毕竟所有生物都以其他生物为食物,因为你不可能靠矿物生存。也就是说,人会吃鱼、吃猪牛羊,目的在生存与繁衍。所以物种之间必然是冲突的:你死我活。道德是壮大团体的利器,所以对内讲道德,对外讲武力、讲征服、讲扩张。你别对道德失望,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本质。在不受生存威胁时,我爱世人;当我自己的生存空间有限时,必然坚拒外国难民移入。在团体内,宗教是祥和慈悲的,在种族之间,宗教可以是血腥的,宗教战争史不绝书。不要忘记动物的本性:对内用道德,对外用敌意。

如前所述,人类的优势在于兼具基因演化与文化演化,这两项利器交互运作。其他物种通常只具备基因演化。过去一般人常把生物间的竞争武器,狭义地认为只有利爪、肌肉、尖牙、撕咬。现在我们进一步理解,原来“思想”也是重要的武器:心理、道德、宗教的重要性,都因不显眼而被系统地忽视了。

我们一向重视个体的适应,以及个体的竞争性,轻忽了“团体选择”这个重要面向。其实知识界很早就明白“利他性”的重要性。《老子》早就说过:“既已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持这种观点的人,一直都明白团体重于个人。但狭义的达尔文主义者,坚持DNA层次的微观视野,认为基因是自私的,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因而认为“利他”的行为也是“利己”的一部分。这种说法只是在井中观天,“若人有眼大如天”,还道井大天更大。团体必须优先于个人,只是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基于对集权政治的反感,过度重视个人层次的演化机制。

再强调一次:天择不只在个体的层次上运作,在团体的层次上(group selection)运作地更显著。道德与宗教这种社会黏着剂因此就特别重要:愈尽责的雁群会在夜间守卫(道德性愈高),团体的存活率必然高于纪律散漫的雁群。大部分的人在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在团体内的个人层次上,所以自利(自私的基因)在90%的时间是重要的。一旦有了敌国外患,就能很快团结起来,自私的基因被压抑下去。持平地说,我们天生就同时具有自私(个人)与利他(团体)的基因,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表现。自私的基因不教自会,但利他的团体基因,需要道德与宗教来提醒与维持。

文化演化是人类独有

前面说过,人类演化的优势中,有一项因素是其他生物不具备的:文化演化。文化和文法一样,各族群必然相异。再举奉养老人的例子:在农耕地区,养儿防老既是文化,也是道德(儿女有义务养父母),但在粮食不足的北极圈内,老人就要“懂事”,有限的粮食要留给孙辈。这是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的道德观就和农业民族不同。人类就是靠着调整文化与道德的差异性,才能迅速配合环境的变化。道德是具体的行为,文化是道德的综合表现方式。

人类离开非洲时,体质大致类似。但有些族群进入畜牧区,对乳制品适应良好。有些族群进入农耕区,会产生乳糖不耐症。类似的道理,各大洲族群的疾病免疫力就有明显差异。综合说起来,人类在地表各地四散,能迅速主宰地球,对疾病免疫力的快速适应(DNA层次的开放),以及文化道德的快速调整(社会思维层次的开放),两者相互作用的力量,是其他物种远远不及之处。

为什么开放式的迅速调整很重要?因为各地区状况太多,愈有调整的弹性、调整的速度愈快,族群的成功机率愈高。DNA调整速度通常不够快,那就用文化、道德、法律、宗教的软性特色,迅速调整团体行为,来适应环境(你可以说这是“文化突变”)。这正是多层次(multilevel)天择的意义。文化、道德、宗教都是集体性的心智表现,也是会突变的。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的存在,善者为神,恶者为魔(鬼)。有肉身的灵(所有生物),也有没肉身的灵(神鬼)。有肉身的灵,有他们能力(例如人能造飞机),没肉身的灵,也有他们的能力(神通与知晓过去未来)。从宗教的角度来说,我愿意相信你所崇敬的神是灵验的。

但在对特定神祇的敬仰之外,也请抬头仰望星空穹顶,还有一位肉眼看不到、神通不能及的“演化大神”。吾人将可用宏观的眼界,重新思考宗教对族群、社会、人类的意义。

各种动物都有各自的道德本能,人类也有这种本能,因为道德是维持群体运作的黏胶。但也不必以本族群的道德标准,去裁判其他族群的道德。正如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的文法,文法只有效率问题,没有优劣问题。因此人类的道德未必优于爬虫类,因为每种生物的道德,目的都是要维持族群在天择的过程中,能存活得更适应。

人模拟其他动物多两项重要本能:语言本能与宗教本能。在任何社会,只要环境许可,都会发展出各自的语言与宗教。文化就是语言、道德、宗教的自动产物。语言本能不需解释,但为何宗教也是一种本能?因为古今中外任何类社会都有宗教,形式上有原始与进化的差别,但本质上相同。无神论是个人的(理性)选择,是例外而非常态,也不是本能反应。当人处于极端不确定的状态时,正常的反应会祈求上天保佑。

服侍神明只是诸神存在的初级目的。诸神之上还有个演化大神,祂长久以来一直盼望找到“拈花微笑”的知音。达尔文派的学者,经过长期的解惑,逐渐明白演化大神的意思与手法。不要只看到切身的山川、河流、树林、地表,在这之上还有大气层、磁场、对流层、外太空需要探索。信仰是个人的,宗教是族群与人类的。

【参考书目】

Johnson, Dominic (2015): God is Watching You: How the Fear of God makes Us Hu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David Sloan (2002): Darwin's Cathedral: Evolution, Religion, and the Nature of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责任编辑: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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