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李华芳

美国伟谷州立大学助理教授,专栏作者,书评人。

就算鼓励生十胎,恐怕也没什么用

导读

一个家庭的生育决策,正如贝克尔所言:“应当由其收入、教育以及其他个人因素来决定,让家庭自住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

这一篇文章,我先把结论说在前头。

即便中国全面放开生育,不设任何限制,甚至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生育率下降也将是势不可挡的,这是经济规律使然。

(一)

我之前在腾讯·大家的一系列文章中说过:必须反对一切类型的计划生育(数量管制)政策,不管是一胎制,还是二胎制。主要的原因是数量管制对基本人权的侵害,从“是非”来断,这是个错的政策;次要的原因是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从“好坏”来说,这是个坏的政策。

中国调整生育政策的速度越来越快,独生子女政策从上世纪70年代全面推行以来,直到本世纪伊始,才略有松动。2000年的时候,政府出台了“双独二孩”政策,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2013年,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单独二孩”政策依法启动实施。仅隔三年,2016年,政府又出台了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全面二孩”政策。

乐观估计,从“全面二孩”到“全面放开”,也是指日可待。原本放开二胎后,以为会有一个“补偿性”的生育高峰,觉得新生儿数量会升上来。但事实是与2016年相比,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下降了88万人。也就是说,自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以来,我国新生儿数量不升反降,所谓补偿性生育高峰并没有出现。这下一贯预测出错的专家们大气都不敢喘了。

从抑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我自己的观察是这个政策风向的转变,不到三年时间。为什么决策者的态度“突然”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道理并不复杂,都是现实逼的。有几件事,一是总体出生率持续下降了,二是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少了,三是老年人数量多了,四是男女性别不平衡加重了。这几件事情加起来,就是说人口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就倒逼决策者改革生育政策了。

宏观经济差,各个地方政府先知。人口结构性失衡导致的压力大,也是各个地方政府先知。所以很自然的,如辽宁等地方就开始出台各类鼓励生育二胎的措施,希望能提高生育率。但我想说,生育率节节攀升这种事,怕是很长时间里都和中国无缘了。

提高生育率,那是多少个发达国家梦寐以求的事。有没有国家做到了呢?可以说基本没有。

上图我用的是世界银行的数据,列出了从1960年代到现在的千人生育率,也就是平均每1000人能生几个小孩。世界平均水平最近已经低于世代更低水平2.1%,大概在1.8%的样子。近邻日本的千人生育率已经数十年低于1%,当然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东亚国家的平均水平在1.4左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日本政府对年轻人不结婚简直是痛心疾首,对孩子简直是无微不至,但成效甚微。英美国家的孩子,就算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也有食物券、免费医疗和免费公立教育,也未能力挽狂澜。

中国目前的千人生育率和老牌的发达国家英美差不多,在1.2到1.4之间徘徊。印度的千人生育率,也是快速朝世界平均水平回归。

这说明了什么?经济发展上去了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生育率是往上猛涨的。普遍趋势就是下滑,用什么办法都没有用。

最近两三年大概只有丹麦略微持平有一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增长。但丹麦年轻夫妇被逼成啥样了,你知道么?

丹麦有个网站doitformom.dk,上面做了个广告,大致意思叫Do it for Denmark,针对丹麦老一辈下手。广告说你想抱孙子不?想的话,不妨出钱让你的子女辈的小夫妻一起去度假吧。因为阳光明媚的假期能提高做爱几率,保不齐能提高生育率。网站还附赠折扣供下一次使用。且图示了如何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做一些“有利于生育”的运动,姿势生动。

可以说为了让丹麦人生孩子,整个社会都操碎了心。但即便如此无所不用其极,丹麦的每千人生育率还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说一句要提升生育率,又谈何容易。为什么哪怕鼓励生十胎,出台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也不能提高生育率呢?简单来说,“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剂”

(二)

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上去了,生育率必然降下来,这是规律使然。为什么呢?

让我们回头再读一下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的相关论述吧。1960年,贝克尔发表了《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一文,把经济学分析拓展到一个家庭怎么决定要不要生小孩,生几个小孩。

贝克尔的主要意思是说随着人均收入增长,会导致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急剧上升。也就是说,生孩子养孩子了,你就不能不放弃一些其他的机会,而这些其他的经济机会可能非常昂贵,所以生孩子这件事可不仅仅是表面上贵。

这样一来,会自然抑制家庭的生育意愿,导致生育率下滑。同时父母的教育水平,尤其是母亲的教育水平提高,会使得父母更关心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进一步减少生育。

事实上,除了1960年的开山之作,贝克尔有两篇小文章直接讨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是发表在他之前与波斯纳一起写的博客上。一篇是2012年的《中国到了放弃一胎制的时候》,另一篇是2013年的《中国放弃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

第一篇的主要的看法是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使得经济迅速增长,同期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拓展,生育率下降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而这反过来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中国应该放弃一胎制。在第二篇文章里,贝克尔指出放弃独生子女政策恐怕也难以扭转出生率下滑的趋势。

中国部分人口学者认为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减少,才促成了经济快速增长。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可以观察到生育率下降和经济增长两件事同时发生,但是到底谁是因,谁是果呢?

贝克尔认为不太可能是因为人口下降导致经济增长,因为很容易观察到反向事实。比如说美国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并没有控制人口的政策。但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生育率下滑的情况。

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国情不同或者文化传统不一样。但纵观亚洲经验,不管是韩国、日本、新加坡还是中国的港台地区,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都在没有控制人口的情况下,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经济增长。所以不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减少促成了中国的增长。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导致了生育率下滑。

贝克尔还指出,与计划经济相适配的计划生育政策日益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放开生育管制刻不容缓。因为中国的生育率相比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已经非常低。贝克尔当时的估算显示,假如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目前中国的生育率会在1.5左右,低于不少人口学者1.7到1.8的预测,也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

中国目前的实际生育率,要稍稍低于假设的没有独生子女政策的情况下的生育率。尽管由于存在漏报瞒报的现象,可能不如2010年的人口普查所显示的1.18那么低,但一般估计也不会超过1.35。而全面放开生育,即便能达到1.8的水平,离世代更替水平也还有0.3的差距。

易富贤的《大国空巢》、何亚福的《人口危局》以及梁建章等人的相关研究,都得出了差不多的结论。这意味着即便今日中国全面放开生育,人口也不会大幅增长。理由还是贝克尔说过的,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剂。

一个家庭的生育决策,正如贝克尔所言:“应当由其收入、教育以及其他个人因素来决定,让家庭自住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

(三)

提高生育率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的目标。因为经济上发达的国家都会面临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的命运。但因为政治体制的不同,各国“激励”人们生育的方法可能大相径庭。

民主国家的政府一般都是“又哄又骗”,主要是给育龄夫妇提供带薪假期,对幼儿进行各种补贴,公立教育一路读上去免费等等,就是把原本一个家庭承担的育儿成本让整个社会去承担。

你也许会问,那全社会难道没有怨言吗?当然有一部分不想生孩子的人会抱怨。但整个体制有通道让他们表达怨言,甚至可以通过选择支持自己的政治家当选来改变局面。唯一可惜的是,整个社会面临缺少精壮劳动力,出生率有很低的情况下,这类抱怨的人恐怕数量太少不足以撼动与此相关的公共政策。

但习惯了强力管控和计划生育的国家,有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如果以后新闻里出现某些地区管制避孕套不让随便用,甚至某些落后地区出现“月经警察”,都不要惊讶。因为这是政府长期计划管制下的思维,一下子改不过来。也不要惊讶,这些地区会和那些“曾经严厉对待超生二胎、收取巨量社会抚养费、但完全说不清到底用在哪”的地区高度重合。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不管是又哄又骗还是强力管制,都无法阻止人口出生率下滑。

但如果一个大国家,一部分地区侧重强力管制,一部分地区侧重又哄又骗,那即使能够延缓出生率下滑的趋势,却可能造成人口结构的进一步失衡。只不过这个失衡会表现在贫富家庭上。

对贫困家庭来说,生出的孩子是被家庭预期为“生产力”的,所以会倾向于多生,而不是在孩子质量上进行投资。在全面放开生育的情况下,这一部分家庭的孩子可能会增加。如果经济一直快速发展,这个问题不会太大,因为劳动力市场总有机会,能吸收这部分劳动力。

但经济不会一直高速增长,增速会放缓,这个时候就业机会就没有经济好的时候那么多了。而因为贫困家庭重视孩子的数“量”,平均下来能投资在孩子的素“质”上的资源就会少。尤其是受教育,尤其是女孩受教育,尤其是贫困女孩受教育,就会非常困难。

这会进一步恶化贫困孩子的处境,也会抑制穷人家的孩子们整体上升的通道,社会阶层就会固化,贫富差距会在代际之间传递。如果一个社会穷人的孩子永远是穷人,这社会就是没有希望的。

(四)

还有要注意的是,随着生育率不断下滑,老少比失衡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几乎也是所有老龄化国家的挑战。如果年轻劳动力数量少,老年人多,那么整个社会要承担的养老的成本就高。

中国目前可以考虑两种可能是:一是延缓老年人退休,提高退休年限,也就是让老年人再工作几年,自己承担部分养老的职能。考虑到平均寿命已经大幅度上涨,65岁到70岁的老年人健康水平也大幅度提升,这怕是未来极有可能采用的政策。

二是将其他地方的“钱”划到养老口。之前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国企分红”用于养老的思路,不一定会实行,要看各方利益博弈相互权衡。但这个思路会一直在,就是从其他财政需求不那么迫切的地方,用到养老这个需求越来越迫切的地方。

但靠鼓吹提高生育,让家庭养老之类的,只能说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非常大。

另一个要重视的问题是性别比失衡。不要总是被都市剩女多这种传说带节奏,重男轻女严重的国家和地区,男性多于女性是一定的。在胎儿性别测定的各种技术出现之后,大量的女婴实际上没生下来就消失了。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测算过印度有差不多数百万消失的女婴。

只有经济搞上去,女性才不那么吃亏。耶鲁大学的钱楠筠(Nancy Qian)2008年的时候,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消失的女孩与中国的茶叶价格》一文,就是运用贝克尔的分析思路,谈重男轻女国情下,如果女孩的经济价值提升,那么女孩就不会“被”消失。

钱楠筠发现在中国的产茶区,女婴的存活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茶叶价格快速上涨的年份更是如此,为什么?因为采摘茶叶这件事主要靠女工,茶叶价格上涨提高了对女工的需求,也提高了女性劳动力的价值,间接促成了父母不那么轻视女婴。

总而言之,经济发展上去了,生育率就会降下来,这是经济规律。按照中国目前的现状,取消生育限制转向鼓励生育是迟早的事情。

但即便政策转向,鼓励生育的措施也不会有效。因为家庭会在孩子的质量和数量之间做权衡,随着经济发展竞争激烈,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入日趋增加,孩子的质量会得到更多的重视,数量减少是必然的。

最后,由于经济发展,给女性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多,女性在社会上上升的渠道相比以前也会大大增加,这样一来就导致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很高。因为一个家庭首先会考虑生孩子的机会成本。收入高的家庭,尤其是女性收入高的家庭,因为生孩子要失去的机会成本就非常大,会降低生孩子的意愿。这一条连着上面一条,就说明要扭转对重男轻女,长期看,女性增收是不可或缺的。

更多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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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无极限,生育应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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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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