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李伯重

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家,任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加州理工等多家国外名校客座教授。著有《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江南农业的发展》、《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等。

全球史视野中的“永历西狩”(四)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覆灭

导读

“永历西狩”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皇帝流亡外国”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而且也在于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覆灭,导致了东亚世界的整个格局的剧变。

对于永历政权来说,如果最后不得不流亡外国的话,其选项有安南、暹罗和缅甸。在这三个国家中,缅甸是与明朝关系最坏的。因此与安南、暹罗相比,缅甸无疑是最差的选项。

南诏、大理的相继灭亡,造成了中南半岛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原先在南诏、大理威慑之下的安南、缅甸得以乘机发展。到了15—17世纪中期,安南、缅甸以及暹罗兴起,积极向外扩张,成为中南半岛的新兴强权。

1551年,莽应龙继位,灭了阿瓦王朝,征服各掸邦,完成了缅甸的第二次统一。东吁王朝是缅甸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在莽应龙统治时达到鼎盛,国土东到老挝的万象,西到印度的曼尼普尔,南到印度洋,北到现中缅边境的九个掸族土邦,占据了大半个中南半岛。1581年,莽应龙去世。著名缅甸史专家哈威(G. E. Harvey)说:“毫无疑问,在莽应龙统治期间,他的人格影响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赢得了各种民族集团的敬畏。”

莽应龙死后,内乱不已,阿拉干王朝乘机率葡萄牙雇佣兵于1599年攻占白古,俘获缅王莽应里,东吁王朝危在旦夕。莽应龙幼子良渊王(1600—1605年在位)挽救了这一颓势,占领以阿瓦为中心的“粮仓”地区,保住了上缅甸半壁河山。继其王位的阿那毕隆(1605—1628年在位)又收复了下缅甸的失地,并于1613年收复了被葡萄牙人占领的沙廉,把葡萄牙人驱逐出缅甸,再次完成了缅甸的统一。他隆执政时(1629—1648年),缅甸国富民强。

缅甸东吁王朝强盛起来后,四处征战。1556年,缅甸军队占领今泰国北部的兰那泰王国,将其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流派王室成员带重兵驻守。东吁王朝夺取兰那泰的目的并不是仅此而已,莽应龙的目光早已指向了更远的地方。兰那泰是通往暹罗和老挝的重要跳板,也是进入中国明朝领地的另一条途径。此时暹罗的阿瑜陀耶王朝和老挝都缺乏和缅甸抗争的能力,莽应龙帅军进入老挝本土,夺取明朝封给老挝国王的官印,并在老挝的土地上劫掠。位于老挝北方、在今云南境内的车里国也表示臣服。缅甸的势力渗透到了湄公河流域。

莽应龙率军于1563年大举进攻暹罗。缅军势如破竹,自北方奇袭阿瑜陀耶城,大败暹军,最后摩诃查克腊帕克被迫与莽应龙订立城下之盟,交出主战的王储拉梅萱等人入缅为质,向缅甸进贡,阿瑜陀耶王朝遂沦为缅甸的保护国。然后,莽应龙回师攻打兰那和老挝,前后共征剿了八次之多。

1567年,莽应龙曾向暹罗王摩诃查克腊帕克求婚,但是遭到拒绝。这激怒了莽应龙,向暹罗兴师问罪。他所调动军队的数量,竟然有90万之众的说法。然而,暹罗方面抵抗得很坚决,阿瑜陀耶城内的葡萄牙雇佣军向缅军用火器扫射,造成很大的伤亡。从1568年11月缅军包围阿瑜陀耶城,直到1569年8月方才攻克。阿瑜陀耶城据守了10个月之久,其间一直与缅甸抗争的暹罗王摩诃查克腊帕克去世,新王摩欣继位,莽应龙利用主少国疑之机,施反间计剪除了暹罗的股肱战将披耶蓝摩,又放回了1563年战争中入缅为质的披耶却克里(在缅期间已叛变),佯称从缅甸冒死逃回,请缨守城。摩欣王不知是计,委以重任,在披耶却克里的里应外合之下,莽应龙得以攻入阿瑜陀耶,俘获摩欣王及众臣。莽应龙在盛怒之下将暹罗王处死,在大肆劫掠之后,将阿瑜陀耶的臣民一并携带回缅甸的白古,只留下不到一万的居民。莽应龙将摩诃昙摩罗阇册立为傀儡王。至此缅甸开始了对暹罗长达15年的统治。

缅甸在向东扩展之时,也积极北进。到了万历三年(1575年),原先属于明朝的木邦、蛮莫都已处于在缅甸控制之下。缅甸的扩展,与明朝发生了长期而激烈的冲突。

万历四年(1576年),缅甸大举进攻孟养。孟养土司思个一面积极准备抵抗,一面向云南当局告急。明朝金腾屯田副使罗汝芳要求思个坚守待援,同时发兵前往增援。万历四年底,明军到达腾越(今云南腾冲)。思个得知援军即将赶,命令手下头目乌禄剌率一万多人马深入缅军后方,绝其粮道,他自己则率兵埋伏在戛撒(在今缅甸杰沙)地势险隘之处,引诱缅军深入。缅军果然进攻戛撒,思个坚壁固守,不与之战。缅军欲进不能,粮道又被截断,陷入了困境,“饥甚,以摄金易合米,始屠象马,既剥树皮,掘草根,军中疫作,死者山积”。走投无路的缅军只得向思个求和,遭到拒绝。思个派出使者,要求援兵迅速赶来,歼灭缅军。但是云南巡抚王凝害怕“兵兴祸速”,急忙传罗汝芳,不准他发兵增援思个。思个久等而不见援兵来,大为失望。他得知陷于困境的缅军逃跑,于是“率兵追之,且追且杀,缅兵大败,生还者什不一二”。缅军这次进犯孟养虽然遭到惨败,但是由于明军未能增援思个,全歼入侵的缅军,“一时士民以为大失机会”。

万历五年(1577年),陈文遂出任云南巡抚,鉴于边境的严重局势,提出“檄诸夷,抚三宣,设将领,筑城垣”等十策,“然与时见相抵悟,事亦寝”。万历六年,明朝遣使将在孟养所俘的缅甸兵象连同礼物送还缅甸,并“好言慰谕之”。但是缅王并不领情,“不称谢”。万历七年,缅军再次进攻孟养,思个以无援败,将走腾越,中途为其下所执,送给缅军,不屈遇害。于是孟密、木邦、孟养等大片土地都沦于缅军之手。尽管如此,明朝还是没有采取积极的反击措施。万历八年(1580年),云南巡抚饶仁侃又派人去招抚缅甸,但是缅王不予理睬。

万历十年(1582年)冬,投靠缅甸的中国商人岳凤带引缅兵及各土司兵共数十万人,分头进攻雷弄(今云南盈江南)、盏达(今盈江)、干崖(盈江东北)、南甸(今云南腾冲西南)、木邦(今缅甸新维)等地,大肆烧杀抢掠,继进逼腾越(今云南腾冲)、永昌(今云南保山)、大理、蒙化(今云南巍山)、景东、镇沅(今云南景谷东北)、元江等地。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缅军焚掠施甸,陷顺宁(今云南风庆)、破盏达。岳凤又令其子曩乌领众6万,突攻孟淋寨(今云南龙陵东北)。明军指挥吴继勋、千户祁维垣等率兵阻击,分别战死。为对付缅军入侵,镇守云南总兵官沐昌柞从昆明移驻洱海,巡抚都御史刘世曾移驻楚雄,调动数万军队,分道出击。同时云南巡抚刘世曾、巡按董裕一起上疏朝廷,请求任命名将刘綎为腾越游击,邓子龙为永昌参将,赶赴前线,全力反击。这时缅王也“西会缅甸、孟养、孟密、蛮莫、陇川兵于孟卯(今云南瑞丽),东会车里及八百、孟良(今缅甸东北部,府治在今缅甸景栋)、木邦兵于孟炎(在今缅甸兴威以北),复并众入犯姚关”。刘綎和邓子龙的部队在当地土司军队的配合下,大破缅军于姚关以南的攀枝花。

攀枝花大捷后,邓子龙军又取得三尖山战役胜利,收复了湾甸、耿马。刘綎军长驱直入,逼近岳凤盘踞的陇川。岳凤走投无路,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正月到刘綎军中投降,后与其子襄乌被押送北京处死。刘綎部队顺利地占领了陇川,“夺获缅书、缅碗、缅银、缅伞、缅服、蟒牙、衣甲、刀枪、鞍马等衣物甚众”。明军占领陇川后乘胜前进,分兵三路进攻蛮莫,蛮莫土司兵败乞降,明军收复了孟养和孟琏(今云南孟连)。刘綎军击败缅军后,“夷缅畏綎,望风内附者踵至”。万历十二年(1584年)二月,刘綎在威运营(今缅甸曼昌瑞亨山)筑坛誓众,受誓的有孟养、木邦、陇川三地的宣慰使和孟密安抚使。至此,明军已收复了被缅军占领的全部领土。刘綎“纠合诸夷,献血剖符,定纵连横,合营进讨”,进兵阿瓦(今缅甸曼德勒附近),缅军守将莽灼投降。缅王莽应里得知后,发兵进攻莽灼。这时明兵已返回,莽灼力不能敌,弃城内奔,途中病死。缅军攻占孟密,包围五章。明军把总高国春率兵救援,击败数万敌军。

万历十一年到十二年(1583—1584年),明军反击以胜利而告结束,东吁王朝的势力基本上被赶出了木邦、孟养、蛮莫等广大地区,边境地区的土司纷纷重新归顺明朝。万历十二年,明朝政府升孟密安抚司为宣抚司,添设了蛮莫、耿马两安抚司,孟琏、孟养两长官司,姚关、孟淋寨两千户数(都名为镇安),并在蛮莫设立了大将行署,任命刘綎以副总兵署临元参将,移镇蛮莫。为了对付缅军的象阵,刘綎还买了大象,“冲演兵马”。这些措施巩固了云南边防,加强了抵御缅军入侵的力量。

万历十三年(1585年)冬,蛮莫土司思顺因不满刘綎及其部将的贪贿勒索,叛投缅甸。缅王派出大襄长等占据蛮莫,孟养土司也暗中依附缅甸。云南按察使李材派人成功地招抚了蛮莫、孟养两个地方的土司,但孟养境内的密堵、送速两城(都在今缅甸孟养以南)仍为缅军占据。万历十五年(1587年),明军与土司兵配合作战,杀敌千余,斩杀缅将大襄长,收复密堵、送速两城。万历十六年(1588年),孟密土司思忠、蛮莫土司思顺又投缅甸。缅军入侵,占领了孟密。十八年(1590年),缅军进兵孟养,攻破猛拱(今缅甸猛拱),随后又攻破孟密宣抚司管辖的孟广(在今缅甸境内)。缅军继续东进,进攻陇川,被击退。万历十九年(1591年),因缅军频频入侵,“诸夷力不能敌,纷纷求救,永(昌)腾(越)震动”,明朝重新起用邓子龙,统军抗击缅军。万历二十年(1592年),缅军再次入侵蛮莫,邓子龙驻兵等炼,缅军则进抵遮放。邓子龙与缅军大战于控哈,缅军退到沙州。明军因为没有船只,无法进攻。两军相持了一个月,缅军退去。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底,缅军再次大举入犯,号称大军三十万,战象百头,占领蛮莫后,分兵三路,一路进攻腊撒(在今云南陇川县境内),一路进攻遮放、芒市(今云南潞西),一路进攻杉木龙。云南巡抚陈用宾此时正在永昌,率兵直入陇川,收复了蛮莫,但因轻敌,受到缅军伏击,损兵折将。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陈用宾在腾越州西北至西南边界筑神护关等八座关口,以加强边防。这八关址距当时的中缅边界数十里至数百里不等。缅军数扰八关,叛投缅甸的孟卯土司多俺杀天马、汉龙两关工役。明朝广南知府漆文昌派木邦土司罕钦杀了多俺,并在猛卯大兴屯田。在加强边防的同时,陈用宾又派人联络暹罗夹攻缅甸,暹罗方面口头上答应了,但慑于缅甸的强大,未敢出兵。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缅军入侵蛮莫,被明军击退。

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1596—1598年),中缅边境一度趋于平静,原因是莽应里在派兵侵犯中国的同时,从1584年到1593年连续五次发动侵略暹罗的战争,但都遭到失败。1596年,暹罗军队开始反攻。在此后的几年中,缅甸南部的孟族起来反抗莽应里的统治,阿瓦、东吁、卑谬等地的政权也纷纷宣告独立。莽应里的统治陷入危机,无力侵扰云南边境。

莽应里统治陷入危机时,其弟良渊趁机在北方扩大自己的势力,并向北扩张。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良渊的军队进攻孟养,被明军击退。万历三十年(1602年),缅军为了夺取孟密等地的开采玉石的矿井,出动十几万军队进攻蛮莫。土司思正力不能敌,逃入腾越求援,缅军追至离腾越只有三十里的黄连关。在缅军兵临城下、城内守军人少无力击退敌军的情况下,云南副使漆文昌、参将孔宪卿只得杀了思正向缅军求和。缅军又占据了蛮莫,随后进攻孟密、孟养,土司思轰兵败身死。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缅军30万进攻木邦,明军救兵不至,木邦失陷,陈用宾也因此下狱被杀。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缅王良渊去世,其子阿那毕隆继位。他在侵占木邦后即挥戈南下,进行再次统一缅甸的战争,无力北上进攻明朝。因此万历三十四年以后,中缅战争基本上停止。

明神宗万历明神宗万历

由于明朝在战争中失败,明初设立的孟养、木邦、缅甸、八百、老挝、古喇、底兀刺、底马撒等宣慰司及孟艮御夷府为缅甸控制。这使得明朝丧失了大片领土,而缅甸则由此大大扩大了疆域,成为东南亚的超级强权。明朝人沈德符对这场战争的后果作了深刻的总结,说:“此后缅地转大,几埒天朝,凡滇黔粤西诸边裔谋乱者,相率叛入其地以求援,因得收渔人之利,为西南第一逋逃薮,识者忧之。……云南所统,自府州县外,被声教者,凡有九宣慰司、七宣抚司,其底马撒与大古剌靖安三尉,久为缅所夺,滇中可以调遣者,惟车里等五夷,并缅甸为六慰,与南甸等三宣抚而已。迨至今日,三宣六慰,尽入缅舆图中,他时南中倘有征发,严急不可,姑息不可,蜀汉之张裔被缚送吴,天宝之李宓全军俱覆,非有车耶?”

沈德符说缅甸国土之大几乎与明朝相等,并非故作惊人之语。缅甸东吁王朝盛时,国土东到老挝的林城(即万象)和今天的柬泰东部边疆,西到印度的曼尼普尔,南到印度洋海岸,北到现中缅边境的九个掸族土邦,占据了大半个中南半岛,成为东南亚的超级强权。

因此,在中南半岛三个强国中,缅甸的武力最强,领土最大。如果永历政权要找一个庇护者的话,缅甸无疑比安南、暹罗更有资格入选。

由上可见,“永历西狩”是李定国基于明代人对云南和缅甸历史和现状的了解而做出的明智选择,而不是永历自己和身边那些人懵懵懂懂地做出慌不择路的选择。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无疑是最佳选择。

不过这里也要指出:在“永历西狩”的时候,云南和缅甸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云南在与缅甸的几十年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在云南西南部地区,“三宣(宣慰司)素号富庶,实腾越之长垣,有险而不知设,故年来俱被残破,凋敝不振”。万历十一年(1583年)缅军“分道入寇,伤残数郡,蹂躏一方”,留下一片“白骨青磷”,以致数年以后,“人犹切齿”。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记载了缅军在这些地区进行的屠杀,“凡有罪者,群埋土中,露头于外,以牛耙之,复覆以柴草举火焚之,彼自纵观以为乐。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顷岁闻天兵将南伐,恐其人为内应,举囚于江边,纵火焚死,弃尸蔽野塞江”。随后的沙定洲之乱,更是火上加油,使得云南残破不堪,无力抵抗清军。而在缅甸方面,由于多年征战,国力消耗,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在他隆死后,平达力(1648—1661年)继位,国力日衰。八十年后,孟族起义,动摇了东吁王朝的统治。1752年孟族军队占领首都阿瓦,结束东吁王朝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下,永历政权流亡到云南和缅甸,也肯定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的。1661年(南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吴三桂率军攻下云南,随后率十万大军进入缅甸,逼缅王交出永历帝。缅甸此时无力抵御清军,只好引渡永历,以换取清军撤兵。次年,吴三桂在昆明缢杀永历帝,南明最终灭亡。此时还在云南西南部抵抗清军的李定国,问讯后悲愤成疾,于该年六月在勐腊病逝。至此,“永历西狩”的故事也划上了句号。

绘本中的李定国绘本中的李定国

***********

我在本文中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就“永历西狩”这个历史事件进行了新的解读。这个解读以近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两大重要突破为背景。这两大突破,一是“中原中心论”的突破,二是 “中国中心论” 的突破。传统的中国史研究有以下缺陷:

第一,主要着眼于“中原”(包括黄河和长江两大江河的中下游地区)的历史。一个政权一旦掌握了这些地区,就成为正统的“中央”,其他地区则是无关紧要的“边缘”,那里发生了什么,似乎对中国历史发展没有多少影响。也出于这个原因,北方的游牧民族由于时常南侵,对中原造成很大影响,而南方少数民族则较少对中原地区进行攻掠,因此以往中国史研究中,对于非汉族的历史的研究也“重北轻南”,即偏重于北方游牧民族,而对南方少数民族则较为忽视,尽管在今天,南方的少数民族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大半。

第二,主要着眼于中国本身历史的研究。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入侵,所以中国史研究重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但是在近代以前,则本着“中国就是天下”、“中国就是世界”的心态,漠视中国周围的国家对中国的影响,似乎这些邻国仅只是“中华文明”的被动接受者,而他们对中国没有多少影响。这些陈旧的看法,导致了我们对历史认识的偏颇。

本文所说的“永历西狩”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皇帝流亡外国”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而且也在于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覆灭,导致了东亚世界的整个格局的剧变。因此这是一个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在以往研究中,它似乎不值一提。这种对历史的藐视,就是以往研究的缺陷所致。

著名哲学家和史学家克罗齐说:“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阿里斯则说:“今天的史学家以一种新的眼光、以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标准,来重新阅读那些已被他们的前辈们使用过的文献资料。”只要眼光改变了,同样的史料就会告诉我们不同的故事。

在今天,当着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要始终记住:中国由多个地区组成,“中原”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原”之外的地区的历史也应当受到同样的重视;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不能孤立地研究中国历史;除了西方,其他地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简言之,必须把中国史研究放到全球史研究的框架内,才能更好地看到中国内部的变化。

【责任编辑:赵琼】
sh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