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姜鸣

近代军事史学者,著有《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等书。

张爱玲祖辈那些母亲们的生育史

导读

20世纪之前,人类的生育史上有一句话,叫“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出生率是由于缺乏避孕手段,高死亡率则涉及卫生医疗和公共环境。

熟悉张佩纶家族史的人,都知道他育有三子一女。与原配朱夫人生志沧、志潜,志沧早逝,无子嗣;志潜有二子:子美、子闲。与李鸿章女儿菊耦生志沂、茂渊,张志沂的女儿就是张爱玲。此外,他与边夫人婚后没有孩子。

在张爱玲的《对照集》里,老女仆管张志沂叫“三爷”。我向张志潜后人张恭慈先生请教张家上辈旧事时,他也把祖父的哥哥弟弟叫做“大爷爷”和“三爷爷”。但我研究张佩纶家藏信札和日记,却发现他至少生育过十个子女,其中除一个小产之外,有五个是在一岁半以前夭折。

张佩纶的儿子张志潜、张志沂和女儿张茂渊张佩纶的儿子张志潜、张志沂和女儿张茂渊

仔细说来,张佩纶本人27岁娶朱夫人,生过二男一女。女儿叫韵苏,出生136天后夭折(1879年4月9日—8月22日)。 然后他纳一侍妾凤姬,生子名寿武,一岁半夭折(1883年10日—1885年3月18日)。边夫人也有生育,1884年7月,张佩纶去福建会办海防之时孩子出生,旋即去世,似乎尚未取过名字。1888年,张佩纶流放归来,与李鸿章的女儿菊耦成婚。婚后前六年,住在天津李鸿章的总督衙门里,虽然迄今未见怀孕或生育的确切资料,却不能排除曾经怀孕及生育。1895年张佩纶夫妇移居南京,至1903年初去世,资料显示有过五次生育。

1896年底,李夫人生子传儿,这是李鸿章嫡亲的外孙,李鸿章为他起大名志沆。张佩纶说:“金陵偕隐,幸得麟儿,于愿已足。”李鸿章叮嘱女儿女婿:“传孙丰肥长大,可喜,须早种牛痘。乳姆既可饱食,一年后照西法喂牛乳,绝无流弊。”李夫人菊耦也说:“冀传孙他日有所成就,稍吐父母抑塞之气。”她还请父亲为志沆亲笔写红纸联幅以留纪念。但这个孩子在1897年7月左右去世。李鸿章获悉后,写信安慰女儿说:“传孙之殇,可为长太息者,汝夫妇心绪可知。天下万事,莫不有命,岂可以人力强争?”

张佩纶和第三位夫人李经璹(菊耦)张佩纶和第三位夫人李经璹(菊耦)

当年9月30日,张佩纶在致李鸿章的信中提到:“槁木死灰,久不通问矣。八月廿四日由金陵惘惘出门,为北归计。即携两椟归葬,皆世妹意也。”“椟”者,指木盒,亦指棺材。张佩纶说,不把两具棺材送回丰润老家,菊耦就吃不下药。又说:“两椟本可附葬,目世妹寒心,恐不能有子,欲自卜一寿藏,而以两椟先埋其侧,谓他日果无子,聊以自娱,言之可痛。”所谓“寿藏”,即寿冢,亦称生圹。意思是张佩纶夫妇要预筑坟墓,将两具棺材埋在旁边。显然两椟都应是菊耦亲生的子嗣。这两椟,一具是志沆,另一具我尚未找出具体头绪,估计在志沆之前尚有生育,若能证实,就是前述十个子女之外还有一个。

1898年4月30日,李夫人生子阿龙,张佩纶向岳父报喜:“世妹于今日得男,自发动至胞衣均下约计三时之久,尚不过累。儿颇敦实,世妹亦甚平稳,堪以上慰系注。”这个孩子就是张志沂。我在百度上检索,称张志沂1896年出生,显然是将志沆与志沂搞混了。

1900年4月25日,李夫人又生一子。张佩纶成写信告诉江西按察使柯逢时:“三月廿九(农历)得一子。”1901年,张佩纶奉旨赴北京协助李鸿章辛丑议和,他在给陈宝琛的信中提到,五月“三十日赴津,行时得家书,去岁所生一子,乳名阿当者,殇于春初,行时本未退热也”。

阿当去世时,八国联军占领京津,国家正处在危机之中。张佩纶人在京中,无法顾及家眷。他给军机大臣鹿传霖的信中写道:“乙未(1895年)以来,共殇三男。气为之馁,岂不达哉。命不如人,无可如何也。”乙未是他迁居南京的年份,“共殇三男”,指志沆、阿当和长子志沧。张志沧是1898年2月11日去世的,半年之后,志沧之子,张佩纶长孙患病,药不能投,酿成惊风,温凉杂下。又复殇折,年龄大约1岁。“沧儿身死,而种又绝,廿四年直如一梦耳。”张佩纶如此哀叹。

此后,1901年7月,李夫人怀一死胎,男孩,小产。1902年6月3日,又生一个女儿,这便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网上资料说张茂渊1901年出生,这个记载,也是错的。

20世纪之前,人类的生育史上有一句话,叫“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出生率是由于缺乏避孕手段,高死亡率则涉及卫生医疗和公共环境。英国学者劳伦斯·斯通在《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一书中指出:“近代初期家庭与今日家庭的最大不同之处,不在于婚姻或出生,而在于死亡的不断出现。死亡居于生命的中心,就像墓地居于农村的中心。死亡在所有年龄中都是一寻常事件,并非主要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斯通说,1640年代,英国人的期望寿命是32岁。在所有小孩中,死亡率最高的是新生婴儿。在法国,一岁内的婴儿死亡率平均约在21%,但实际的比率还要高出许多,因为大量在出生后头几天或头几周就死亡的婴儿,其出生根本就未被记录下来。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也未有真正改善。

[在伦敦西敏寺有座著名雕塑,描绘伊丽莎白·南丁格尔夫人(1704—1731)死于难产的情景,骷髅死神从坟墓中钻出来,将手中的长矛指向她,她的丈夫将长矛挡开以保护她。此情景令参观者印象深刻,也显示当年欧洲上流人士的生育不易]

人类生育子女是为了延续子嗣。在中国,更有儿孙满堂、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但种的繁衍一直艰难,民间有“生一千,死八百”的说法。虽然康熙年后,中国人口总数有了很大的增长,可是婴幼儿的存活率依然很低。清代人口学的研究表明,当时人均预期寿命也仅有30岁左右。

平时我阅读史料,常常接触到官员子嗣死亡的史料。

比如1889年5月31日张佩纶致函李鸿藻:“惊悉女公子已于廿三日委化。孝友聪明,乡党所共知。瑶草琪花,不能久于尘世,闻者皆为惋惜。”

1892年1月4日,张佩纶日记记载李鸿章二公子李经述的第五子去世,这年李经述才27岁。

一个月后,2月3日(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五日),李鸿章举行了隆重的七旬大寿,次日,14岁的小儿子李经进却病逝了。这个孩子。气质敦厚,中西文字渐能通晓,李鸿章本人在给长子李经方的信中说:“进儿本弱,猝患温症,三日而亡,适值初六酬客彩觞,不无缺憾。暂厝义园,少缓应令归骨故乡。”住在天津北洋大臣衙门里的张佩纶,也表示“殊堪惋惜”。5日,李经进在津郊下葬,张佩纶作为姐夫“往视之,甚为惨恻”。

翁同龢称,经进“极聪慧”,是吏部右侍郎徐郙(后来官至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未成婚的女婿。仅仅“三日病耳。相国五日(作)寿,将吏云集。致寿之物,争奇竟异,亦已泰矣。倚伏之理可畏哉!相国笃信洋医,此亦为其所误”。按照翁同龢的看法,李经进是被西医耽误了。

虽然老年丧子,但李鸿章似乎并未过于悲戚。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日本驻华公使大鸟圭致函慰问,他答复说:“本大臣忝膺重寄,自卑至以童孺之戚,有损天和。”“日来治事见客,一切如常。”这种冷静,有点像斯通著作中列举的一位佩內洛普·斯拉夫人,她在某些方面是相当疼爱孩子的母亲,然而她并不为年幼子女的病容或早死所动。在那个时候,孩子的夭折实在是太过普遍的现象。

我在郭松义先生的论文里也看到他做的统计。比如湘军统领胡林翼妻彭氏,生7子俱不育。妾生子又殇。最后只剩1女,无子承嗣。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英和,13岁与漕运总督阿思哈的女儿萨克达氏结婚,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家共生子女、孙儿女、曾孙儿女37人,早殇者21人(另有一孙年谱中未记生死)。这21个孩子中,有2人分别在13、14岁夭折。另19人中,6岁殇1人,5岁殇2人,3岁殇3人,1岁殇2人,其余11人均在出生和婴儿期就夭折了。学者王先谦,38岁连殇2子4女。43岁又纳宋、毛二妾,不久生两个女儿,但第二年又先后死去。直到他73岁,毛氏为他诞下一子,但未能等到儿子长大,王本人就去世了。王先谦子女的早亡率,达到88.9%。

由于缺乏大数据的样本,历史人口学以往尚能通过人口户籍档案和地方志进行绝对数量增减的统计,对于死亡率,尤其是少年儿童乃至婴儿死亡率的研究则很不充分。学者们找寻家谱和年谱进行个案分析,这种家谱年谱,反映的多是缙绅家族和富裕家庭,贫民和流民子女的死亡几乎是无声无息的。并且,即便缙绅家族和富裕家庭的谱牒,也很少记载死亡的具体原因,同时存在夭折婴幼儿童未被记录的现象。

比如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在家中被称作“三爷”,而他前面的哥哥寿武和志沆,就消失在家族记忆和祖先祭祀之外,更消失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因此,仔细阅读张佩纶浩瀚的私人信件,辅之以日记和其他史料,重新梳理出他的生育编年,对于清代人口学的研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贵案例。

李菊耦与子女(张爱玲的父亲与姑姑)李菊耦与子女(张爱玲的父亲与姑姑)

探究张佩纶所生子女夭折的具体原因,目前依然资料不够充分。

说起儿童和婴儿的死亡率的原因,我们首先会想到贫困、饥馑和战乱。这个原因对张佩纶小家庭并不适用。张佩纶成婚于同治末年,生育期在光绪朝,他私人生活前期虽有穷翰林穷京官普遍存在的拮据,但还是安稳的。在与李鸿章女儿成婚后,应当是富裕的。

其次是公共卫生和环境,包括饮水、污水管道建设和垃圾排泄物处理,在20世纪之前,这些都是严重的疾病传染渠道,也是常常被疏忽的致命源头。张佩纶和菊耦在七家湾租住了五年。七家湾是条小巷,位于朝天宫东南,现在与建邺路平行,与仓巷相交,早年以住有七家回民而得名。张府究竟住在巷中何处无从考证。

七家湾的回民,以宰牛为业。附近的评事街,过去叫皮作坊,是出售牛皮和皮革制品的地方。张佩纶在家信中称:“杀牛煎髓,夏令臭秽,不能纳凉,冬春秋亦然。”讲的就是环境不适合居住。张佩纶在此连殇数位子孙,他说:“七湾居,不甚利。白下俗说,有‘眼泪流到七家湾’之语,心甚恶之。”又说:“七湾因陋就简,偏连遭殇折,令人悚惕。”但他把环境因素归结为风水。

许多人不能相信,张佩纶1895年初迁南京时,这个城市既无自来水,更无抽水马桶和下水道系统。迟至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才在《首都计划》中决定开展自来水工程。1930年3月,成立自来水工程处。在此之前,南京人祖祖辈辈饮用的是内河水、井水和长江水。城内河道旁,市民洗衣洗碗,淘米洗菜,同时还倾倒垃圾,洗刷马桶。秦淮河早已不是文人墨客笔下的风景胜地,《中央日报》称:“水是浑浊的,深黑的,简直是鱼虾不幸的刑场。恐怕酸咸甜苦辣,五味齐全。水里的溶质,我不敢分析,恐怕尿粪癃一切俱有”。河中的粪水还带来霍乱、伤寒的传播。

旧时秦淮河旧时秦淮河

根据英国某市十年间统计伤寒病例,用坑厕高至2.7%,用桶厕的为0.83%,而用水冲厕的仅占0.18%。1930年代卫生署专家黄鸣龙说:“京中河水之不洁,本一望而知。水受居民影响,本在所难免。然水质如此恶劣,其首居民影响如此之大,如此之速,殊非意料所及。”至于南京之井,多属浅水型,甚易污染,且含矿物元素,味道苦涩,不堪饮用。

在清末,从士大夫到老百姓,更缺乏公共环境卫生的概念,且习以为常,从而造成疾病传播和儿童早夭。为此,张佩纶和菊耦甚至想离开南京,回河北丰润老家居住,被李鸿章劝阻。李鸿章认为,七家湾固然小口不利,但北方穷乡,焉得有合式房屋可购?且股息在南,取携不便,家用何出?

1900年前后,张佩纶夫妇下决心买下白下路的张侯府,自建西式洋房和花园。居住环境才获得改善。我以前参观过白下路张佩纶的旧居,以为他在南京的生活是恬适安逸的,却不知道那栋房子直到他去世前方才完工,他在南京居住,环境不好,子女多灾多难,其实并不愉快。

张佩纶夫妇在南京白下路的旧居张佩纶夫妇在南京白下路的旧居

(张佩纶旧居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民国年间中华民国立法院曾在此办公,但说明牌错误甚多。仔细想想。若张佩纶同治年间即买下此宅,岂能成为李家小姐的闺房)

第三是医疗条件。张佩纶到宁后,一直抱怨没有合适的医生。菊耦体弱多病,哥哥李经述和表兄张士珩推荐了本地的中医张大咸、张新之。有位赵履鳌医生为张士珩治病,一个多月的诊费是两千元,又说出诊一次要五十元。李鸿章说:“赵履鳌医名素所未闻,如此重价,谅当有效。”菊耦嫌其昂贵,只请他看过一次。

李鸿章相信西医,南京从1880年代起,就建立起数家教会医院,1892年美国贵格会还在南京设立了妇儿医院,这是首家针对妇女儿童特定人群开设的专门医院,但未见张佩纶、菊耦去任何一家去看病或延请医生的记录。张佩纶评价:“江宁洋医本领甚劣,中医有等差,洋医亦然,不可执一而论也。”菊耦生志沂时,搬出七家湾,改住到李经述家中书房暨花厅对面的三进院中,又托李鸿章从天津邀请加拿大籍传教士女医生赫尔德(张佩纶在家信中称作郝女医)专程出诊,而非本地产婆。

张志沆就是郝女医接生的。这次她又带着厨师仆役前来南京,前后住了四十多天。张志沂的接生一切顺利,张佩纶“酬以英蚨三百翼,别送洋人应用各物约值三五十金之数”。所谓“英蚨三百翼”,即300银元,当初每元的币值低于1两白银,依张家的地位和本地中医的出诊费用,尚不属贵。后来菊耦生阿当和小产(生下一个八月死胎),也请郝女医出诊。小产那次,郝医生对胎儿情况判断失误,菊耦全无责怪,张佩纶虽有不满,亦保留了面子上的礼貌,依旧馈赠礼金和礼物,“以为下次再见张本”。

以往西方人撰写的回忆录常常褒奖传教士医生的业绩,但具体案例多未保留。故张佩纶家信中关于历次接生的记录,就显得弥足珍贵。至于郝女医不在南京的时候,婴儿保健、疫苗接种(当时已种牛痘)如何进行,儿科疾病是找中医还是西医,这些资料均不清楚。阅读张佩纶书信时,我们只能看到“发热”、“温寒”之类简单记载,但一个简单小病,几天里夺走生命却是极为普遍的。李鸿章女儿之家尚且如此,其他平民百姓遇到疾病,显然更加无能为力。

通过阅读张佩纶家藏书札,我找到其生育状况的新材料,对清末妇婴保健状况也窥得一鳞半爪,也看到在那个年代,做个母亲,生育后代,真是十分不易。这些史料,对于清末出生率、存活率和死亡率等人口社会学研究是重要和有益的补充。也体会到,只有在20世纪之后,随着整个社会对于市政建设和公共卫生的高度重视,随着医学临床技术和现代药物学发展之后,母婴保健和婴幼儿存活率才得到根本改善。

中国和欧洲的历史过程均是如此。

(本文原标题:《张佩纶家族生育史研究》)

【责任编辑: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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