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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背景的文学、艺术爱好者,读书人,业余写作者、翻译者。

上高中的儿子想去造纸厂工作,当妈的我竟然有些向往

导读

常见的专家理论中还有一句我相信的话,那就是,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时间表。这么多年,若有做母亲的焦虑,我很多时候是在依靠这句话来排解。

我家这个千禧宝宝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因为孕期的医生要在新年期间出门去打高尔夫球,所以他跟我商量,在他走之前让宝宝提前出来算了。原本无足轻重的一个多星期,只因时间凑巧,让儿子赶在了千禧年的最后三天降临。

刚才看见新闻才意识到兹事体大,这伙人今天第一次进高考考场,算是个时代的里程碑。连我们这种混进队伍的,也瞬间觉得自己参与了一次历史,有种躬逢其盛的荣幸和侥幸。

比起国内的母亲同行们,我掂量了一下,在升学问题上喊腰疼我兴许不够格。但作为高三妈,焦虑我自然也是有的,小到铺床叠被整理房间,大到忧心他是否会因为我教养失误而不小心成为大奸大恶之徒。这些焦虑,每一个都货真价实。

直到今天,我替儿子整理房间时,脑子里还会闪现出过去读到的某一本书中的一段话。作者拿她的女朋友做反面典型来开始那本书,她去这位女友家做客,见女友在给自己十几岁的儿子整理床铺,作者因此大惊失色,“天哪,你在做什么?他都十几岁了。”她接下来阐述了一些什么大道理我已经记不住,但这一幕,却成功地把焦虑注入了我的神经。以至于十几年来,我每次给孩子整理床铺时,她的大惊失色都会在我脑子里重现,我又在害孩子。

即便后来我用自身经历把这件事给想通了。我自小被爹妈伺候只顾读书,到了30多岁才开始学习做饭持家,也并没有因此让一家老小挨饿受冻,或者家里一团糟,更没有因此不懂得照顾亲人。可很多时候当我替孩子们收拾房间时,还是得把这个道理再告诉自己一遍,虽然只是几秒钟一闪而过,它终究是在那儿。

可见现代识字爹娘要摆脱各种控制,实非易事。

好在我相信,这些看似愚蠢的焦虑,并非全无意义。有句听起来很鸡汤的话——跟孩子一起成长——道出的是一句绝对的真理。那些鸡毛蒜皮的焦虑,在小事上被无厘头专家理论所摆布所控制,继而在实践中摆脱控制,一次又一次,就像修炼,直到获得自由。在我和孩子的生活中什么更重要,逐渐变成不用来回掂量的本能。

人一辈子像一场冒险,这话不假,凭你是谁,也没有本事保证孩子的万无一失。从个体环境到时代背景,偶然因素多到防不胜防。我早已对自己夸下海口,在孩子这件事上游刃有余,几无焦虑的,一转眼到了儿子高中的最后一年。每每问及打算,都是“我会想想的”(I’ll think about it)。他几次三番地这么一“想想”,几个月就过去了。我有些沉不住气,终于决定要“管一管”。一“管”之下,问出了一个几乎令我手脚冰凉的答复,他压根没打算申请大学,而是要去造纸厂招工。

我虽然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倒也不完全感到意外。

我们的搬迁,生活环境的改变,一切都发生在他从一个眼里只有自己,世界只是他眼里所见的野树和鱼虫的顽童,忽然间长成一个自以为能看见“人间疾苦”的少年那个时间节点。几年前,刚结束6年的北京生活回来时,他在一篇类似于个人小传的作文里写到:我虽然因为怀念北京的一切而时时伤感,但有一样东西足以弥补一切,那就是自由的因特网。在这个“自由的因特网”上,他从做山呼海啸、震天动地的电子音乐起,接触到了令他认同的人和世界观。那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一群人,这群少年从欧洲到北美,如果要用一个最容易识别的标签,简单粗暴地概括他们是谁的话,他们是被希拉里归为deplorables的子弟。2016年的大选,把各种或夸大或真实的撕裂、不公,铺天盖地呈现在敏感少年的眼前。我后来知道,那一群做电子音乐的朋友中,就有比他大两岁,却已经在造纸厂做工的青年。

他要去造纸厂,仅仅因为这是他唯一听说过的工厂。他不想上大学,不是在拗一个反叛的造型,更没有要对抗世界的激昂。很可能就是看到了别人的挣扎,而对自己熟悉的生活生出厌恶;也可能就是懒,他对我说,只想做简单的工,够养活自己,然后呆在家里自在地读书写音乐,并不稀罕父辈们的“精英”日子。

我几乎对他的规划有些向往。够养活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这确实是理想中的生活。我想,如果他真这么打算,那也只能由他了。然而此事经不起推敲。现在别说简单的工,就算高级的复杂的工,也都有被取代的危险,“够养活自己”这个目标听起来容易,其实凶险莫测。再说得更现实一些,他擅长读书,动手能力几乎是五行里自缺,去工厂做体力手工,是拿自己的弱项与别人的强项竞争,随时面临被淘汰,何谈“够养活自己”。

这么跟他分析了有一阵,他同意申请大学了,但是对于学什么这个问题,却并不热衷,就是一个耸肩,一脸无所谓,啥都行。事实上,未来的生活,跟大学里学个什么专业我相信关系不大,何况他成绩很均衡,没有明显的强弱供我们选择时做参考,再以他目前这个稀里糊涂的状况,真正的职业兴趣再过五六年能出现就不错了。号称深度学习之父,对改变人工智能的进程推波助澜的乔弗瑞·辛顿年轻时不还一度想做木匠嘛。于是我建议他学数学,这样到了研究院时往哪个方向去的可能性都还是敞开的。

后来数学老师得知他将要去多伦多大学学数学时,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平常看不出他的热情”。

真要让他对什么事产生热情,我也许又要寄望于未来更多的偶然。常见的专家理论中还有一句我相信的话,那就是,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时间表。这么多年,若有做母亲的焦虑,我很多时候是在依靠这句话来排解。

但当这句话也显得无能为力时,那便只能是面对青少年本身的心理困境了。如果说叠不叠被子或者考不考大学,都还是人生的选项,可以允许不一样的话;对生活真相的探索,对自身的认识,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尊重,却是无法绕过去的。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每一起极端的青少年伤人或自伤自残自杀事件,在我眼里都象征着青年人这个群体的一次挫败,是最让人心痛的悲剧。可怕的是,我们仍然没有找到根源,我们还是不懂,究竟是哪里错了?这才是我们做父母,乃至整个社会最应该“焦虑”之处。

美国20世纪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garet Mead)曾经将我们的文化形容为“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她认为是孩子——而不是父母或祖父母——代表着即将到来的一切,他们身上承载着对世界的全新理解和认识。这个说法用在今天,比她当初推出这个概念的年代也许更为准确。今天的青年人比我们更懂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意识到并坦诚地接受这一点,才能在这个并不友好的世界,给予他们——我们亲爱的孩子——最需要的、真正的、盟友一样的帮助。在了解我们的孩子,其实也是了解我们自己的过去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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