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葛剑雄

浙江湖州人,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历史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等。

初中生活杂忆

导读

我在学校小有名气,老师大多知道我,与我兴趣有关的学科老师会鼓励我学习提高,但没有人给我提出上大学或上某大学的目标,所以没有任何压力。

1956年暑假,我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浔北小学五年级转学来上海,此前我父母先后到上海谋生,依靠从事个体劳动所得已有条件供养我在上海上学了。我家租住的房在闸北区,我到区教育局办转学手续。看了转学证书,教育局的办事人说要考试,成绩合格才能接受。几天后接到通知,我已被转入离家不远的虬江路第一小学,升入六年级。

这所小学的本部是虬江路上一片老旧平房,六年级两个班在分部上课,是一所被接管的私立小学,就是弄堂里一所三层楼民居,除简陋狭小的教室外,没有任何活动场所,体育课和广播操只能利用这条弄堂。幸而马路对面有一个免费开放的交通公园,成为我们课余的活动场所。

第二年小学毕业,那时上海小升初可以自由报考学校。我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加上来上海时间不长,该报哪所中学完全没有主意,由我自己选择。我想起不久前经过长安路时见到一幢崭新的三层大楼,听说是新设的长安中学。志愿表上果然有此校名,我毫无犹豫的报了,并如愿被录取。

以后与同班同学谈起,发现好几位的报考原因和我一样,被这座新楼所吸引。进学后入知道,长安中学去年就开始招生,第一届学生是借用十三中学(后改名共和中学)校舍上课的,所以我们是第二届,进校时已经有了初二年级。十三中学出了乒乓球国手李富荣,初二同学也引为自豪。校舍是新的,课桌椅、教具都是新的,宽敞明亮的教室与弄堂小学的民房简直有天壤之别。在马路对面还有一个运动场,每年的运动会也不必另找场地。很多老师也是新的,很年轻,如我们的班主任崔老师就刚从大学毕业。

从江南小镇到了上海,我像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从小学进入中学,又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领到贴着照片的学生证(小学生是没有的),我最感到高兴的是从此可以进上海图书馆了。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就凭这张学生证走进了这座向往已久的大楼,在阅览室读到了以前只知书名的书。在那里,我第一次翻着《唐诗三百首》读唐诗;第一次拿到《古文观止》读《滕王阁序》全文,找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出处。我借《三国志》时,拿到索书单的工作人员问:“小朋友,你是要《三国演义》吧!”我回答:“没错,我要《三国志》。”为了怕他再问,又补充:“我要看历史书,不是要看小说。”

我从小喜欢画画,因为没有人教,又没有钱买图画纸和颜料,只能利用废纸或课本、作业本的空白处乱涂。那时新出了不少连环画,学校附近有不少“小书摊”,可以一分钱一本的代价坐在那里看,也可以花二分钱租一本回家看。我没有什么零花钱,只能偶尔坐着看一本,但从租书回家看的同学那里看的更多。

我对《三国演义》等连环画中的古代人物、战争场面更有兴趣,经常模仿着画,一度连上课时都在偷偷画,得意的作品还传给其他同学看,居然一次也没有被老师发现。或许老师看在眼里,只是不愿打断正常的讲课。小书摊上还有二分钱一天出租的书,以旧小说为主。初二下学期我在街道食堂吃中饭,省下些伙食费,尽其所能租了看,为了省钱,一本书都是当天看完,《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都是那时看的。

《三国演义》小人书。图源网络《三国演义》小人书。图源网络

教室后面墙上是两块大黑板,由班委负责出黑板报。班长见我爱画画,就要我一起出。从学校领到一种“六角粉笔”,比普通圆粉笔品种多,色彩鲜艳,很适合在黑板上作画或美化版面,使我大显身手。后来我又学了用湿抹布打样,写空心美术字作标题,将黑板报布置得很漂亮。有时稿子不够,我就临时写几句诗填补空缺。一次全校黑板报评比,我尽了最大努力,老师同学都说好。评比那天,一位老师看后却提了意见:“出得很好,可惜这首诗是抄来的,否则就可以评一等奖了。”我连忙说:“不是抄来的,是我写的。

这首诗是歌颂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开始两句是:“这是什么声音?惊醒了宇宙的寂静。”老师不相信,指着“宇宙”两字问我是什么意思,我作了一番解释,又背诵一遍,使他确信我是作者。结果我们班的黑板报被评为全校一等奖,我被少先队大队部聘为宣传干事,为大队出黑板报,还经常有机会参加大队干部的活动。

学校组织教师参观新建的“闵行一条街”,我作为大队干部的扩大对象也参加了。在汽车上与老师们同席而坐,中午在闵行老街上一家餐馆与老师们同桌吃饭,认识了任课教师以外的老师。语文教师赵仅一见我书包中带着一本《楚辞选》,惊奇地问我是否看得懂,我告诉他通过注释大致看懂了,带在身边是为了有空时随时可以背诵。如果借不到书,我就将要背的古文诗词抄在纸上,带在身边随时背,《蜀道难》、《梦回天姥吟留别》、《滕王阁序》等就是这样背出来的。他听了很高兴,说以后要借什么书他可以帮我从图书馆直接借。其实此前历史教师王应麟已在帮我借书,有了赵老师的帮助就更方便了。

我的数学成绩也不错,但算不上突出。初三时学校选拔参加市、区数学竞赛,我被选上了。于是临时抱佛脚,集中做数学题,居然在区竞赛中胜出,获得参加市竞赛的资格。但在市竞赛初试就被淘汰,从此再未参加过数字竞赛。

一度我爱上了制作航模,经常到南京路的翼飞航模店去看。但连那里最便宜的一套航模器材也买不起,只是开开眼界。到了初三,学校成立航模队,我第一批报名参加,课余时间经常在学做航模,还经常去参观航模比赛。在“大跃进”的鼓舞下,我们要求直接制作动力航模,学校支持,花七十多元买了一个微型汽油活塞机。我们制成了机身,安装机器却没有成功,因毕业临近,只能不了了之。

差不多同时,学校办了无线电收发报组。电影、小说中地下工作者用秘密电台收发报的神秘形象和神奇作用早就令人神往,有此机会自然不会放过。按规定,每人只能报一项,我已经参加了航模队,只能跟指导教师磨到“试学”的资格,不久就成了组里的骨干,并且属于少数坚持到底的。

指导教师是教物理的胡旭德老师,据说他以前在部队当过电报员。他一开始就警告我们:不要以为好玩,其实很枯燥。先学收报,他用唯一的电键连着一个蜂鸣器发报,我们不用耳机,直接听声音抄报。练抄数字码时,人坐满了一教室,到练英语字母码时已少了一半,随着他发报速度的加快,人越来越少。到学发报时,学校已经没有条件,胡老师带我们去四川路上的青年宫,那里有设施齐全的无线电收发报教室,每人有一个座位,配着电键和耳机,可以互不干扰同时练抄报和发报。我的收发报速度越练越快,胡老师说已达到三级运动员的水平。可惜学期结束时没有等到这一项目的运动员等级考试,没有拿到这张我唯一有可能得到的体育等级证书。

资料图:1959年《无线电与电视》插画资料图:1959年《无线电与电视》插画
资料图:60年代来自广州的无线电小组安装矿石收音机资料图:60年代来自广州的无线电小组安装矿石收音机

大跃进时,学校所在的街道增加了一些公共设施,有一个活动室里放着一个全新的可调节的双杠。有次我经过,看到班里一位周同学在练习,做了一套漂亮的动作,我居然也有了兴趣,连着几天下课后都跟着他练。但个子小,手臂无力,加上没有一点体育运动基础,练了不少时间只学会了跳跃上下杠和简单的滑杠动作。其实我的确自不量力,因为我平时连体育课成绩都不及格。幸而航模和收发报都列为“国防体育”,我这两项的成绩使毕业考试成绩单上的体育由不及格提升为及格。

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夕,闸北区新建了少年宫,各个课外活动班招生。我同时报了文学创作班和美术班,结果都考上了,但活动时间都在每周同一个晚上。我舍不得放弃,就每周轮流参加一班。跟了一段时间,美术班要教油画,让我们准备颜料。我知道家里是买不起油画颜料的,只能退出美术班。后来听说,我的一幅习作入选“中国少年儿童绘画展”至日本展览,但我与美术的缘分至此而终。

由于专一参加文学班,我投入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文学班请的辅导老师是新伟染绸厂厂校老师孙书年先生,他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引导我渐入佳境。大概我的求知欲望和课堂上的积极回应也得到了他的赏识,他让我在课外去他家受教。他家在虹口区天水路一条弄堂里,我每周或隔周晚上去一次。他家中有不少古籍,允许我借回家看。他告诉我哪些书值得看,我看《两般秋雨庵随笔》等书就是他推荐的。他藏有一些书画、扇面,有时会取出教我欣赏。到我读高中时还给我画过一个扇面,一面是山水,另一面题着他的诗,记得最后两句是“平生足迹半天下,写入纵横画里山”。他是无锡人,是钱基博先生的外甥,当时我还不知道钱钟书的名字,记不得他是否提到过。我向孙先生问学一直继续到高中毕业。

1960年五一节,闸北区少年宫举行游园活动,请来了诗人芦芒和一位作家,我与另一位文学班同学接待芦芒。当时正流行写民歌,工农兵都能写诗歌,报纸上登的、电台里播的都是这类豪言壮语,我们就此请教芦芒,中学生如何创作革命诗歌,如何将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告别前我拿出准备好的本子请他题词,他当场写了新作:“六十年代第一春,技术革命巨浪滚。党掌大舵指方向,工人阶级创乾坤。”

上面的活动都是我自己主动参加的,有的还是花很大的劲争取来的,但下面的活动就是不能不参加的政治活动,虽然我同样非常积极主动,乐此不疲。

初一时上海开展扫盲运动,我们都摊到了任务。每天下午放学后,就到附近里弄去帮助家庭妇女识字,摘掉文盲帽子。扫盲课本是市里统一发的,只要将上面的字都认识,读得出来,就达到扫盲标准。我分配到的是一位住在梅园路一条弄堂里的中年妇女、里弄干部,她只会讲苏北话,为了方便她读得出这些字,我也学着用苏北口音读。从“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开始,到日常生活用词结束,每天读一页。到她们考试(抽读几页)前,学校还放了几节课,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辅导,结果我们教的对象全部摘掉文盲帽子。

大跃进时,报上每天都在“放卫星”,各种奇迹不断涌现,产量天天翻番,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哪里知道什么真假?整天唱着“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共产主义就在眼前”,欢呼“钢铁元帅升帐”,“××卫星上天”,沉浸在狂热之中。不知是出于学校领导的布置,还是少先队员出于革命热情而自发行动,或者兼而有之,学校里也开始“放卫星”了。开始的口号还比较谨慎,如有的班级提出“消灭不及格”,但在其他班级“消灭3分(五级记分制,相当及格)”的口号面前,马上有人放出了“全部5分(优)”的“卫星”。可是不几天,“全部5分”的口号也显得保守落后了,因为据说别的中学已提出在初中学完高中课程,有的学生还准备著书立说。

于是,一个个具体的“卫星”放起来了:如三天消灭错别字,办法是每天测验几次,教师来不及批,就组织学生批,甚至同一座位互相交换批。很快就有班级向校党支部报喜,最近一次测验证明全班已消灭错别字。消息传出,其他班级也喜报频传,不到三天全校就放了“消灭错别字”的“卫星”。

又如全部通过“卫劳制”(劳动卫国体育锻炼制度)标准,初中生虽然是初级,但也有规定的指标,如60米跑、400米跑等都有具体的时间,短短几天之内如何能全部达到?于是没有通过的学生就在操场上不停地跑,累了就歇一下再跑。在这种情况下,照理不可能越跑越快,但一遍遍下来,不通过的人居然会越来越少。直到天黑,不知是学生们真的越跑越快,还是计时的教师也放了卫星,奇迹终于出现,全校学生全部达标,报喜的锣鼓又敲到了党支部办公室门前。

再如大炼钢铁。“钢铁元帅升帐”是当时的头等大事,记得具体的口号是“为1080万吨钢而战”,以后指标又调高到1800万吨。不久就轮到中学“大炼钢铁”了,教师和一些身高力壮的学生在操场上建起一座炼钢炉,其他学生全出动收集“废钢”。我们那所中学是新建的,实在找不到什么废钢,学校周围是棚户区,都是非常简陋的房屋,几乎没有钢铁可拆,大家就跑到苏州河以南的住宅区,将弄堂口的铁门、一些房屋上的铁栅铁栏全部拆下砸碎,有的同学还把家里的铁器拿来,有的工厂放在马路上的零件也被当废铁搬了回来。晚上操场上炉火熊熊,师生们挑灯夜战,终于把“废铁”炉成了一堆黑乎乎的“钢”,接着就是抬着这堆“钢”报喜——不是向本校党支部,而是游行到区委。

再就是消灭麻雀。除了平时用各种方法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外,还有集中的行动。记得全市消灭麻雀那天,我们一大早就到了学校,我分到的任务是和一批人一起爬上三楼屋顶,见到麻雀飞过就高呼驱赶,不让它们停留。四周到处都有人放鞭炮,敲锣打鼓,挥舞旗帜,奔跑呼号,各显神通,据说战果辉煌。虽然我们在屋顶没有抓到一只麻雀,但都相信自己为“灭四害”尽了力。

资料图:60年代宣传画资料图:60年代宣传画

我个人还有过一项“大跃进”的成果。我们去育才中学参观了教育革命展览会后,学校提出要实现“电化教育”。我积极响应,向地理教师建议制作一件“电化教具”。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大木框上放一张全国地图,底下用不同线路安装不同颜色的小灯泡,用开关分别控制,演示时根据需要开灯,分别显示城市、铁路、河流等内容。学校给了我们一笔经费采购小灯泡、电线等,木工为我们做了木框,我和一位同学日以继夜忙了几天才制成,送往展览会向党献礼。但以后再未见到这件教具的下落,教师自然没有用过。

初中这三年,我几乎没有在上课时间以外复习过功课,甚至大部分作业也是在其他课上偷偷做好的。我在学校小有名气,老师大多知道我,与我兴趣有关的学科老师会鼓励我学习提高,但没有人给我提出上大学或上某大学的目标,所以没有任何压力。父母只要求我好好读书,听老师话,从来不管我课外干什么,只看学期结束后发来的成绩报告单。毕业后我报考闸北区唯一的市重点中学——市北中学,也是我自己的主意。

当时,我小学同学中就有毕业后不考初中,当了学徒。初中毕业后,有的同学进了工厂,有的考了技工学校、初级师范、会计学校、护士学校,还有人被舞蹈学校、剧团招去了,还有的既没有考上学校也没有找到工作,以后去了农村农场。就是像我们这些考上高中的,也并非一定要上大学。所以无论成绩好坏,只要不违反纪律,不受处分,感觉不到有什么压力。

但我们这班同学的成绩并不差,毕业后考上市北中学的就有7人,还有一人考上交大附中。多年后返校参加活动,或遇到已退休的老师,还经常听到这样的感叹:“还是你们这一届最好!”

【责任编辑: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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