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曹东勃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主要作品有《滞留在现代化中途》、《职业农民的兴起》、《现代性:西方经济理论传统的查审》等。

一个行业缺乏职业道德,整个社会都要为之买单

导读

表面看,职业道德缺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会立竿见影地显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会切身体会到其巨大影响。

最近发生了好些事,让人看着心烦。先说一件亲身经历的。从暑假到现在,先后把家里几个老空调换掉了。安装的时候,遇到同样的问题。年轻的上门师傅看了一下窗外放置外机的空间,就摇摇头说,装不了,尺寸差了一点点。其实,我和他都心知肚明,稍有点几何常识的人,都能够设想,把外机以对角线的方式是可以斜着放进去的,实际上很多人家的空调外机都是这样放置的。可是人家硬是说装不了。于是,我只能说那就退货退款。没过多久,电商那边打来电话,说您先别着急退,我们再派个老师傅来试试。老师傅果然经验丰富,但也确实很辛苦,折腾了三个小时,放好了。

一次被拒不奇怪,是我前后两次安装空调,都遇到了这种情况:年轻的师傅有畏难情绪——实际就是嫌麻烦,最后老师傅一来,虽然不能说迎刃而解,但是一番功夫过后,总能完美解决。代际差异确乎是存在的。老一代师傅精益求精的除了技术,更有心态和敬业精神。九十年代全国劳模徐虎的那句“你不奉献,我不奉献,谁来奉献?你要索取,我要索取,向谁索取?”,现在听来恍如隔世。

新一代的师傅们,一方面没必要再“土里刨食”一般赚辛苦钱——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爱满意不满意,不满意我还有的是大活儿要接,有的是大钱可赚。谁会傻了吧唧、兢兢业业做好一张葱油饼呢?多傻啊?各行各业,大抵如此,说玩世不恭、浑水摸鱼、得过且过或许夸张了,但那种神髄真的没了。

《共产党宣言》里的那句话今天听来,仍然振聋发聩:“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这一届师傅们,这一届幼儿园老师们,都怎么了?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曾做过一个统计,考察不同文化色彩、不同区域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天在不同事务上的时间分配。结果发现,除去吃饭睡觉,工作占据了大部分人最多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一生中相当长的一个部分,是贡献给职业活动的。那么,职业活动的强度、质量、意义,就与我们的生活体验、生存质量、生命意义高度相关,成为不可或缺也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职业活动又不仅仅是与我们自身的命运相关,在这个巨型现代社会中,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相互连结的纽带,也是经由职业活动过程得以建立。这当然就涉及到职业活动的道德属性。

职业是一个历史范畴。比如务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并不将其视为一种职业,尽管还是有士、农、工、商这样的说法,梁漱溟先生更是将这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职业分途的例证。然而我们更应清楚的是,即便在今天,很多人一提到干农活、做农民,仍然不认为这是一种工作、一种职业,更主要的是把它当做一种身份,一种对应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的身份。何止农民,农民工、打零工、临时工,这些概念,人们也更主要以身份代替职业来看待,或者美其名曰“非正规就业”。

可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我们在沿海发达地区逐渐看到一种新的现象,即通过土地流转基础上的适度规模经营,在乡务农成为一种收入并不低于进城务工的体面职业,传统意向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份农民成为现代社会中机械化、规模化经营的职业农民。所以,从身份到职业,带来的是人的解放,这是职业的历史性流变的结果。

长期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的人也逐渐养成了特定的职业心理、职业习惯、职业责任心、职业荣誉感等。职业具有了特定业务要求的职责规定,这就是职业道德。职业道德的性质是一种关系。社会公德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职业道德讲的则是人与事业、人与科技、人与经济的关系。做官的要有官德,当医生的要有医德,做教师的要有师德,做学问、搞研究的要有学术道德,经商的要有商业道德。职业道德可以激发人创造的内在动力,创造一种诚信的氛围,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有助于节省社会成本。

职业道德的社会作用在于,它可以调节从业人员以及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间的关系、维护本行业的信誉、促进本行业的发展,以及通过基于职业的道德素养的进步来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后面这一条,尤其是社会学家涂尔干晚年寄予厚望之处。他认为集体意识是社会团结之基石,而社会分工的深化消解了这种集体意识的整全性,这进一步导致社会的瓦解。如何再造社会团结?职业共同体的培育与职业道德建设,成为一条有效途径。

表面看,职业道德缺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会立竿见影地显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会切身体会到其巨大影响。一个企业如果丧失基本的职业道德,消费者会逐渐用脚投票,迫使其改弦更张甚或倒闭破产。一个行业如果陷入职业道德沦丧的境地,那么消费者甚至会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以对其做出惩罚。2008年的三鹿奶粉添加三聚氰胺事件,就给整个中国乳制品行业敲响了警钟。随后几年豆浆机销量的疯涨,就是消费者痛定思痛的选择,也是对国内乳制品所投下的不信任票。

人类从古至今的演变历史中,有三种职业关系及它们对应的职业道德,始终起到了支撑人类文明发展的支柱作用。一是神俗关系,神职人员相当于代天巡狩、替神传旨,虔诚的信众掏心窝子地对神父忏悔,他把自己最隐秘的、不可告人的事情都告诉给神父了,如果神父缺乏职业道德,就像中世纪的《十日谈》所描绘的一系列教会丑闻一般,那么神俗关系就要坍塌。

二是师生关系,教师是言传身教、教书育人的楷模,是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的使者,人类将如此重任托付于教师这样一个群体,倘若教师的师德有亏,不时出现诸如虐童之类的丑闻,那么师生关系的基石也就遭到蛀食。

三是医患关系,医生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大善人,如果医生与患者之间因为缺乏互信——无论是由于哪一方的责任,最终这对重要关系的破裂都是人们不可承受之重。谁能没有信仰,谁不需要上学,谁又不会生病呢?这三重关系,真的是关系万千重。

职业虽有分工差别,却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应该体现人际平等、人格尊严和人的价值。在韦伯所描述的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念中,人在现世社会任何岗位的努力劳作,都是为荣耀上帝所做的贡献,闪耀着神圣的光芒。中国没有这种宗教背景,但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工人运动高涨时期,人们也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1959年,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与普通的掏粪工人时传祥紧紧握手,这是那个年代对劳动模范的致敬。

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背后,是一系列结构性的变革。前现代社会,劳动密集型就业为主,人数众多,受到“生存工资”的压制,不得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然就等着被扫地出门,继续为生计和糊口而奔波。现代社会是消费社会、丰裕社会,因而现代化之初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随着机械化、智能化一个个台阶的迈过,如今又显得劳动力过剩了。吊诡的是,劳动力过剩,但那句“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的断言却越发得到验证。在人才稀缺和财富涌流的双重背景下,这个世俗化的时代里,职业的灵光继续暗淡。现代的职业教育是教人们如何工作,古代的“通识教育”是教人们如何生活。

在物质丰裕这一点上,在普遍的层面上古不如今;在精神满足这一点上,在个别的层面上的确今不胜古。成功学铺天盖地,泛滥成灾,久而久之,功利日益,道德日损,失去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那份淡定。

五年前央视那个开创性的栏目抛出了“你幸福吗”这样一个时代转换的鲜明问题,这是时代精神状况和民众核心关切的反映。在一个追求美好生活、追求幸福的新时代里,如何传承过往时代的那份淡定从容、纯正雅致,如何守护职业的底线、重塑职业的灵光?这些问题,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的确容易被忽视。在拼命赶超的道路上,埋头拉车、低头赶路,一个接一个地去超越,也就够了。然而,一旦摆脱穷困、有所闲暇,就务须跳出桎梏,有所准备。这是在贫穷向富裕转进过程中必须跨越的“卡夫丁”峡谷,越过去,就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双顺差”的丰裕时代,反之,则难免蹈入物质越发达、精神越萎缩的犬儒主义富贵病的恶性循环。

(本文原标题:《在新时代重塑“职业的灵光”》)

【责任编辑: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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