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叶兆言

叶兆言,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花煞》、《烛光舞会》、《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等。

《吴姬压酒劝客尝》之四:

放生池,见证南京城的血色与慈悲

导读

同样是作为历史名人,李白和颜真卿对于南京人来说,都只是匆匆路过。都是过眼烟云,他们给南京这个城市留下了完全不一样的文化。

隋唐时期的南京,有个宝贝叫“三绝碑”。说起此马来头大,但是,当时的南京人并不看好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三绝碑上的三个主角,名声虽然很大,如雷贯耳,都不是货真价实的南京人,而且彼此也没见过面,起码是没在南京的地盘上碰头。三绝碑上的图像,河南人吴道子画的,赞是四川的李白撰文,陕西人颜真卿写的字。谁也弄不清楚唐朝艺术史上最顶尖的三个人,怎么就搅和到了一起

南京三绝碑南京三绝碑

论年龄,吴道子最大,颜真卿最小,反正也就相差一二十岁,搁在时间长河里,根本不算事,他们完全可以算是同一时期的历史人物。

三绝碑上画的人物,是梁朝名僧志公。说起志公和尚,当时的南京人未必熟悉,后来的南京人更不清楚,如果换一种介绍,说传说中的济公原型就是他,大家立刻心知肚明。由于战乱,原碑早已被毁坏,元朝重刻,加上了赵孟頫写的《志公十二时歌》,这样一来,原来的三绝,在明朝人眼里,已经是四绝。到了清代第三次重刻,在碑额上方,增添了乾隆手书的“净土指南”四个字。这样一算,又多了一绝,连皇上他老人家都钦点过,还题了字,凑乎着也应该算是一块御碑,四绝于是又成了五绝。

大家习惯上还是称它为三绝碑,清末的南京名人甘熙看过这块碑,留诗作证:

有碑屹立古殿北,岿然三绝追李唐。

清人所刻的原碑早已不知所踪,今天大家所能见到的石碑,其实是上世纪汪伪时期的文物,按照宋代原石拓本仿刻,深得原刻精妙。可惜文字已模糊不清,一般都认为是多次捶拓所致,然而专家给出的真相,却是文化大革命破坏。破四旧,三绝碑被推倒,抬到了一处公共自来水龙头下,当作了大家洗涤的搓衣板。结果当然有点不妙,碑正中文字和画像痕迹全无,边缘文字受力较小,还能依稀可见。即便这样,改革开放以后,有喜欢收藏文物的外来土豪,愿用与三绝碑重量等重的黄金,来进行交换,当然也是说说而已,国家级文物谁敢倒卖。

俗话说,礼失而求诸野,相传这句名言最早是孔老夫子说的,因为找不到绝对的出处,也不敢太当真。不管是不是孔子亲口说过,道理还是对的,隋唐时期的南京虽然破败,六朝繁华不在,宫殿楼台可以泯灭,留存在民间大脑中那些记忆,那些不遥远的传说,并不能完全消失。毕竟当年衣冠南渡,中原文化精华,一度都留存在这了。民众深受教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南朝遗民,天生具有文化,清朝的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上便说:

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顛沛造次,不忘经籍。

唐朝人对南京人总体评价都不低,杜佑的《通典》盛赞金陵南朝遗民:

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隶,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

隋唐之际的南京人,并没有因为金陵城市地位下降,就失去了固有的傲慢。人穷志不短,即使是中下层南京百姓,也不忘在辛劳之际,咏吟几句,喊上一两嗓子。出生在南京的颜之推曾经说过,“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而切,天下之能言,唯金陵与洛下”。也就是说,若论说话好听,声音优美,就应该是南京和洛阳。经历过六朝,南京人口音开始变化,北方语言大举侵入,已经不再是标准的吴方言。“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根据当时文献记载,吴音特色还在,仍然还通行吴语,真要变成比较纯粹的南腔北调,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话,必须还得要经过朱元璋的明朝,才能算最后完成。

事实上南京人的傲慢,与自己长期以来受到委屈有关,和压抑分不开。早在六朝时期,作为本土人士的建康居民,深感到了官场不公平。周一良先生曾经做过统计,东晋的大官,中央一级官员,任用的北人与南人,比例一度严重失调:

东晋是这样,以后的宋齐梁陈,比例有所改变,基本情况还是差不多,只不过北人性质略有不同,又分为最先衣冠南渡和晚渡,大批晚渡的北人,投身革命队伍时间已经晚了,不得不加入心怀不满的南人行列,因为他们几乎完全等同与本土的吴人,入仕机会显得同样渺茫。

隋唐以后,这种不满情绪正变得越来越强烈。现如今,南京眼睁睁地成了南朝废都,国家算是统一了,南京人跟过去相比,并没有安居乐业,好像更加没有机会,更加没有出头之日。亡国之痛不复存在,在朝当官的却更少了,不止当官不行,官场上还受气,江南文人所自信和擅长的文章,在隋唐以及北宋,也仍然没有什么太大作为。南京人一向感觉良好,自认为文章比别人写得好,偏偏唐宋八大家中,没有一个江南吴人,更不要说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从唐朝中期开始,江南经济彻底好转,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但是文化上,还是不得不仰望北方。在浩瀚唐诗中,并不缺乏江南人,第一流大诗人基本和江南无缘。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人名统计,唐朝人才分布比例,排名前五的是陕西,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排名第六,其实中间包含了辽阔的苏北,像徐州和海州,完全应该算作北方,还有属于苏中的扬州和泰州。以吴语区为代表的江南,真实处境很尴尬,譬如浙江,竟然排名于甘肃之后,差不多是排名第一的陕西十分之一。这个人才统计数据,已退化到与六朝之前的两汉差不多。

公元757年,江宁县升格成了江宁郡,第二年再改江宁为昇州。这段时候,也就是公元759年,南京来了一位很重要的父母官颜真卿。颜真卿出生在陕西,却与南京人颜之推是本家,一个是颜回的35代孙,一个颜回的40代孙,籍贯都是山东琅邪。对于今天的南京人来说,颜之推被大家知道,是他写了一部古代的心灵鸡汤《颜氏家训》,颜真卿则是名声响亮的书法家。这些都属于后来的买卖,都是死后的追赠。他们在生前都还不算显赫,都只是实实在在的地方父母官,做事小心谨慎,十分兢兢业业。

颜真卿在南京当昇州刺史的时间并不长,人们能够记住他的故事,是在城西的乌龙潭建了放生池。时间节点很重要,颜真卿到任,正值安史之乱,中原郡县大半已落入叛军之手,陪都洛阳和首都长安相继被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陷入疲弱。江淮以南地区也受到了袭扰,不久前发生的永王李璘之乱,其首要目标,就是要攻下时属丹阳郡的南京,将其作为割据的大本营。李璘失败后,朝廷意识到了江南的重要性,在赴南京上任前一年,封颜真卿为“丹杨县开国侯”。

颜真卿担任昇州刺史,同时还充任浙西节度使,负责昇州及周边诸州的军事。这时候的江南表面上还算平静,实际上也已经危机重重。永王李璘之乱平定才不过两年,安禄山父子死后,其部将史思明又在河北发动叛乱。南方经济成了唐王朝最重要支撑,急需要像颜真卿这样靠得住的人来镇守南京,防止再次发生变乱。读过《祭侄文稿》的都知道,颜氏一门忠烈,刚强坚毅,在此前北方的混乱中,颜真卿已向朝廷证明了自己的平叛能力。

南京人从此也就记住了颜真卿,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字好。后人纪念颜鲁公,让南京人忘不了,是为了他在乌龙潭边修建放生。因为有了放生池,后人又在池旁修了放生庵,设立祭祀他的神位。为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念叨颜鲁公建立放生池时的良苦用心,所谓“宣皇明而广慈爱也”,宣传皇明只是幌子,关键还是推广慈爱。

当时为了笼络人心,朝廷号召各处建放生池,“始于洋州之兴道,洎山南、剑南、黔中、荆南、岭南、江西、浙西诸道,讫于昇州之江宁秦淮太平桥。临江带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南京的乌龙潭便是其中之一。一千多年过去,当年的八十一个放生池,现在仍然可以确定地点的,仅剩南京乌龙潭这一处,由此可见其特殊,颜真卿专门为这个放生池撰写了《天下放生池碑铭》。

放生池放生池

颜真卿还以“帝王之德,莫大于生成”为题,向皇帝呈了一封《乞御书题天下放生池碑额表》,在中国古代,以下呈上为表,譬如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其实就是臣下写给帝王的一封信,希望皇上能为乌龙潭的放生池碑题额。在这封递交皇帝的信中,颜真卿表示,南京的放生池遵照皇上意思,已经修好,他现在“不揆愚蠢”,专门写了篇小文章,“又以俸钱于当州采石,兼力拙自书”,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天下知晓,弄明白放生池的伟大意义,让天下知道“陛下有好生之德”。

同时,书法大师颜真卿还很认真地考虑到了一件事,“前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又专门“据石擘窠大书一本,随表奉入”,顺便向皇上展示了自己的楷书艺术。最有意思是这封信的结尾部分,他居然会这么说,敢这么说:

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谄之臣,犹刻金石,垂于后世。魏文帝外禅之主,钟繇偏方之佐,亦于繁昌立表颂德。况陛下以巍巍功业,而无记述,则臣窃耻之。

颜真卿这话真有点书呆子气,举例子不伦不类,如果碰上疑心重的皇上,掉脑袋都可能。怎么可以这样引申,怎么可以这样来比较,他显然是把在南京建放生池的意义,过分放大,强调这样一件大好事,不竖碑立传太可惜。也不能说没道理,策功茂实,勒碑刻铭,皇帝禁不起哄,虚荣心立刻被激发,不止答应亲笔题碑额,还拿腔拿调地写了一段文字:

朕以中孚及物,亭育为心,凡在覆载之中,毕登仁寿之域。四灵是畜,一气同和,江汉为池,鱼鳖咸若。卿慎征成典,润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乐石。体含飞动,韵合铿锵,成不朽之立言,纪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发于中,予嘉乃意。所请者依。

“中孚”二字出自《易经》,有诚信的意思。心中挚诚,以诚在怀而接人待物,虽遇隐晦不明,亦能逢凶化吉。南京的乌龙潭放生池,说起来也就是一个不大的池塘,然而在特定年代,确实有着不同寻常意义。作为南京父母官,刚经过北方混乱的颜真卿,显然已意识到了江南可能会有的不安定,他对南京这座城市的未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建放生池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民心,以慈悲为怀,弥散民间的杀伐之气。

自六朝以来,南京这个城市屡遭磨难,内乱外患,真正太平的繁华日子并不多。事实上,就在颜真卿被调走不久,南京城便又乱作一团。当年年底,手握重兵的江淮都统刘展,率兵南下攻打李峘,昇州新任刺史仓皇出逃,金城汤池不战而下。叛乱虽然很快被平息,唐王朝对南京潜在的王气,仍然还是不能放心。怎么办呢,继续给它降级,降低城市级别,公元761年,昇州被废,江宁县改名上元县,再次隶属润州,再次被镇江管辖,六朝古都南京刚有点复兴苗头,又一次沦为一座普通县城。

同样是作为历史名人,李白和颜真卿对于南京人来说,都只是匆匆路过。都是过眼烟云,他们给南京这个城市留下了完全不一样的文化。李白喜欢谈王论霸,好权术,好大喜功,不负责任地酒后瞎出主意,充满了浪漫情调,根本不在乎老百姓死活。颜真卿与李白不一样,他为人正大光明,充满了仁爱之心,注重民生,讲究实际,绝不好高骛远,是非常标准的现实主义。在他的眼里,南京这座城市,究竟帝王之气更重要,还是老百姓太太平平过日子更重要,当然应该是后者。

所以历代在南京有所作为的父母官,更愿意以颜真卿为从政榜样,大家都知道,所谓放生,并不是简简单单往池塘里放几条活鱼那么简单。放生学问很大,一朝兴来一朝亡,宋元明清历代的南京,乌龙潭放生池成了这座城市的和平象征,有和平,才能太平,太平了,老百姓才会有点好日子过。对于南京人民来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比和平更重要。与和平相比,与太太平平过日子相比,什么帝王之气,什么最有历史文化的古城,都可以见鬼去。

放生就是民生,为祈求和平,后人在放生池边建了庵堂,名为“放生庵”,供奉和纪念颜鲁公,并且不断地加以修葺。明正统年间,在“城西南隅乌龙潭山肇建祠宇”,以答神贶,赐额曰“灵应观”,依照鲁公旧制主持放生。清顺治十三年,当时的总督马鸣佩,还专门立了一块乌龙潭永远放生碑。

清康熙二十三年,灵应观的道士开始破坏规矩,竟然自作主张,沉掉了历代禁碑,公然撒网捕鱼。放生之事,也就因此一度废弃。清乾隆八年,江苏巡抚陈大受重修放生庵,疏浚乌龙潭,恢复放生,并颁示了保护放生池庵的六项条约。第一条,放生池东面的山坡上不准种菜种烟,只能栽种果树,以防水土流失。第二条,不准栽种菱藕,以绝窃取发生事端。第三条,修堤筑埂,以免池旁良田受淹。第四条,严禁窃取池鱼。第五条,冬季农民挖取淤泥,不准借机偷取池鱼。第六条,放生池庵数百年皆僧人住持,今既重修,如有老僧欲居,仍听首事主持。

太平天国期间,连绵不断的战乱,乌龙潭边放生庵再次遭到严重毁坏。到了清同治七年,当时的江宁知府涂宗瀛,偶然经过放生庵,破屋残垣,只有二株古柏尚存,看上去十分凄凉。涂是曾国藩的门生,老年得志,五十岁才开始做官,从江宁知府开始,最后居然当上了湖广总督。在他主持下,放生庵又重新修葺,涂还亲自撰写了一篇《颜鲁公祠记》,刻石立碑,嵌于祠内二厅西墙上。

鲁公仕唐,得为升州刺史,公清德忠节,熠耀惇史。所莅愚夫村妇,咸敬仰之。此祠所谓公放生池也,面石头城,俯乌龙潭,波光岚翠,境幽以寂。余偶过此,见古柏二株尚存而偃蹇屋下,仍挺岁寒之节。因加葺治,以为公祠。

让颜鲁公的光辉永照,让仁爱目光始终注视着南京这个城市,必须要保持乌龙潭水的清澈。清光绪七年,时任江宁知府的赵佑宸,蒙两江总督刘坤一指示,派拨六营兵勇,分段开挖,中筑长堤,截为上下坝,就挖出来的土方而计,不下三万余工。经过这番整治,环池一周,排植矮树,又网以当时还十会罕见的铅丝,外植冬青树,间以桃柳,环境顿时得到改善。

在晚清时期,能够做到这样,已经非常不容易,也因此可见历经战乱的南京人民,对太平的向往,对和平的渴望。到民国十二年,也就是1923年,北洋政府时期,当时的江苏省长韩国钧和督军齐燮元,又在乌龙潭边立了《四言简明布告》碑:

石城之隈,潭曰乌龙。

谁与放生,赫赫鲁公。

鲁公大慈,泽被鳞鱼。

潭水洋洋,涵育以容。

来者鉴此,物我同春。

罔或窃捕,灾及其身。

明有法律,幽有鬼神。

树石潭上,以告无垠。

这以后,时代变迁的节奏越来越快。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日本人打进来,抗战胜利,解放军渡江,1958年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十年动乱,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世纪,乌龙潭放生池以及池边祠堂,历代竖立的碑铭,或兴或废,随着时代风云变化,刻了又废,废了又刻。时至今日,乌龙潭公园与周边的清凉山,还有离之不远的石头城,历经沧桑,成为考察南京很重要的历史风景名胜。

【注】本文原标题《乌龙潭》。

【责任编辑: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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