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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伟棠,香港作家,诗人、摄影师,自由撰稿人。

看了这部电影,每个中国观众都会想起江歌的母亲

导读

这不是一个破案故事,而是一个心灵寓言。

不出意料,已经在金球奖大获丰收的《三块广告牌》在奥斯卡遭遇阻击,以为是囊中之物的最佳原创剧本抡空,最佳女主角弗朗西斯·麦克道曼(Frances McDormand)以及最佳男配角山姆·洛克威尔(Sam Rockwell)力保不失,最佳影片却败给了《水形物语》。如此看来,奥斯卡也许还是不能接受电影里过于绝望的现实。但不妨碍,这是我心目中的去年最佳英语影片。

这种极端的小镇离奇凶杀案背景电影,是美国电影一种另类的主流,但渐渐千篇一律,除了大卫·林奇的《双峰镇》系列,别的都叫人印象不深,而《三块广告牌》成功地拓展了这种类型电影的伦理广度和深度,某种意义上也重启了我们对善恶的思考。

这种大片的中文片名的翻译,常常能看出不同地区对电影之主题的态度。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内地忠实地翻译成《三块广告牌》只略微损失了原著那种对地域文化的强调;香港译成《广告牌杀人事件》是一种影评式翻译,表示译者赞同广告牌间接杀死了好心的警长威洛比,但这样一来就先入为主引导了观众的思考了。台湾译名最莫名其妙:《意外》,这部电影里有什么意外呢?奸杀焚尸、死于绝症、纵火伤人,这皆有因果,称为“意外”太轻易了吧。

但后两种态度也是片中小镇的其他人对执着寻找杀女真凶的海耶斯的态度:“你的女儿不过死于意外,不要再向身患绝症的好警长施压了,你难道要逼死他吗?”针对的是海耶斯坚持要在女儿惨死现场的三块广告牌上刊登的三句责问: Raped While Dying/And Still No Arrests? /How Come, Chief Willoughby?——“奸杀,凶手未落法网,威洛比警长何为?”

是的,广告牌,除了卖广告,还有寻人的功能——这三句话说是追问真凶,但也是在寻问执法者责任。但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三块广告牌》里的女主角海耶斯找到广告牌公司老板的时候,后者正在看一本Flannery O'Connor的小说: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好人难寻》)。电影的前半段似乎在证实这句说话,但后半段却在一片灰暗中尝试反对这句话。

这不只是《三块广告牌》唯一的连环套,诸多故事细节与角色设定草蛇灰线,极其精巧的埋伏与角色们的极端性格构成了巨大的张力,而连环套闭合的一刻则让观众心悦神服,这样的匠心,是取得奥斯卡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

像这个被责问的警长威洛比,就是所有连环套里最关键的一环。现实中他没有失踪,仅仅对于偏执的寻凶者海耶斯他是未到位的,但在后者的持续责问中,也在他自己因为面对死亡的惶惑中,他渐渐归位,不但以三封遗书改变了整个故事,甚至以清醒的自杀面对了渐渐来临的死亡,成为一个勇者。

警长从海耶斯的痛苦中看见一个母亲的悔恨,觉悟到自己的死亡过程也会令妻子自责痛苦,觉悟到钓鱼游戏可以稍稍作弊。他留下的三封遗书,除了给妻子的,其它两封使他成为父亲缺席的迪克森的父亲,同时还成为丈夫缺席的海耶斯的丈夫。

威洛比警长威洛比警长

其中给狂躁下属迪克森的一封最重要,唤醒了不愿意面对自己(恐同深柜,指责别人是Gay其实自己也是Gay)和母亲的迪克森,可惜阴差阳错,这封信在迪克森失控伤人被革职之后才被他读到,而阅读的同时他也被海耶斯纵火误伤——于是他面临一个巨大的抉择:听从威洛克的遗嘱以爱行事,还是被怨恨左右加剧与海耶斯为敌呢?他选择了前者,即使他已经失去警权。

没有了警察的权力反而让他变成强者,迪克森首先反抗了不负责任的母亲,这个教唆他种族歧视和威胁海耶斯好友的母亲,实际上是之前那个恶劣警察迪克森的毛病根源。而在思考母亲的时候,迪克森代入成为海耶斯的女儿,他理解死者继而理解了死者的母亲。其后他极力追凶,实际上是对精神父亲和精神母亲的双重履诺。

比迪克森更棘手的,是海耶斯。我想每一个中国观众都会想到海耶斯和江歌的母亲江秋莲的异同之处,她们的悲剧和她们令人不安的言行。相同的当然是为女复仇的执念,海耶斯的困境比江秋莲更甚,后者的杀女凶手已经被捕被判,前者却连一丁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在一筹莫展中,她只能把怒火烧向说不上失职的警长。

于是我们也被拉进了威洛比警长和其它小镇居民面临的困境里去了。如果为了一个抽象(海耶斯并不这么认为)的正义理念需要置具体的人于死地,任何一个事不关己的人,都会选择反对。这种以正义之名把复仇扩大化,中国网民刻薄地称之为“你惨你有理?”很多人从同情江秋莲转为厌恶甚至仇视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威洛比警长的境界比同情他的人高,在于他最终觉得海耶斯真的有理,他还以具体行动支持了后者:帮她垫付了一个月广告费,让广告牌在他死后继续屹立。

民众却不这样想,不知道谁看不下去给广告牌放了一把火——着火的广告牌更让海耶斯想起自己烧死的女儿,把她的执念推到极致,让她决定去警察局放火报复。但谁也没想到迪克森恰巧在警局里,而且因为抢救海耶斯女儿的卷宗而被烧重伤——迪克森的被烧让她从执念中首次惊醒。这一连串火的意象操演得如贯珠,编剧老到如此。

不过,这不是一个破案故事,而是一个心灵寓言。这也是《三块广告牌》的高明之处,电影的最后一个高潮/反高潮就是迪克森冒死取到了嫌凶的DNA,却被证实和海耶斯女儿之死无关,这是另一个强奸犯。编剧的能力在此得到极高考验,他想出来这个反高潮已经非常了不起,但是这样的话故事怎样编下去呢?或者说,角色们和我们伤痕累累的心怎样进行最后的救赎呢?

“虽然他不是强奸你女儿的人,但他一定是个强奸犯!”迪克森这句话,给予了海耶斯扭转自己行为的一线生机:是时候把私义转化为公义了。给予她力量的,也许还有在她一筹莫展地坐在广告牌前种花的时候,出现的那一只麋鹿——这象征着回报,她付出暴力得不到的回报,她付出鲜花、得到麋鹿,那恍如女儿转世之魂的安慰。

虽然结局开放,我们不知道海耶斯和迪克森将会如何“替天行道”,也不知道海耶斯最终能否找到杀女凶手。但我们知道三块广告牌并非无效,它们先找回了威洛比,接着更找回了迪克森,让前者对死、后者对生有了新的认识,最后这两个人也多少改变了海耶斯,我们看到,她紧绷的脸孔渐渐露出了一点笑意。好人能寻,好人就在冰封乍融的心底。

(本文原标题:《好人能寻?》)

【责任编辑: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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