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Img 曹东勃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主要作品有《滞留在现代化中途》、《职业农民的兴起》、《现代性:西方经济理论传统的查审》等。

《猩球崛起》系列电影的启示

我向学生们推荐《猩球崛起》,是想让他们看到什么?

导读

为什么人类与猿类无法长期共存、荣辱与共、环球同此凉热,而终究难逃族强必霸、两强相争的“修昔底德陷阱”?

期待许久的《猩球崛起3》就要上映了。第一部的时候我刚教了一年书,三年后出了第二部,又三年后的今天,等来了三部曲的终曲。倒也不是教师的职业病,并非刻意追求从这些影视文艺作品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的教育意义和某种寓教于乐的特殊效果,而是有时确实是一语胜千言,只要推荐学生看看电影,多余的话无需再说。《猩球崛起》三部曲就有这样的特点,实际上是人性论三部曲,还原了“我”的成长史。这个主题说来话长,且容我稍叙闲言。

一、从适应到改造:了不起的人

近代历史上有过两次事件严重伤害了世界人民的感情。一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动摇了与“上帝创世说”紧密绑定的“地心说”,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上帝的“设计意图”也面临着系统性重构。这件事连同同时代其他科学进展(特别是医学领域的进展),以及较早前的一些文学作品如《十日谈》对教会丑闻的嬉笑怒骂,导致神性的俗化进程不可逆转地发生。

另一件是19世纪的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继之前的几个世纪中神的地位不断下降乃至走下神坛之后,人的地位也开始“下降”。人们总自认为是高于其他动物的,据说人类内部,还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早就习惯了三六九等的人类,听到人和其他动物本质上并无差别,惊慌失措是可想而知得。神的超然已经不复存在,人的地位也要岌岌可危,全世界都在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中的结论所震惊。这两件事、两场认识论上的革命,也是人们重新探索世界和认识自我的里程碑。

芸芸众生之中,人有什么了不起呢?

从宗教的角度开启上帝视角的话,那么在最初的伊甸园中,人和其他动物一样,是神创的和谐世界中的普通一分子,全然不知自身为何物。而从自然的角度来说,则当人还是猴子的时候,他也和其他生物一样,依靠本能被动地适应环境以保有生命。适应,这是动物的最基本特征,动物不会谋求改造自然,只会随遇而安。

当我们高估人的能力的时候,不妨设想一下,一个刚出生的人和一个刚出生的阿猫阿狗,究竟有多大区别?想想《动物世界》里的这些镜头吧:刚出生的野山羊、小狼,经历很短时间的挣扎和折腾,就可以自己勉强站立起来,在它们的母亲帮助下,甚至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迁徙、奔跑。如果刚出生的婴儿放在荒郊野地,会发生什么呢?莫说行走,恐怕性命也会难保,这还未必是其他动物吃掉,甚至自然环境的考验都未必能受得住。

这就是说,人的适应本能尽管还存在,但已非他之所长。而对一般动物的适应能力,我们有时也会严重低估。比如一直存在一个说法,即劳动创造人类,会不会创造和使用工具,是区分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这个说法很成问题。劳动创造人类这话不错,但其他动物也并非吃白饭的,大自然不养无用之辈。很多动物也会使用工具,甚至能创造简单的工具。比如黑猩猩就可以把石头磨得尖锐来砸破果壳,动物园里的狒狒还会像人类那样使用毛巾蘸水、拧干、擦拭脸庞以降温。这些都说明动物的适应本能有很大的弹性。而同其他动物相比,人在出生时最不能自助,最需要关怀和保护。

动物本性使之产生超强的适应能力,甚至适应奴役、逃避自由、削弱自主性与创造性,几乎可以适应任何文化形态。所以我们看到动物的脖子上套上绳索供人类驾驭驱驰,起初它们也许会有抗拒,但时间一长也就恭顺起来,这就是驯化的过程。

人会不会也能被驯化呢?这真的很难说。大量的案例显示,人也可以被奴役,甚至如行尸走肉一般,适应各种恶劣的非人环境。然而人不仅要生存,还要发展,还要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人的动物本性决定了人在今天依然能够适应环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人可以使自己适应充满压抑性和不信任感的文化环境,人完全可能“逃避自由”。但是,当病态的外部环境、文化形态与他人之为人的本性相冲撞,人也具备改造环境的意愿和能力。

我们常看到狗急跳墙,因为狗没有改造的能力;而人急了不仅可以翻墙,也可以拆墙、可以推倒墙。人本来生活在自然之中,但他不甘心像动物世界中的芸芸众生一样,永远受自然的控制。当人在某一个历史时点从树上下来直立行走,过上了人的生活之后,他实际上被无助地驱逐出了自己的家园,同时也逼使他必须从动物的简单的适应性中超越出来,用自己的双手主动“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涂涂抹抹、敲敲打打,寻找新的家园,创造新的生活。

二、探索与游戏:寻找命运打击不到的地方

英国动物学家莫利斯在他那本风行全球半个世纪的《裸猿》一书中提出了探索与游戏这个命题,认为一切哺乳动物都有强烈的探索冲动。在大自然严酷的竞争环境中,常常是吃了这顿就没了下顿,这一餐吃饱后,下一餐可能是时隔很长时间以后的事了。所以捕猎动物必须尝试一切可能的机会,不停地探索未知的世界。这很像一些即时战略类的游戏,比如在《文明》、《帝国时代》、《命令与征服》等游戏中,地图一开始是全黑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视角要求你必须努力派出部队去尽可能地探索周边乃至整个世界,否则就是坐以待毙。可是,探索也会有风险,会遭遇劲敌,但任何一个游戏操作者都不会放弃探索,安于现状。这就是我们的本能。

想想几千年来特别是几百年来人类一直对探索宇宙的兴趣、对外星生命的兴趣,这和游戏中对一片漆黑的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否有几分相似?这种探索冲动有时会把人带进极为危险的境地,正像电影《普罗米修斯》和后来的《异形:契约》中,人类顽固地探求自己生命起源的奥秘,哪怕最终会引发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探索和游戏实在是互为补充的一体化过程。在探索中可能有惊喜,也可能有惊险。game这个词,既是游戏,也是赌博。反复地探索,也就是不断地search,这叫research,您瞧瞧,探索与游戏就成了严肃而认真的研究了。哺乳动物尤其喜欢探索和嬉戏,它们大脑的成长、“智慧”的获得,都来源于这种强大的好奇心。

一只小猫、小狗乃至与人类相当接近的黑猩猩幼仔,在它们很小、很可爱的时候,你用一些毛线或其他道具,都很容易逗弄它们与你玩耍嬉戏。可是它们的这种好奇心存在的时间很短,稍加时日,懒猫懒狗那种无精打采的劲头儿就暴露无遗,任你如何挑逗,这些喵星汪星的家伙眼皮都不会动一下,懒得搭理你们人类。可是人就不同,一个人哪怕到了五六十岁,还是有可能对外部事物持有浓厚的兴趣,热衷于探索、探险、游戏和研究,这种兴趣可以持续很久。Interest这个词也很有意思:兴趣和利益是一体两面的。

那么,这种探索与游戏有哪些步骤呢?莫利斯将其概括如下:

第一,研究不熟悉的东西使之变为熟悉的东西。

第二,将熟悉的东西作有规律的重复。

第三,在重复的过程中尽可能作些变异。

第四,选择最令人满意的变异进行发挥,对其他变异弃之不顾。

第五,将令人满意的变异进行反复组合。

第六,为游戏而游戏,为探索而探索。

今天,我们在动物园里仍有很多机会,观察动物的这种特征。比如,我们在动物园中经常会看到某些动物奇怪的重复动作,有的反复吸吮爪子,有的反复拔自己的毛以至于把一些部位拔得光秃秃的(实际上很多动物的“脱毛”并非皮肤病,而完全是自己拔的),更严重的也有自虐自伤的现象发生。为什么动物会重复千篇一律的动作?莫利斯提供的一种解释是,铁笼限制了它们探索的空间,使他们陷入一种离群索居、与社会隔绝的处境。它们穷极无聊,只好拔毛。

三、自我意识:我是谁?

“我”很不容易。人的诞生是一个否定性的事件,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渐有了认识能力,有了自我意识,可以将“我”与“他者”、自身与自然区分开来。这就确立了个人本位。我们看individual这个词的构成,divide是分割,dividual自然是可分割的,individual就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再分的东西,也就是原子。所以我们今天常说的“原子化的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同义反复。个体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切割、不断排除的过程,在不断“否定”的过程中,如同割圆术一般,割出一个“个体”来。

自我意识是对“作为存在之存在”进行反思性认识的能力,是对作为存在者的人类进行反观省察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与生俱来。

婴儿就不具备这种能力。它最初的世界观是混沌的,是主客不分、物我不分的。它们从在母亲子宫时起,就生活在一个舒适安逸的环境之中,需要任何营养,都会经由母体而立即得到满足。它们与母体分离来到这个世界,经历了一分为二的断裂感。起初,它们感到了恐惧,它们用大声啼哭表达这种恐惧。但是,父母与亲人的极端呵护,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娇惯,延续并助长了这种主客一体的混沌认知。这使得它们仍然以为,自己依然是世界的中心,周围的一切,都围绕着自己的意志而行动,这个世界就是“作为意志和表象”而存在的。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心想事成,只要有任何需求,都会立即得到满足。

随着婴儿的进一步成长,它会在现实世界中遭遇两次划时代事件。

婴儿的第一次碰壁,往往来自被障碍物绊倒。这之所以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划时代事件,在于它朦胧中感觉到这个世界恐怕并不完全是听从自己的绝对律令的。比如,脚下这块石头就不受支配。它的“混沌世界观”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此时,理智的父母应当开始帮助孩子正确地认识这个世界,教会它反思自己的责任、改变自身的行为,认清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糊涂的父母则多半会捡起石头假意责打,这重新强化了孩子“物我合一”的原始观念。在第一季《爸爸去哪儿》中,有一天早上因为kimi被闹钟吵醒,他的爸爸林志颖就假意“责怪”闹钟,这显然就是上述偷懒的方式。

婴儿成长过程中的第二个划时代事件是使用“我”这个概念。小孩子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我”来指称自己的,它甚至不能完整清晰地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要求。逐渐地,它学会了机械地模仿他人称呼它自己的用词,当别人对他说“宝宝”的时候,它便逐渐学会把自己也唤作“宝宝”。它乐于使用叠词,因为它根本无从理解和运用复杂的动宾语法结构,它只好名词动用,用“宝宝水水”来表示“我要喝水”。即便在此时,它也根本不知道“我”这一代词所指何“物”。

名词,是对它来说最好理解、最先学会的词,因为其指代最为清晰,一是一,二是二,说到水,那一定就是无色无味透明的液体H2O。名词的清晰性背后,是高度的抽象性和普适性,它是从事物本身中提炼概括出一般性。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里在谈到儒墨之争的部分时,提到了《逍遥游》的一句话“名者,实之宾也”。名是实的宾(语)。汉语语法中没有表语,英语有。a是b,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主系表而不是主谓宾。表语用来说明主语的身份、性质、特征、状态,表语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比如说,“这是一把椅子”,“这”是代词,是具象化的实体;“椅子”是名,是抽象化、一般化的“理念”,是形式因。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唯名论、唯实论之争和“名者实之宾”还有所不同,经院哲学的名是殊相、个别,实是共相、一般。所以“a是b”结构中,名是b,实是a。两者颠倒,意味不同。比如,十八世纪法国的拉美特里说“人是机器”,今天技术的发展则似乎直逼“机器是人”,这种从a到b的ab角转变,意味着人从一般变成个别,机器从个别变成一般。个体化、个性化的指向,对应了一个解放的过程。

名词已经很复杂了,动词还要复杂。同一个动词,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动”法。比如,“喝”这个动词,可以是用吸管吮吸,可以是用舌头舔舐;“抓”这个动作,可以五个手指联动,也可以简化为两个手指的“拎”。你看这有多难?

最难的是代词。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代词还分成了主格、宾格。也就是说既可以作为主体,也可以作为被对象化了的客体,成为一种被指称的对象。第二,代词的指向性是非常泛化的。比如说这个“我”字,为什么爸爸每天都在说“我”,妈妈也在说“我”,爷爷奶奶直到来家里的陌生人,他们都这么底气十足地说“我”?为什么人人皆可言“我”?“我”指的究竟是一杯水、一碗饭还是其他什么确定性的东西?难点就在这里,“我”不是一个“名”,我当真不是个东西!

所以,小孩子使用“我”的时候,语气是微弱的,它生怕你误会它,像它自己那样,把“我”错当成“你”、“他”、“她”、“它”或者别的什么物件、东西。日本动漫《蜡笔小新》中的小新就一直不会说“我”,他的一个口头禅是“你回来了”。当他每次用“你回来了”来表达“我回来了”的意思时,他的母亲都要去尽力纠正。这说明小新还没有产生自我意识。我后来在我儿子的成长过程中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他会说“给爸爸”、“妈妈拿”之后,仍然不能区分“我”和“你”。当我问他“爸爸哄你睡还是妈妈哄你睡?”他的答案是:“妈妈哄你睡。”

只有当小孩子第一次自觉且自信地讲出“我”、理解“我”之后,他才逐渐将自身与外物区分开来,步入一个“我思故我在”的轨道。这真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哲学家康德对这一标志性事件的意义早有洞见。他在讲授《人类学》课程时对人性中的个人主义因素做了如下的定义:

人从开始用‘我’来说话的那一天起,只要有可能,他就表现出他心爱的自我,并且毫无止境地推行个人主义,即使不是公开的(因为那会与别人的个人主义相冲突),也是隐蔽的,要用表面的自我否定和假谦虚在别人眼里更可靠地为自己产生一种优越的价值。

四、社会合作:我们是谁?

“我”的生存与发展仰赖于他人和社会的襄助。这种依赖性并未随自我能力的不断提升而有所改观,反倒是益发强化起来。无数个小“我”自发无序地做社会“布朗运动”,扩展自己的行动空间,必然发生冲突和矛盾。解决这种交往障碍,是人类社会建立规则与秩序的基本功能。将人与人之间“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丛林法则转换为相互依赖关系的媒介,是劳动、交换,说到底是社会合作。这也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那个“社会关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劳动赋予并不断丰富了人的社会属性,使人的自然属性深深打上了社会属性的烙印,并最终成为人的本质属性。劳动,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劳动、分工、市场与合作的共同作用,更促成了身处不同地域空间的陌生人之间由于“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而紧密相连,成就了人的社会性本质,造就了伟大的人性。一个农民和一个工人,一个身处农村,一个身处城市,一个生产粮食,一个生产水杯。这两个人,本是相隔千里、八竿子打不着的。但是在现代市场体系的分工、交换与合作中,工人买到了农民生产的粮食,农民用到了工人生产的水杯。他们通过各自的劳动、心血与汗水所凝结而成的劳动产品,将彼此紧密连接起来,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生命是相互生成和证认的,在劳动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内在联系。人在劳动中生成,不仅生成从事劳动的人,也生成劳动联系中的他人,进而通过劳动产品生成整个社会。

关于人的社会性本质,也有不少进化论学者进行过别开生面的探索。以色列的奥菲克,是一位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包括农业史、生物史和演化经济学。1999年,他出版了专著《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一书。在这本书中,他运用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和生物学证据,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人类的进化,说明它背后的经济动力。这个第二天性(the second nature),主要是指人这一物种内部的分工、交换、合作与竞争,也就是人的社会化进程。

距今180万年前到200万年前,人类进入了狩猎和根块采集的时代,实现了由完全的食草动物向杂食动物的转变。这种转变需要有一定的生产技术、社会组织和生理结构支撑。

首先,人学会了使用火。火的使用背后,意味着某种高超的分工与合作水平。因为火种的获得,起初是偶然的,可能是一次雷电击中了树木。人们为了薪火相传,就需要有专门从事保管火种的工作,另一部分狩猎者则必须将带回的猎物与他们分享。这样的分工合作机制体现了很强的社会性和社会信任水平。

其次,人建立了“中心——四周”的辐射状采集和狩猎生产方式。进而,告别了逐水草而居、边走边吃的起居习惯,逐渐开始少食、多餐、定点定餐,建立定居模式,改变食物结构,形成更复杂的分工合作模式。

最后,人的生理机能变化与其合作水平的提高保持了同步。食草动物以植物为食,在捕猎过程中消耗的能源较少——因其静止不动,但在消化过程中消耗能量较大——因其富含毒素,因而从功能上讲,食草动物需要相对强大的肠胃来反刍;食肉动物以食草动物为食,则正相反,它并不需要很大的消化器官来分解有毒物质,却需要相对强大的脑来设计追捕猎物。考古学家的发现表明,原始人类大脑容量的骤增与肠胃容量的骤减也大致发生在这一时期。生理结构的改变,提高了心智的复杂程度。

此外,原始人类开始了无亲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大规模交换与合作,形成了情感、语言和社会认知之间的交互作用。原始人的这种商业性交换与一般生物的共生性交换相比,更能够激发智力的扩展。分工、交换、合作,成就了人类在生理进化速度骤降乃至定型之后的进化转向。人类放弃了通过基因突变进行横向演化的能力,但是作为回报,人类通过市场交换,建立了纵向演化。也就是说,不再是物种之间的横向种际竞争成为演化的主轴,而是物种内部的互相竞争和促进,将物种的生存优势超常地演化到极深程度,“甚至可以把大脑发展到大到不必要的程度”。如何理解这个不必要的程度呢?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猩球崛起1》中反复出现的红杉树丛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隐喻),红杉树为了竞争阳光,同一树种之间“比学赶帮超”,以至于普遍长到200多米的高度,这完全是一个不必要的高度。其他树种早已不是对手,但是红杉树之间的竞争继续加剧,导致出现了这种自我激发式的生长。这种自激式生长的例子,除了红杉树、长颈鹿外,就是人的大脑。

社会化进程,既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百万年来演化的历史经验,也是就每一个体而言不可或缺的生命体验。有人说,也有未经社会化的人啊,比如说狼人、狼孩。这其实是人为中断人的社会化进程,将之放置于一个与人世隔绝的环境中造成的后果。这样的人是否还能称之为人,是很成问题的。前些年有媒体报道一对自从上世纪80年代隐居深山的兄妹,他们始终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被当地村民称为“野人”。妹妹已不会说话,见到生人,就紧张地额头冒汗,双拳紧握缩在胸前,由于常年重复这个动作,掌心已被手指甲挖出了四个小坑。双手则变得犹如鸟爪一般,丧失了基本功能。这对兄妹,即便重新回到社会中来,也要经历相当长时间的再社会化,才能开始新的人生。

五、幼态持续:“早产”的人类

人类理性创造了人间奇迹,人成为万物的中心和主宰。但人的自然属性和功能随着理性的发育而趋于退化。同其他动物相比,人在出生时最不能自助,也需要最长时间的保护期和成熟期,在进化过程中,婴幼期的某些特征保存下来,持续到成年期。生物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为“幼态持续”(neoteny)。

莫里斯深入研究了幼态持续现象。他认为这一机制对于人类最深远的生理影响在于大脑的持续发育和智力的持续发展。以猴子为例,猴子的胎儿期,大脑迅速发育,既长体积又变得复杂。幼猴出生时,其大脑就已达到成熟大脑的70%,而剩下的30%在出生后半年内也会全部发育完毕。更高智力水准的黑猩猩幼仔,其大脑发育成熟的时间也截至到出生后的一年内。人类则大相径庭。婴儿刚出生时脑容量只有成人的23%。六岁以内,大脑迅速发育,但这个过程的最终定型要到二十三岁以后。

换言之,对一般的哺乳动物来说,大脑发育的完成要先于性发育的完成。比如黑猩猩,在其生殖能力活跃之前,大脑发育已完成六七年之久了。而人类在性成熟之后,大脑仍要继续发育十余年。性成熟意味着什么?在生物学的意义上,那就是代际分离的重要标志,是分家、单干的界限。但是人类不行,十几岁便性成熟的少年,依然是孩子,依然很傻很天真,依然需要留在家中接受家长的悉心监护,依然需要进入学校接受社会强制的义务教育,以此来提高他们的智力水平。他们真正的独立门户、组建家庭,还要至少等待十几年。

郑也夫对这一问题的综合研究,则提供了另一个角度。低等哺乳动物的特点是生命周期短,头小,社会行为简单(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孕期短,每窝产仔多,幼仔出生时发育不全。高等哺乳动物的特点是生命周期长,头大,社会行为复杂(涉及权力的争夺和关系的建构),孕期长,每胎产仔少,幼仔出生时发育良好,已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山羊、骆驼、狼等出生不久就可站立起来随大部队迁徙。

人类是哺乳动物里的一朵奇葩。其生命周期并不是最长,当然寿命也不算短;但人类的头是最大的,这是相对于其身体其他器官而言;人类的社会行为也是最为复杂的,人有七情六欲、多愁善感、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人类每胎产仔最少,不只比老鼠少得多,跟猫狗也没法比;人类出生时发育也最不完全,所以刚出生的婴儿是最弱的动物,除了会跟猫狗一样随地大小便和乱哭乱叫,其他方面的能力甚至还不如猫狗;人类出生之后的成长期也就最为漫长,单论性成熟就要十三四年,若算到智力成熟则十八年,如果以大学毕业、独立生活而论,至少二十二年。

另一个测度的指标也很有意思,就是发育成熟的生长期时间与孕期之间的比例关系。大象的成熟期是十一年,它在母体子宫里呆的时间长达二十二个月。人类要怀胎十月,孕期比黑猩猩只多了几天。但黑猩猩大脑成熟期只需要一年,性成熟期也不超过十年。相对于发育速度,人类的孕期实在是太短。按照生物学家的估计,如果人类孕期和生长期合乎比例的话,婴儿在母体内应该再呆上七个月到一年时间。但显然,婴儿的头部和身体在现在的孕期内就已经大得令分娩产生困难和风险了。人类已经成为分娩最艰难的动物,它只能在这个婴儿远未成熟的时刻生产才能母子平安。在这个意义上说,全部人类都是“早产儿”。

正因为人类的普遍“早产”,才有了如此漫长的后天受教育、被呵护、受关爱的阶段。这也是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的后天社会化过程。通过社会化,人们获得人格,接受和形成一种行为方式。所以人类的代际关系较动物要更加复杂,也更加重要。一个14岁的少年,尽管身体机能已经接近于成年人,但大脑还远未成熟,根本不足以替代、挑战和对抗成年人,需要继续其社会化进程。正由于幼态持续造成的身体与心灵、体力与智力发育的梯度感和节奏性,成长期中的儿童、青少年与成年人易于建立一种有秩序的师承关系。

我们想想一下,黑猩猩在出生后的大脑就已达到了成年黑猩猩的70%的水平,所以后天任务十分简单,一俟身体发育成熟,即刻能够发动对老一代领导人的挑战、斗争甚至清洗。狮群、猿类,都会很快形成代际之间的紧张对抗关系,并不时掀起颠覆性的权力斗争。人类则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代际之间的体力、智力赶超并激发年轻一代的抢班夺权。年轻人身体发育成熟之后,其在智力方面还远远稚嫩于成人,因而还要继续接受教育。而这期间重要的教育内容则是公序良俗、道德、法律方面的内容,待七八年甚至十余年后,其大脑发育成熟后,也接受了一套更加文明的社会规范,放弃了青春期时代就形成的对上一辈的叛逆、逆反甚至憎恨,从而以时间换空间,将代际之间的潜在冲突消弭于无形。

年轻人在其成长过程中不仅学习知识、提高技能,也构建社会关系和传承文化。幼态持续保证了人类在文明进化的进程中稳健地前行,保证了人类社会的道德与文化的传承,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累积改善。这种“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弯道超车”进化模式,造就了人类在物种进化的马拉松跑道后来居上,绵延不绝。

六、脑洞大开:来自猩猩的人类和来自人类的猩猩

《猩球崛起》三部曲,和之前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之后的《奇幻森林》等电影相似,这些表面上讲老虎猴子的电影,都是在借事说事,以动物映射人,实际讲的是人性。

猩球1:从自我意识到社会意识

《猩球崛起》这个系列,起初本是经典科幻片《人猿星球》的前传。不过随着三部曲的完工,一副另起炉灶、独立门户的架势已颇为可观。借用经济学的话,每两部之间都互为互补品,且因着后作的上映,使前作进一步“保值增值”。在我看来,它实际上是用三部电影讲述了人性的生成过程及其多面性。

在第一部中,凯撒的智慧升级要拜人类生物科技的无心插柳所赐,至于其后这种提神醒脑药物疗法的大面积扩散所造成的猩球崛起,更完全是一个意外后果。比智慧更重要的是,凯撒在与人类长期生活交往过程中,获得了“人性”或“人的本质”最不可或缺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对意识本身的自反性思维,追问的是“我是谁?我的属性是什么?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的终极问题。

凯撒的自我意识是在耳濡目染之中萌发,又在外部刺激之下觉醒的。这个外部刺激,就是当凯撒的“父亲”(实际上是他的人类主人)开车带他去红杉林,回来的路上遇到另外遛狗的一家,此时凯撒突然意识到自己脖子上拴着的链子与狗链别无二致,于是以手势追问“父亲”:“凯撒是宠物吗?凯撒的父亲是谁?凯撒是谁?”一般动物(包括人类在特定情况下)适应奴役,这是动物本能;但人性内在的尊严要求对奴役状态发出责问和反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当猩猩也开始思考“我思故我在”的本体论问题后,人类是不能不感到震惊的。

动物性的本能是适应,至多逃避,但人性具有强大的改造冲动。“不要”是人掌握的最重要的词汇,敢于说“不”是基本人权,消极自由是根本自由。当凯撒和其他动物在动物福利机构被终日囚禁,还要面对暴虐的屌丝管教时,他终于在一次发飙后喊出了第一句“人话”:“NO!”语言的习得本身并不令人震惊,令人震惊的是语言所反映的个性的独立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并非原生的基因决定,而是后天环境的再生影响。

觉醒了的凯撒只是一个个体,此时的他不仅获得了自我意识,意识到我,用胡适的话说,这是“小我”,他还要意识到无数的“小我”组成的“大我”,这是社会;不仅要问“我是谁”,还要追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生存境遇如何”。进而,他爱自由,更爱猿类社会,掀起了一个由演化到革命的剧烈变迁,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猿的联合体,向人类讨说法,为承认而斗争。

以上,大体是对《猩球崛起》第一部故事的简要概括。我们可以看到,彼时,从进化史看来,“来自猩猩的人类”已经因为在现代科技和现代生活方式造就的风险社会中走得过远,却浑然不觉这种失控的巨大风险,最终在自己亲手炮制的一场席卷全球的病毒大流行中被打回原形、折损大半。同一时期,人类阴差阳错制造出来的“来自人类的猩猩”,却大大助推了这一古老种群在现代的革命性进化。当看完第一部走出影院后,你甚至能感受到背后凉飕飕飘来的,是凯撒对人类的无比同情和鄙视,一如他在监禁之中的装疯卖傻,其实是对人类的嘲讽。

猩球2:从人性的优点到人性的弱点

凯撒一直这样看待人类,他对人类的智商从来不以为然,在这只猩猩眼中,人类简直就是一群到处自以为是的弱智。这心态在第二部中一仍其旧。在人类看来,猩猩不可怕,就怕猩猩有文化。可是,在人类朋友圈中生活过的凯撒深知,人类最可怕的不是脑子,而是心肠。猩猩还是那个猩猩,可是习得了人心的诡诈与狡计,就必然要经历人生的风雨和翻覆。凯撒的办法是闭关锁国,停止与人类的一切交流,老死不相往来。只不过,这种隔离为时已晚。

如果说第一部讲的是人性的优点,是人类社会抱团取暖的社会性移植到、应用于猿类社会的话——代表性的台词就是贯穿于两部电影之中、成为猩群文化共识且朗朗上口的最高指示“猿类要团结,猿类要强大,猿类不杀猿类”,那么,第二部讲的就是人性的弱点,是人类尔虞我诈、笑里藏刀、勾心斗角、好勇斗狠的习俗禀性,在猿类乌合之众中传播蔓延直至重创这一新兴种群的过程。如果说第一部中猿类输入给人类毁灭性的的病毒(其实是人类自食其果、自取其祸),第二部就是人类传染给猿类更为可怕的文化病毒。第一部讲的是生物进化,第二部的主题俨然已变成了文化进化。

凯撒的亲密战友科巴,是第一部中被人类残酷剥削、压榨和奴役因而充满戾气的猩猩。到了第二部中,他成了一位反复、阴险的篡位者,一位信奉 “先发制人”的实用主义者。僭主的权力合法性,必须依赖于不断制造并维系一种紧急状态,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

上台伊始,科巴还高举创始人凯撒的旗帜,号称为“猿类”而斗争,不敢堂而皇之地另立中央。很快,在战争中树立新威权后,他就开始高调批判前任领导人制定的与人类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合作共赢的既定路线,并给凯撒扣上了一顶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帽子。他把全部猿类的命运绑架在战车之上,与人类进行你死我活的大决战。他对凯撒之子的利诱威逼和整个政变过程的策划设计,简直就是人类宫斗剧的翻版。

科巴是人性恶之集大成。只有尝到苦头之后,凯撒才不得不痛心疾首地承认,他长久以来表现出的蔑视人类、推崇猿类的种族智商歧视是错误的:“我一直以为猿类胜过人类,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如此相似。”在这个尽管猿口规模已十分庞大、平均智商从起点就已不低、但基本还维持着一个熟猿社会的部落里,人类社会的杀熟、失信、自相残杀,也都无一例外、有过之而无不及地重演。

猩球3:从拒斥现代性到重回现代性

凯撒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他自视很高,且清心寡欲。他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姿态深藏功与名,不露声色地在深山老林中发展自己种群的独立王国。他似乎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尽管以他的高智商,以及在人类社会游学期间的阅历,使他对现代科技了然于胸,但他坚信“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第二部中,人类的工程师说,他们不能没有能源。这已经是人类须臾不可摆脱的路径依赖,哪怕在近乎毁灭性的重创之后,也无法降低人的生活情趣、品味以及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繁复的世俗文化。当人类专家修好水坝,并将电力送达遥远的都市并亮起点点灯光的时刻,工程师们激动不已。

这是一种隐喻。正如《奇幻森林》里猩猩王路易对火的膜拜无以复加,也是一种隐喻。它象征着一种高级别的文明阶段和科技发展水平。所谓盗火者,就是将现代科技引入传统社会并加速传统社会变迁的使者。科技带来风险,火(red flower)的绚烂可以杀敌,亦可自毁。《奇幻森林》对技术进步是乐观的,《猩球崛起》则是悲观的,显而易见,凯撒即便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至少也不是个唯生产力论者。《奇幻森林》的毛克利指挥这个传统森林社会的缔造者——象群,拦河筑坝、大江截流、引水灭火,预示着现代性风险的可控性。《猩球崛起》中的人类工程师也是这样做的。

科学技术打造的现代世界有一种超凡的魅力。可是,猿类却能在几乎具备了人类的智慧和习性时仍能安于恬淡和宁静的生活。凯撒并没有投来羡慕的目光。科技让生活更美好?切,他是一直打一个问号的。

作为一位具有丰富人生和猿生双重生活经验的长者,作为部落发展的总设计师,凯撒始终在有意识地以一己之力为猿类的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设定路标、绘制路线图,尽量规避人类已经错漏百出的老路。在第一部中,他从人类那里盗取药物分发众猢狲,这是孙悟空盗仙丹、普罗米修斯盗火一般的圣徒之举。在第二部中,他严禁人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入,似乎将部落内部纷争锁定在冷兵器时代就可维稳。然而最终,猿族败类还是挑起了人猿之间的全面战争。

要么应战,要么毁灭。在生存压力的逼迫和船坚炮利开启的新的全球化窗口面前,英雄凯撒还会恪守小国寡民、拒斥科技与文明、建设大同社会吗?可是如果他全面拥抱这个毁誉参半的现代性,这个2.0版的猿类社会又能比人类社会少走多少弯路呢?在这个据说已经变平了的现代世界中,即令人类文明将死,猿族就有足够的资本和勇气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吗?

猿族的人化,既是一种进化,又是一种退化。它以一种后喻文化的方式暗示人们,人类的始祖要回到未来——重新在现代社会降临,除了与时俱进地向他们的“后裔”——人类学习,别无他法。可是毛泽东的“天问”来了:“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为什么几乎每个族群,当其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多多少少都要受到外部刺激或内部诱导而自我实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预言,继而开始一波又一波的身份识别、土客冲突,“救亡压倒启蒙”,以族群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以敌我矛盾碾压族群的内部冲突?为什么人类与猿类无法长期共存、荣辱与共、环球同此凉热,而终究难逃族强必霸、两强相争的“修昔底德陷阱”?究竟是人性的光芒超越族群的差异,抑或阶级的革命结束种族的战争?我们如何对待异类,我们何时开始异化?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作为这个系列三部曲的终曲,《猩球崛起3:终极之战》能否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个终极意义的回答,非常值得期待。

(本文原标题:《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猩球崛起系列电影的启示》)

【责任编辑: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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