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卫,北京生人,1985年肄业于北京师院(现首都师大),曾任英语教员、酒店看门人、出版公司职员等,现为媒体文化评论人。主要文字作品:小说《集梦爱好者》(作家出版社,1997)、小说《爱情、革命和猫》(Knaus出版社,2009)、文化随笔集《天堂的滋味,只要一文钱》(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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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侦探柯南正传

李大卫 9月24日 11:15

多年前在国外做过一阵翻译,曾被找去为偷渡难民提供语言服务。记得有个问话官心地不错,虽属离不开轮椅的障碍人士,但对避难者,哪怕合法证件都拿不出来,也尽量多给机会。只是他并不傻,说话和气但设问逻辑刁钻,一般人想在身份甄别、逃亡路线这些地方耍心眼儿,分分钟会露马脚。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一顶福尔摩斯那种帽子,有一种很神叨的感觉。笔者早年文学趣味比较事儿逼,侦探小说也只看后现代诸家改造过的,后来因为这点工作上的因缘,跑到图书馆借来柯南道尔的作品,发现整个事情相当复杂而且有趣。也是因为这点儿新的兴趣,自然不会错过迈克尔·迪尔达这本《论柯南道尔,或讲故事的技艺大全》。

本书作者每周为《华盛顿邮报》撰写文学评论,还是得过普利策奖的腕儿。腕儿跟俗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有资格聊自己。于是书中一些篇幅,读着就像第一人称叙述的Bildungsroman,讲一个职业读者的口味养成。他平生遇到的第一本成人书,正是福尔摩斯断案传奇中的《巴斯克维尔猎犬》。那是上世纪50年代,他还在读5年级,学校的读书会经常推荐惊险读物。动漫风行之前的年代,中国不少小孩儿也是通过《水浒》《西游记》,建立起最初的阅读习惯。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白描风格漫画,叫做“小人书”。迪尔达进入报界后,还参加了一个福尔摩斯书迷俱乐部,成员们举办讨论,提交论文,把神探当做真实人物研究,就像我们有些武侠迷,会把楚留香、小李探花当成真人一样。小说人物如同僵尸,只是无意识地侵入我们的头脑作祟,问题仅仅在于它们的作者都是真人,比如创造出福尔摩斯的阿瑟·柯南道尔。

不像长期伏案的文人,柯南道尔户外行动能力强悍,早年便作为随船医师参加北极探险,而且在拳击和曲棍球方面,都曾有过不俗的战绩。据说速降滑雪这项北欧运动能够风行瑞士,也是托这个英国人的福(圣莫里茨等滑雪胜地的出现,已经是20世纪的事)。难怪福尔摩斯如此熟悉瑞士山地。1893年,小说家厌倦了自己笔下的人物,于是把他打发到瑞士的莱亨巴赫瀑布,和那个“罪犯世界的拿破仑”莫里亚蒂教授互博坠崖,同归于尽。他想在级别更高的历史小说方面发展,结果含恨未遂。直到今天,文学类型之间尚且如此等级森严,何况19世纪。他的历史观充满中世纪浪漫情怀——武士的对决、纯洁的爱情、繁文缛节的贵族礼仪——总之,离瓦尔特·司各特比较接近,和后来更多实证的历史小说很远;至于托尔金的玄幻写法,还要再等几十年。此后,柯南道尔做为军医前赴南非,参加布尔战争。

(《海滨杂志》1893年第6期,《最后一案》插图,西德尼·佩吉特[Sidney Paget]绘)

确切地说,那是第二次布尔战争。当时英联邦各国与屯垦南非的欧洲大陆殖民者,主要是荷法德等国移民建立的特兰特兰西瓦尔共和国,起了冲突。当时英王治下很多名人卷入战场,从温斯顿·丘吉尔到圣雄甘地,各有各的使命和表现,也都由此改变了日后的人生,乃至各自民族的历史命运。对于欧洲人,这场战争尽管血腥,却是遥远的肘腋之患;诸强的核心地带仍在歌舞升平,工业革命的成果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收益。即使批判性最强的知识分子,也都抱有积极乐观的社会发展观。这是历史上的“美好时代”,直到1914年八月的炮火轰醒他们的进步梦。就在这一年,柯南道尔在一篇题为《危险!》的小说里,预言了德国将会发动的潜艇战。

1902年,由于他在南非的战时表现(他曾撰写一本小册子,为英军的战争行为辩护),柯南道尔本人获国王爱德华七世册封,成为骑士,但身为作家,他从不把Sir Arthur的抬头印在书上嘚瑟。他从战场回到伦敦,心思也回到福尔摩斯身上。来自公众的复出吁请,则是另一个激励因素。神探回归后的首次出场,便是在《巴斯克维尔猎犬》一案。就时序而言,该案发生在莱亨巴赫事件之前,带有某种前传的性质,直到随后的《空宅奇案》发表,作者才开始交代福尔摩斯坠崖之后的经历。他先跑到西藏隐居了一阵,然后回到欧洲研究化学。这类桥段或许受到史蒂文生某些探险小说影响。中国武侠小说里,也常有某高手失踪之后,复出之前,躲在深山或是海岛,修习某种奇异的功夫。金庸、古龙都是懂英语的。

柯南道尔的行动能力不仅表现在户外。于是,较之一般医生和作家,他还多了一层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但他能恪守一个原则,即先知识而后分子,不是整天跟你玩儿情怀,泪眼汪汪地凝视这个,凝视那个的。他经常投书《泰晤士报》,或呼吁改革离婚法,给予妇女平等权利,或抗议比利时当局在刚果殖民地的残暴统治。即使讨论公共事务,他也表现出足够的机智和幽默,看不到闪烁在粗言恶状之间,不知眨巴给什么人看的双眼皮儿。这种气质的根基是自信。这是个有本事的人。别的同行都是纸上谈兵,他却有勘破疑案的真实资历,而且不止一桩。最出名的一次,是关于印度裔律师乔治·埃达尔吉。最近播出的英国短剧《阿瑟与乔治》,故事原型便由此而来。

(英国短剧《阿瑟与乔治》剧照)

那是1903年的一起冤案,事情出在斯特拉福德郡,苦主乔治·埃达尔吉是印度裔,祖先属于逃离穆斯林统治的波斯拜火教徒。他家自父辈起,已受洗皈依基督教,母亲则是苏格兰人。他父亲虽是牧师,但因其族裔背景,并不受当地教民欢迎,经常受到各种骚扰。乔治成人后做了律师。他的麻烦始于当地警方接到的一次举报,说他家附近有人在公共场所肢解家畜,还具体指控作案人就是乔治。警长下令对他家全天候监视,而且很快认定十年前社区内一些居民收到的恐吓信,也是他所为。然而,警方采取监控措施后,当地仍有人报称开膛的马尸被弃道旁。这一事实说明作案者另有其人。但警长眼中的嫌犯只有乔治这个外来者,将他拘押候审,声称在他家搜查到沾有泥浆的靴子,还有带血的工作服。不止一个目击者作证,案发时乔治不在现场,法庭仍判他入狱七年。对于这起明目张胆的构陷,英国上万人签名呼吁重审此案,还当事人清白。乔治服刑三年后提前获释,官方没有任何解释和道歉。

当年不少人蒙冤后,投书到虚构的伦敦贝克大街乙221号,祈求福尔摩斯显灵。乔治为洗刷污名,把信直接写给创造神探的柯南道尔。“游戏开始了,华生!”科南道尔闻讯而起,马上着手调查并锁定疑点。首先,做为呈堂证供,肢解马尸的剃刀上没有血迹;其次,乔治住处搜到的靴子上的泥浆,与案发现场土质不符。此外,指证乔治炮制恐吓信的笔记专家,有过构陷无辜者的前科,而且当事人深度近视,不可能在黑暗中用刮脸刀肢解马驹。报界公布这一结果后,本来不算大的案子演变成英国版德雷福斯事件。此时科南道尔发现真正的作案人,是个当地的屠夫。他对一个印度移民的儿子当上律师十分不忿。法庭上,专家对恐吓信做出的笔迹鉴定,也指向那个屠夫。乔治获准恢复律师资格,虽然政府拒绝赔偿损失。

如果此案尚属羽毛级,有个名叫奥斯卡·斯拉特的德国犹太移民被误告谋杀,可就不是闹着玩儿了。最后也是柯南道尔为之洗清冤情。这个为后世“本格派”定调的人,一再勘破“社会派”的案子,所赖无非其朴素的现实感。一般作者习惯于构想实验室状态的罪案,从计划到执行,都像瑞士表一般精准。真实世界则复杂粗粝得多,无数蝴蝶翅膀四处扑腾。很多小说的情节设计,逻辑上完全成立却无法实际操作。比如一个凶手戴手套演奏钢琴,以免键盘上遗留指纹;而我们知道隔了一层织物,弹琴时会破坏指触。因此笔者有个未必靠谱的信念——通俗文学与所谓严肃文学之间的分野,在于前者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后者低于生活。

柯南道尔生长在爱丁堡,颇有苏格兰式清教作风及那个时代的男性美德——勤勉尽责,忠正刚直。1930年辞世后,他被葬于英格兰汉普郡一个乡村教堂墓园,碑上一行金石味道十足的简朴铭文:Steel true, blade straight,是其持身之道的评语,也吻合墓主的骑士身份。由此寻觅踪迹,不难确认福尔摩斯的搭档华生,就是柯南道尔本人稍加修掩的alter ego;至于福尔摩斯,则是其“超自我”化身。一般人还是对福尔摩斯的现实原型更有兴趣,标靶名录当中,唯美派作家王尔德竟也赫然在列。可以确定,柯南老师与王老师确有一面之缘。1889年,波士顿的《里平柯特月刊》的编辑,在伦敦请他们二位吃过约稿饭。后来这份杂志如愿拿到两份名作,一是福尔摩斯系列的第二部《四贼签名》,一是《道林格雷肖像》。

(柯南·道尔墓)

但就文学类型论,这个人物更多关系到爱伦坡发表于1841年的《殁尔格街双重谋杀案》。这个短篇常被视为现代侦探小说的鼻祖,虽然其推理方法可以通过E. T. A.霍夫曼和伏尔泰,一直上溯到中世纪的印度故事《锡兰三王子》。爱伦坡的最大贡献,是故事中的奥居斯特·杜潘。这个巴黎的没落世家子弟,虽早已沦落市井,却仍保持着恃才傲物的任性,接人待物不徇常礼。靠着与众不同的观察和推论,他总能揭破警方无能为力的谜案。而他身边的“我”,也就是故事的叙述者,智力上被他甩出好几条街。柯南道尔的华生,至此已然呼之欲出。这株家族树上的一条主要枝干,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不离埃尔居尔·波瓦洛左右的黑斯廷斯警长。他们忠实保持着“大人,这里一定有一个巨大的阴谋”那种水平。

爱伦坡的另一贡献是揭破谜底前,除了慎密的观察,还需利用逻辑和科学的力量。这是现代侦探文学和古代原型最大的区别。19世纪是西方科学的狂飙突进时期。那个时代,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雾霾污染,把伦敦这样的国际都市罩入一层诡秘氛围,既增加了腐国化害为利的文化软实力,也便于想象中的罪犯出没。现实中从未告破的裂尸手杰克等无头案,更需要福尔摩斯这样的人物搞定,哪怕仅仅是在故事里。同时,由于开展筑路、开矿等大型工程,地下岩层中的化石大量暴露;世界开始展现长久隐藏的面貌。说到此处,还有一件事不可不提。

英国苏塞克斯郡有个皮尔当村,当年有人刨地挖出一块头骨,交给了当地一个考古爱好者,名叫道森。此后这里陆续出土其他骨骼残片,道森相信它们属于一种古人类,于是上交权威部门。1912年,他和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地质馆主任伍德沃德,将这些碎片复原成人类祖先的头骨模型,并将新物种被正式命名为“道森人”,还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在一个达尔文主义深入人心的时代,列强之间的竞争领域,除了无畏舰的吨位和主炮口径,人类进化史的势位优势也不能放弃。人种的牛逼程度是经天纬地的大事。德国发现了尼安德特人,英国就要拿出皮尔当人迎头赶超。更多人类遗迹在皮尔当出土,包括一根板球棍。大英博物馆也照单全收,好象不列颠诸岛原住民进化成智人之前,就在打板球了。直到1953年,专家鉴定出这是赝品,是用经过处理的现代人头骨和猩猩的牙床,拼合而成的。

罪案一旦披露,人们不禁要问:谁干的?除了此事的直接受益人道森,很多证据指向博物馆一个馆员。此人具备相关专业技能,操行记录也不甚佳。他的上司伍德沃德同样难脱干系。嫌犯中还有一人,就是科南道尔。皮尔当人头骨发现时,他就住在当地,还常在现场附近打高尔夫球。他的动机据说是报复英国科学界对他热衷伪科学的嘲笑,结果玩笑开大了。因为爱子夭折,作家常年钻研招魂术,跟冥冥中儿子保持灵魂上的沟通。身为君子的柯南老师,内心显然也有莫里亚蒂教授的一面,否则写不出侦探小说。总得先有人作案,才谈得上破案吧。

比古人更轰动的化石是恐龙。1852年的伦敦,为首届世博会而建造的水晶宫,就用水泥塑成的恐龙装点园区。就连大作家狄更斯,也忍不住在《荒凉山庄》里,用一头斑龙渲染气氛。半个世纪后,柯南道尔也写了一个科学怪人小说系列。其中的《失落的世界》一书中,他设想恐龙仍存活在世界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而那个角落就在南美洲。书中一批英国探险者,在那个“孤独大陆”屡经磨难,包括与原住民冲突,被翼龙攻击。当队伍困守断崖,领队提出把氢气注入恐龙的胃囊,制成气球,众人才得以逃脱。最终他们如期返航,还把一只翼龙幼雏带回伦敦。至此,《侏罗纪公园》的某些元素雏形已跃然纸上。迈克尔·克莱顿的恐龙小说续集取名《失落的世界》,正是在向祖师爷致敬。

更多致敬来自侦探领域。著名的例子有翁贝托·艾柯的《玫瑰之名》。小说主人公,奉教廷敕命调查修道院谋杀案的芳济各会士,之所以取名“巴斯克维尔的威廉”,就是自报文学史谱系的家门。故事开篇,他就在同人面前露了一手“夏洛克式”观察和推理,帮忙找回跑丢的马。一路追随他的见习修士取名阿德索(Adso),也是华生(Watson)的拉丁语拼读。这些都是柯南道尔文学遗产的回响。

On Conan Doyle:Or, The Whole Art of Storytelling/Michael Dird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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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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