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资深媒体人,著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鲜为人知的浪漫》等,译著有《铃木大拙说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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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也需要尊严、工作和性

—— 深入到“性扶助”的日本残疾人关照

张石 5月3日 11:53

十几年前,我从日本社民党议员大胁雅子那里得到了她的一张名片,那上面非常详细地记载着她在东京和名古屋的地址、电话、网址及电子邮箱。令我惊叹的是,那上面还有有关这些详细信息的盲文。“借一斑以看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从这张小小的名片上,我看到了日本残疾人的社会地位和整个社会对残疾人的关照与重视。这是战后日本社会进步、经济繁荣与人权意识发展的一个完美结晶。

【对残疾人的关照是国家文明程度的指标】

日本古代的奈良时代(710-794),曾对有残疾人的家庭实行过税赋减免政策,但是在奈良时代以后一直到二战结束,没再实行这一政策。而从战国时代(始于1467年)到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有把生下来的不健康的孩子杀死的习惯,这种习惯叫作“间苗”,意思就是像给庄稼间苗一样,除掉弱苗留下好苗,以让好苗得到的营养更多,长得更好。残疾孩子被家里“间苗”的现象相当普遍,这种陋习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被禁止。在这样的时代,也有残疾人被带到杂耍班子等场所,供人取乐和虐待,或沦为乞丐。明治维新初期,虽然有热心慈善的人士建立“泷乃川学园”和“白川学园”等从事智障儿童教育的机构,但是都是民营,且学费十分昂贵,只有少数富裕人家子女才能入学。

1872年,明治政府为了普及教育,提高就学率,公布学校令,6岁以上的男女儿童需接受义务教育。1886年规定义务教育为小学4年;1907年改为6年,除重度残疾儿童可以免除义务教育外,一般残疾儿童都进入普通学校接受教育。1873年后,明治政府开始开设聋哑学校和盲人学校等。

而到了大正和昭和的经济不景气时期,不能成为完整劳动力的残疾人受到普遍的轻视,到了二战期间,不能拿枪参战的残疾人更受歧视,除了少数富裕人家以外,残疾人的生活相当困苦。

日本政府真正着手实施残疾人政策,是在战后。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指导下,日本政府明确了发展残疾人福利事业为政府的责任这一方针,在教育基本法中增加了“教育义务制”和“特殊教育”等章节。1947年,立法通过了《儿童福祉法》,对于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儿童进行行政上的援助,并确立了国家负责教育智障儿童的法规。1949年,通过了援助在战争中负伤的士兵等的《身体残障者福祉法》,1960年通过了《智障福祉法》,建立许多智障儿童学校“养护学校”。在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开始高度增长,供残疾人生活和接受教育的福利设施不断增加。到了1982年,实现了智障儿童的全面就学。供残疾人生活和接受教育的福利设施不断增加,供长期疗养者和身心障碍者集中居住、治疗及进行职业训练的大型福祉设施colony在日本各地普及,而随着后来法律完善、巨额的政府投资及民间的积极参与,日本的残疾人事业渐渐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目前日本约有残疾人3,483,000人,他们受到国家与整个社会的普遍关照。

日本政府对残疾人在基本生活上的关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全国发放残疾人基础年金,1级残障者每年约 772,800日元× 1.25 + 子女补贴。2级为 772,800日元+ 子女补贴(针对没有其他收入者,有收入者将根据收入减额)

2、对于需要特殊护理的特别残障者发放补贴,每月约26,260日元。

3、发放残障人手册,持有这种手册的人可以享受以下福利:

(1)免费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得到地方政府提供的轮椅、假肢、盲人用具等。

(2)享受一系列免税和减税,抚养残疾人的人也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得到适当的免税和减税。

(3)本人及陪伴者享受公用交通的各种免费与减价优待。

(4)美术馆、博物馆、动物园等公共设施的免费或减价利用。

(5)携带电话和家用电话费用的减免。

对残疾人的关照,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体现了这个国家人权意识和民主政治的普及程度。这不仅是对弱势群体的扶植,更是完整的安心与安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形成充满正能量的积极、健全的社会心理的保障。残疾人的处境会像一面显现社会最深层本质的镜子,最深刻地体现出社会的光明与黑暗。良好的残疾人政策与状况,不仅能使残疾人本身安居乐业,而且会使其他的人们在瞩望未来时没有后顾之忧,不必担心自己会由于变故及疾病被社会抛弃,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与事业中,并拿出一份爱心去关爱他人,贡献于社会。在日本,残疾人的基本经济与文化生活得到了较充分的保障,他们生活在整个社会的高度关爱之中,更看不到做乞丐的残疾人。他们在日本社会绝不是一个负面形象,而是成了日本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的光明的正面指标,因为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最不容易阳光的地方阳光,最不容易幸福的人群幸福,其他的方面就可想而知了。

【“平权运动”与日本残疾人的就业】

70年代以后,在世界福祉社会中出现了要求残疾人和正常人权利平等和自我决定权利的“平权运动”(normaliza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丹麦智障协会会长邦克米可尔森(Neils Erik Bank-Mikkelsen)提出,1969年由瑞典智障者协会会长尼尔杰(Bengt Nirje)进一步系统化。其基本理念是,让残疾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维持文化上的通常的身体活动及特征。而为了实现这一理念,尽可能让他们利用文化上的通常工具与手段,也就是让残障者尽量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尽量不要把他们隔离在医院、疗养院等特定的区域。

在这一风潮的影响下,日本也开始推动残疾人融入正常人社会,与社区共同生活的“脱专用设施”,“脱疗养院”运动,努力实现残疾人与普通社会“平等、参与、共享”的目标,让残疾人在参加社区活动的同时开发自己的才能,让他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音乐会、画展和运动会等。1994年,日本著名歌星柏哲等成立了以智障者为主要成员的摇滚乐队SALSA GUM TAPE,受到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著名摇滚歌手忌野清志郎为乐队作曲,著名棒球运动员、教练长嶋茂雄等知名人主动参加乐队的合唱队,使这支乐队的音乐活动经久不衰,一直持续到今天。

(忌野清志郎与SALSA GUM TAPE乐队)

要想使残疾人融入社区、社会,最重要的是保证他们和正常人一样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

日本在1970年通过《促进残疾人雇用基本法》,并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完善和修改,保证了残疾人最大限度的回归社会,与社区共存共生,而从2006年4月1日开始实行的改正法,把精神残障者也列入法定的雇用对象。

按照法律规定,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事业单位(现规定为50人以上),雇用残疾人的比例需达到一定的标准。2015年4月1日以后,普通的民营企业为2.0%;特殊法人2.3%;国家、地方公共团体2.3%;都道府县等的教育委员会2.2%,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企事业单位将受到行政惩罚。在日本,残疾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约为6%,因此可以说这是相当高的标准。由于残疾人智力上和身体上的原因,存在着他们难以从事的职种,但是政府尽最大的可能缩小这种职种范围,目前可以不雇用残疾人的职种只有自卫队员、警察、消防公务员等8种职务,

除此以外其他一切职种一律向残疾人开放,升学时也不做身体检查,只要成绩合格一律入取,而且中央与地方政府所辖职业介绍机构在接受企业的招工广告时,严禁存在不雇用残疾人的条项,对于积极雇用残疾人的企业,政府将给予税务、流通等多方面的优待。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现在日本的政府机关、大学、图书馆和各个大企业中,到处活跃着残疾人的身影,有的还进入了领导岗位。

1999年,我在一个会场上采访了小渊惠三第二次改造内阁邮政大臣八代英太,他就是一个坐在轮椅上残疾人。我在采访时无法以“居高临下”的状态俯视着他采访,只好以半跪在他轮椅旁边的状态对他进行采访。

八代英太原是日本山梨广播电台的播音员,1973年在爱知县主持一个歌会的时候,在黑暗中从舞台上跌落,造成脊髓重伤,半身不遂,但是他仍然坐着轮椅上作为主持人活跃在文艺舞台,1977年高票当选参议员议员,1996年当选众议院议员,曾在小渊惠三内阁和森喜朗内阁两次担任邮政大臣,2007年,日本天皇向他颁发“旭日大勋章”。

(八代英太)

在日本的远古时代,曾有过残疾人会有某种超常能力的信仰,如在日本最早的史书、神话总集《古事记》中,男神伊邪那岐和女神伊邪那美生的第一个孩子蛭子到了3岁还不能站立,被二神放到船上扔到了大海里,但是在后来的民间传说中,他变成了被称为“惠比寿”的福神,是日本人一直到现在仍然供奉的“七福神”之一。

其实残疾人会有某种突出的能力也是有现实的道理的,荀子在《劝学篇》中说:“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日本也有谚语说:“聪明者穷困。”这都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体魄强大,耳聪目明的人,并不一定会比从表面上看在这两方面都是弱者的人们更有成就,因为健康而聪明的人选择的余地非常宽广,他们往往会朝三暮四,不断更换自己的工作与选择。而残疾人的选择范围一般来说会比一般人窄,但是这也会促使他们一以贯之,持之以恒,对一项事业和一种工作精益求精,以达到荀子所说的“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的至高境界。因此,一个社会对残疾人就职、就劳的积极推进,不仅仅是一种福利的付出,更是一种人才的培养,潜能的开发与财富的积累。

【关照残疾人风气的渗透及残疾人性的问题的提起】

在日本,关照与尊敬残疾人的风气已渗透在整个社会之中,为了能够让残疾人像身心健康者一样便利地生活,政府、自治体、公共设施、企业、志愿者都争相作出自己的贡献,切实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建立各种设施并提供各种各样服务,促进整个社会对残疾人的关照与自立援助,政府直辖的面向残疾人的设施、企业与民间团体经营的残疾人扶住机构和志愿者组织三位一体,形成了无所不在的多层次的支援体系。

首相官邸的记者会见有演示手语的人站在首相或官房长官身边为聋哑人服务,残障者可向政府机构申请派家庭服务员帮助料理家务,所有人行道与公共设施都有为盲人修建的提示足底触觉信息的黄色槽线和提示入口及路口的凸起圆点,公共场所的所有说明牌和楼梯扶手上都有盲文说明,所有的电梯上都设有轮椅乘坐者能够触及到的按钮,路口处几乎都设供盲人使用的按钮式强制信号灯变化器,所有公用设施、机场、车站、百货店大多数都设有轮椅可以顺利进入的残疾人专用的宽阔卫生间,所有公用设施的滚梯都备有轮椅专用升降机,地铁里的楼梯处都用鸟鸣声为盲人提示楼梯的位置。

而在电车或地铁的月台上,你会看到这样的光景,一个或两个工作人员拿着一块折叠板站在月台内等候,过一会,电车或地铁到了,你会看见一台轮椅出现在某个车门口,这时工作人员会走过去,在轮椅前面的地面和车门之间铺好折叠板,以让乘轮椅的人顺利下车,原来早有人通知他们,将有一位坐轮椅的乘客在这里下车……

随着对残疾人的社会性关注的加深,残疾人的性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2004年,自由撰稿人河合香织出版了一本报告文学《性志愿者》,详细记载了残疾人性的渴求及社会对此的对应,她在书中提出了许多令人深省的问题。

曾有一个从事过性志愿者的主妇对河合香织说:“吃喝拉撒睡是可以说出口的,但是关于性却什么都不能说,有很多人对自己理所当然的权利从来也没有说过就死去了。有的残疾人觉得:自己只是活着就给别人增加了许多麻烦,平添了许多烦恼,如果再提出满足性的要求,就太奢侈了。对于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办呢?”(河合香织《性志愿者》,新潮社,2004年出版,57页)。

(河合香织《性志愿者》,新潮社,2004年)

而河合香织认为:

……

“护理吃喝拉撒睡和移动等叫‘ADL’(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翻译过来叫做‘日常生活活动’。与此相对,旅行、购物、化妆等享乐活动,被称为‘QOL’(Quality of Life),是指‘生活的质量’。我觉得,性也应该列入‘QOL’之中,但是现在在残疾人的护理现场,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

书中也记述了一些以献身精神做性志愿者的人的苦恼。书中介绍了一位在残疾人设施中工作的社会福祉士(取得国家资格的专业护理人员)佐藤英男,他帮助设施中的一位患脑性麻痹、无法自己自慰的残疾人自慰,还带他去性服务场所,他刻苦研究残疾人的性问题,收集有关的书籍达300多册,后来他终于开始为女残疾人做性志愿者,他的恋人在他的说明之下,也理解了他的工作。但是他仍遇到了许多难题:首先,他的恋人最后还是拒绝与他结婚,而他和女残疾人之间,难以像完成工作任务那样完成性的过程,也会产生感情的纠葛,还有人会怀疑:他的行动究竟是为了满足欲望还是献身于社会服务?也许他的动机是纯洁的,但是他的行动却使过多的二律背反产生:家庭伦理与性的拯救怎能并行?社会服务与感情纠葛如何厘清?生物性满足与心理治疗真的相辅相成?

在书中,作者传达了残疾人“有一次性经验就是死了也值得”的性的渴望,记载了进行性辅助的护理设施中职员的复杂心情,表现了帮助残疾人自慰的女子内心的纠葛和周围人冷眼,陈述了在残废人专用性服务俱乐部工作的女大学生的心历路程,而她提示的社会问题也十分尖锐、深刻而难以解答的:在关照残疾人的过程中,性究竟占一个什么样地位?它是必要的关照还是奢侈的欲望?是应有的权利还是过分的要求?是鼓舞残疾人活下去的动力还是把他们引向堕落?是振奋生命还是自暴自弃?社会对此是正面对应还是视而不见?献身于残疾人性辅助的人是无私正义还是自我满足?

这些问题也许至今无解,但在日本社会,为残疾人提供性辅助的个人和团体正在增加,有的人志愿者为残疾人提供性的爱抚与被爱抚,有的护理、志愿者团体帮助残疾人夫妇或恋人完成性生活,也出现了专门面向残疾人的性服务店……不管社会对他们还有多少异议与白眼,他们却认为:建立一个与残疾人共生、共存、共同参与的社会,就要让残疾人得到一个完整的关照,让他们在身体上与心理上向普通社会最大限度地回归。如果身体的残疾逼迫正常或接近正常的性欲退出人生的舞台,那将不仅是一种个人的残缺,更是一种社会的缺失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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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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