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知名文化学者,作品有《野史记》等,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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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刺客聂隐娘》的正确姿势

杨早 9月3日 09:51

当我在8月22日为《刺客聂隐娘》写下七千字影评时,并没想到它会引发那么大的撕裂,擦,又不是方韩大战,至于的吗?不过这是一个很容易撕起来的时代,也没什么太可诧异的。

我一直在关注这部电影的评论,而且旗帜鲜明地转发评论其中的某些。有人戏称我战斗在聂隐娘的第一线,也有人不知几个意思地问我:

“师兄是负责聂隐娘的宣传吗?”

我只回答了七个字:

“我是替窈七不平。”

是的,套用他们《大圣归来》的搞法,我就是《刺客聂隐娘》的自来水。

可是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状况?难道我希望《刺客聂隐娘》引发万人空巷票房爆棚吗?难道我希望侯孝贤能挠中大众的痒痒肉吗?难道我指望每个走进影院的人都能静静地看完那106分钟然后心满意足离开吗?不不不,如果真有那样的一天,我会感到很恐惧,因为那样的世界不诚实,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震于虚名,让《存在与虚无》销量十几万,实际上这本书卖得最好的时候,是二战时的巴黎,主妇们发现它刚好重一公斤,可以替代钢铁匮乏时期的秤砣。

侯孝贤导演从来没有过票房的胜利,即使在文化圈中,他也不是一位每部作品都讨人喜欢的电影作者。1995年,我刚刚参加工作,侯孝贤拍出了《好男好女》。电影的VCD在广州媒体圈流传过。某天有位初识的前辈问我:

“看了《好男好女》吗?”“看了。”

“喜欢吗?”“还行吧。”

他立刻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盯着我。憋了好一阵才说:“行什么行?大闷片!你见过同样问题同样回答拍五遍的吗?”他回了回气,决定再给我一次机会:“你还喜欢谁的电影?”

我很老实地答:“周星驰。”

他很明显地松了口气,觉得我还不是无可救药。

这位前辈姓胡,名文辉。至今仍是我尊敬的朋友与学者。

因此我从来没有希望人人都喜欢侯孝贤。《童年往事》是大多数人喜欢的,《悲情城市》盛名太大,而且原声大碟流传甚广,自《戏梦人生》之后,圈子里谈论他的时候,并不太多。

其实1995年那时的我,又何尝能看懂《好男好女》那样的“闷片”(何况是VCD的画质)?那时我只是欢迎各种未见的世界,通过影像在我的眼前纷呈叠现。所以既看周星驰,也看侯孝贤,为《红白蓝》与朋友争吵,也一起共赏《独立日》,一句话,就是杂食。很感谢那一段生冷不忌的岁月。

后来到了北大,成府路上的雕刻时光每周四会放一部店主的私藏录像带。有小津和阿巴斯库布里克,也有格鲁吉亚等国不知名的导演。有些片子闷得让人心慌,可是为了已交的十元咖啡钱,更多是一种不想率先走掉的羞涩(现在会被称为装X吧),总之十余人搀扶着看完了一部部闷片(有些连字幕都没有)。现在想来,也很感激那时的耐心与羞涩。

有老师在教我们形码输入法时,讲过道理:投入越多,收获越大。只要这投入,曾经可信的人验证——是啊,若没有前人的经验,我们又能在求智之路上走得多远?

所以十余年之后,再看侯孝贤,似乎已经懂得了得鱼忘筌,得意忘言的道理。我根本不在乎《刺客聂隐娘》的历史背景,也不在乎它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我看见我眼中的美,得到我感知的韵,就已足够。听侯导孜孜向媒体观众解释中唐藩镇史,反觉多余,想他也很无奈。

自觉这样的灵会神遇,解者自解,不解者说亦无用。之所以还“替窈七不平”,是看不得一位智者的努力与放弃,遭受如许的轻蔑。有如行古镇街上,有老者做他的手艺,晨出暮止,精益求精,虽然未必极喜此道,总会有一份敬畏之心。此时有浪荡游客,肆意讥诮,你出头驳斥两句,他们掏出门票:哪,我们花了钱滴,还不让说哦?

当然可以说,可以批评,但应该在被评者努力的方向与领域里新的论。比如侯孝贤既称想复原唐人生活,不管是争议片中的建筑是否还原魏博当年的形制,还是批评聂隐娘精精儿的武器不是唐朝式样,都是挺有意义的知识交流。至于观影时睡着,跟年龄情绪生活习惯有关,也谈不上丢脸,兹当租了两小时的钟点房呗。拿这个说事儿,有意思吗?

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不是剧本讲不顺讲不清这段故事,而是侯孝贤故意不按牌理出这局牌。其中缘由,我相信侯孝贤自己也未必能讲清——他总是摇摇头说:没有办法,然后把他认为不对、不好的地方全都咔嚓掉。如果承认朱天文所说,侯孝贤是诗的思维,用散文的标准去要求他,未免胶柱鼓瑟。

更有人高屋建瓴,拿出一些陈词滥调,诸如“电影是大众艺术”、“电影是拍给大家看的”,这些话都经不起推敲,谁规定电影不能拍给小众甚至小小众看?又有人心忧天下,说“电影是为投资人负责的艺术”,这个,票房不好,自有投资人去着急,你们有什么必要替资本代言?符合新广告法吗?

真心话,我半点没觉得“看不懂就low”,让观众入影院前先读剧本,更是笑话。但是,我觉得看不懂就轻蔑不屑就跳脚骂,那是十分的low。他们的逻辑推衍,正应了王小波所说的“童稚状态”:我看不懂,好多人都看不懂,我们是普罗大众,而电影是为大众的艺术,所以导演你任性,你傲慢,你为什么、凭什么让我们看不懂?

所谓电影要为观众考虑,不要背对或拒绝观众的信条,只能通过结果来控制——看懂的人少,自然影响收益,影响下一部投资。这不能成为一种硬性的要求或规范,你得允许就是有人明其道不计其功,就是不肯背叛内心屈就观众——这事曾经不被允许,夏衍在1958年为电影学院讲课时说:

“电影的特点是大众化。一个电影编剧必须要有群众观点,时时刻刻都要记住群众。有些主观主义者认为自己懂就行了,不管别人,不管观众,这是十足的主观主义,我们拍出来的片子要中国看得懂,劳动人民看得懂。

……电影的特点一是群众性,一是综合性,所以它和其他艺术不同,武器越锐利,使用起来就越要当心,它可以打击敌人,也可以伤害自己,这就要求从事电影艺术工作的人要有正确的世界观,要有对人民群众的强烈的责任感。每一个从事电影艺术工作的人,都要把群众性牢牢地记住,永远不要忘记电影的群众性,以及电影对群众所起的思想上、感情上的影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

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统一的认知,解决了所谓“提高与普及”的矛盾关系。在此之前,左翼盟主鲁迅有言行不一的表现,他说“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与文艺》),这是在为文艺的独立性争地位,但我们今天看到“一切文艺固是宣传”,仍然免不了吃上一惊。乃弟周作人讲中国文学自然分“载道”、“言志”两派,如果照上述鲁迅说法,则只剩下“载道”一种了。

然而鲁迅自己的作品,又何尝“固是宣传”?他自说其作品并不适合中学生,但一代又一代中学生都在一边诅咒一边学习鲁迅小说与杂文的“宣传版”。从中学到大学,无数老师把讲鲁迅视为畏途,因为要把这些晦涩隽永的文本讲成一部明白晓畅的斗争教材,也着实并非易事。

可以想象,如果侯孝贤生于夏衍讲电影的同时同地,他这些作品根本不可能问世,或者会引改一场“批判《刺客聂隐娘》运动”亦未可知。而时至今日,政治上的桎梏有所松动,而资本的力量又插上了一脚。一切文艺,都在这双重力量的辖制下蹒跚前行。偶尔出现的异类,往往被体制与资本联手打杀。

有评论说不要把《刺客聂隐娘》和《小时代》对立起来谈。为什么呢?批评《刺客聂隐娘》与吹捧《小时代》不是同样的逻辑吗?人多就是正义,小众就是原罪,“群众性”和“市场”在背地里有着奇妙的媾和,只是现在不叫“宣传”而叫“传播”了。

恰恰在这个传播至上的时代,侯孝贤做出了一个反熵的举动:他将本来清晰可辨的剧本与素材,剪得跳跃变幻,费人思量。不见得要理解这一举动,但确实需要一点宽容与敬意。如果愿意,可以去思索他这样做的原因。如果不愿意,不妨走散,不必有挫败感而发为詈辞。

所谓类型化,所谓好莱坞标准,确乎已经成了一种通行的法则。或许它确实是市场检验留下的行之有效的真理,针对大多数人可见可量的欲望,刺激他们的眼目,愉悦他们的神经,释放他们的焦虑。然而成了法则,就会变成某些人手中的大棒,恐吓、打击离经叛道之作,旁逸斜出之举。

可是,走进影院,看一部类型片,享受每一个情节都能预知的故事,好人定有好报,儿童永无生命危险,最后来一场团圆。这难道不是一种被设置的精神生活?这时候有一只猪,愿意投身于不类型不被设置的品种,不管有没有青鸾同类,不计功利后果地完成它的作品。就算那不是你的菜,你宁愿被设置,你也不用非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地咬上几口吧?

说到此处,《刺客聂隐娘》确实完成了一个对自身的隐喻。执拗的窈七,不肯服从大局——大局就是洺州刺史元氏有一万多人来奔。你一个人的幸福,VS一万多人的势力,是何等渺小?但你偏要发难,偏要抗议,偏要成为一个搅局者。于是,“险些儿送了性命”,就算爱你的人,同情你的人,也只好让一个道姑带你离开。什么时候回来?谁也不知道。于是整个魏博世界清静了,男婚女嫁,合纵连横,各得其所。少了这条鲶鱼,从此天下太平。有情如阿母,年年会为你缝衣,与身边人嗟叹半晌,就算是一种为了忘却的记念。

(原标题:《我是<刺客聂隐娘>的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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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身中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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