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主笔,资深评论员。他报道了“地沟油” 的“ 政治正确” 、富士康与“全国平均自杀率”、中国特色的爱情市场、让劳动者的痛苦有地方申告等文章,引起广泛关注。
《大家》官方微信

《大家》官方微信

微信扫描二维码,每天获取精彩资讯

王蒙如何当部长

何三畏 3月11日 12:20

查网络词典,“贯彻”一词解释得与时俱进,体现了汉语在新时期的生命力:“完全地、饱满地将某理论、某计划付诸于实实在在的有效行动”;“亦作透彻,贯通理解,谓彻底地实现或体现某种意图、精神等”。读起来是饱满的现代公文写作的语感。它也是报纸广播的高频词。例句:“坚决贯彻”,“贯彻执行”,“坚决贯彻执行”。其后缀,则是上级组织的文件,决定,决议,或上级官员的指示,讲话,精神。部长,按原义,是事务官,部长的工作就是“贯彻”,对内阁长官负责。当然,这是一般意义上的部长,中国的部长自不一般,中国的部长也不像一般的部长那么好当。

王蒙,我现在要说王蒙,他做过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部长。王蒙是个异数,他怎么当上部长的,部长是怎么当的,怎么不当的,都不一般。同时,中国的文化部长跟别的部长也不一样,更不好当,虽不像宣传部长那样居于意识形态中心,但也是意识形态官员,在意识形态上的敏感度,常常比教育部长还高。所以,中国的文化部长和宣传部长与教育部长一样,不是一个事务官,必须懂政治,换言之,不是简单的贯彻。王蒙可能是中国历来的文化部长中最会说话,最会写文章,最会写小说的作家,也可能是作家中最懂政治的。他是人杰,人精,在一个不一般的年代,做了一个不一般的文化部长。

(王蒙,当代作家,中国作协名誉主席,曾任文化部部长。)

多年以后,王蒙在他的《八十自述》里说,当中央要他当文化部长的时候,他找了不只一路关系去说项,说他“当不了”,说他要多创作。这看起来是真心辞官,这就很不一般,在中国,没有听说还有人曾经这样推辞过这样的权位。但是,没办法,中央看上了他。党已经完成了对他的考查和考验,党知道他懂政治,懂配合,顾大局,靠得住。他对党表达的感情和态度,有目共睹,党不会不知道。他多次提到在想起党的时候,在唱起党歌的时候,流下了感激和感动的泪水。

所以,王蒙推辞无效。习仲勋作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代表组织找他谈话,说你要是不接受,还有“更大的领导”来找你(王蒙多次谈这个情节,每次谈的多少不一,其中一次对记者说,更大的领导指总书记)。这句话表明,王蒙获得的不是局部,而是党的最高组织和最高领导的信任。习仲勋还说,你不是还要创作吗,你不管太多,你多用副手嘛。这表明,那时的党选择文化部长,在党性以外,还看重个人能力和社会声望。作为一个党员,再推脱,就不符合党性了。当时王蒙重登文坛,是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作家,经过长期政治运动的历练,也是一个非常懂得分寸,不说过头话,会“团结同志”的干部。

好,就这么敲定了。但是,王蒙后来说,他提了这样的要求:只当三年,到时候党要找别人来接手。接受部长任命的恩宠时,还跟党提这样的条件,如果这是真的,那够洒脱。或者说这也是王蒙的聪明,毕竟一步登上部长席,万一有个差失,有言在先,可进可退。党居然平等地跟部长讲条件,也够洒脱。这也可能,这是那几年的政风。那是1986年啊。如果王蒙不是神仙,一定有神助。三年后,在那个党很需要他的时候,“约定”的期限到了,他生病去了。以一个部长的待遇,疗养到当年9月,李鹏总理宣布,根据王蒙自己的意愿,接受王蒙的辞职,他不当文化部长了。

在王蒙的自述中,有这样一件事,说在上述时段,有一天,他开车送时在北京某大学上学的女儿回学校,他等在外面,直到几个小时后,女儿出来告诉他,同学们答应了不出校!他才离开。这是不是当时给部长临时加的功课,是不是党一贯要求的“管好自己的人”的工作的一部分,王蒙没说,但理解为王蒙个人对时事的“心领神会”是不会错的。然后,从时间上推断,这之后,王蒙就生病去了。同样从王蒙本人的字里行间,我严重地以为,生病二字应该加引号。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像王蒙这样入阁,这样下台的部长不可能多。不恋官,不恋权,中国人经常写文章这样夸奖人,也就是说,其实很难见到这样的人。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部长的位置何等风光。王蒙说过,当部长就是和当著名作家不一样呀,立即享受待遇,出行那接待,立即上档次。但话说回来,这样潇洒来去,才像现代制度下的部长。一个部长,做你的事,做完就走,别的也没你的事。美国的部长不就是这么当的么(那时,和美国比很正常,邓小平就说过“美国搞不出文化大革命”这样今天看来比较右的话)。

王蒙的故事说明,一个人,除了会做官,一会还要会做人。但有的人,一辈子就钻研了一门学会,就是做官的学问。好在这门中国似的学问博大精深,爱因斯坦的智力钻进去也钻不出来!然而,说穿了,这学问也有方便法门,那便是紧跟上级,死忠上级。这样做官的下场,难免一窝官员死在一起,没有进退余地,即便最后没有死掉,离开官场,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别的人生价值,而王蒙,离开官场后还是一个作家,打破了他的前辈们进了北京做了官员后再做不回作家的通例。

王蒙多次回味他如何做官。也是因为王蒙的聪明和狡猾,他的语言总是飘忽的,模糊的,让我们很难听得明白。我宁愿意相信他还有很多没说,没说的那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他谈的一些小事,从他游移不定,模模糊糊的语言中来看他做官的秘密和玄机。简而言之,除了做官通常的功课,即“贯彻”上意以外,王蒙还有他自己的“执行”方式,或者说灵活地坚持了一种官场伦理。

有一年,黄苗子在香港刊物上说王蒙当文化部长,大意是没有什么政绩,就是对人还不错。这在今天看来,是多大的表扬呀。官已做完,说你对人不错,就都不错了呀。我觉得,王蒙听到,内心也应是窃喜的,因为他多次引用过“一位新四军出身的老干部”对他说的话,“文化部长不糟蹋文化就好了”(老干部可以有多么明白的老法,可是,他们就不公开说),他为什么还要去争在文化上的功劳呢。但王蒙还是不服的,他说他真有功劳。

1986年,反精神污染的斗争已经结出硕果,社会上好多正在萌动的事情,恰恰就在精神污染的禁忌范围。男女捉对,握手搂腰,提腿扭臀,从延安的窑洞到北京的中南海,都不跟革命对立。可是,从文革开始,老百姓被告知,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王蒙当部长的时候,是不是开放营业性舞厅的问题,可是提到党的最高机构讨论的大问题。当时有很大的官员认为这不能搞,它会带来社会治安问题,影响稳定,因为一些地痞流氓会集中到那里去肇事。

(八十年代公共场所自发出现的迪斯科舞会,一度被视为“精神污染”。)

以王蒙的观念,当然觉得是只能开放,无需讨论。他用他的方式说服了领导。他说,这样就对了,原来社会上有些流氓无赖,不知会出没在什么处所,使执法部门难于防范,如果他们有进入舞厅捣乱的习惯,那不正好乘机守候,发现不法行为便依法给予痛击吗?在王蒙的《八十自述》里,他得意地说,他的雄辩说服了领导。这就是中国八十年代,营业性舞厅突然遍地开花的内幕。

我没有小看这一历史细节。这跟邓小平说“傻子瓜子”多雇佣几个工人还是社会主义一个逻辑。在当时,这都需要开放的心胸和对未来的洞见。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右派观念。但王蒙跟邓小平不同的是,他不是总设计师,他只能巧舌如簧,同时,这是有风险的。要知道,在他上任的前几个月,党的大报上骇然刊登着宣传文化部门、工商管理部门与执法部门联合公布的告示:严禁举办营业性歌舞厅。

王蒙的开放精神影响到当时的文化,使时装、模特表演、选美、邓丽君这些“新生事物”,迅速在大陆“合法化”。选美一事,敏感度高一些,多了一分曲折。他说,当时有一些高级领导人、著名的“大姐”们作出批示,选美是旧社会拿妇女当作玩物的一种活动,表现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绝对不可以在我们神圣国土上举行。王蒙是如何“贯彻执行”的?他说,他看了这些批示,就“通知深圳的文化部门注意掌握”。说得轻巧,“注意掌握”是好掌握的,这多少需要一点胆和识。

我想,如果像何三畏这种人钻进了部长行列,他会首先掂量,反对和赞成这些“新生事物”的领导,哪一方官大,官大那一方的想法,我就贯彻执行,我的权限是加码执行,如果大官说城墙高点好,我就把官帽也加高一尺。当邓小平说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我就说,我们要严格管理外文原版教材,因为它可能传播西方价值观。学生要写论文怎么办?可以不引用原著。当然,我知道邓小平复出就开放了向西方派留学生,但我建议,为了让他们不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我主持审定一批教材让他们带出去学,更多的官员就是这么管的。难怪那位新四军的老领导说,文化部长无过便是功。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

本文系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关注《大家》微信ipress,每日阅读精选文章。

(责任编辑:贾葭)

阅读(0) 评论 39

精华评论

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