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资深评论员,政治学博士,昼伏夜出,读书写作。脾气正变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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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的孩子是同性恋

马立明 2014年11月16日 09:56

就在苹果CEO库克宣布出柜的第二天,大学同学Z邀我吃饭,并向我公开了同志身份。我自然十分吃惊,但更多的是懊恼。回想与他十多年相处,以为很了解对方,但竟未发现他一直处于阴云之中。在国内,公开出柜十分艰难,因为不确定会遭遇怎样的眼光。也可能为此而丧亲失友、丢掉工作学业、被迫背井离乡,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因此,十多年来,Z一直将秘密紧锁,不知经历了怎样的惶恐。这些年,他一直不谈恋爱,我们以为他专心事业,或是要求太高。其实不然。他越来越清晰地了解内心。

Z最后还是选择了移民。他即将要飞往南太平洋一个岛国了。这次会谈,除了是向我坦白外,还是来告别的。虽然他万分不愿意离开家乡,但他执着地寻找一个更能包容的地方。

我非常痛恨自己。在这十几年的相处间,我或许也扮演了可恶的角色。大大咧咧,粗枝大叶,没看出Z的痛苦,更不要说给他足够的理解。如果他有一个足以袒露心迹的朋友,可能不至于毅然离去。说到底,我们的社会还有诸多不完美。对同性恋者而言,缺乏色彩,包容不足,存在着偏见,甚至敌视。

Z抬头看天,“最放不下的,还是父母”。

(一)

同性恋的父母,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群。他们基本是异性恋者,但同性恋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他们的家庭里。

某一天,他们在操心子女的婚事时,子女突然告诉他:“我喜欢同性。”这时候“天都塌了”。他们忘不了子女“出柜”的那一天。马上“理解”“认可”的人少之又少,更多的是质疑、愤怒、哭泣。在他们的讲述中,“丢人”“彻夜未眠”“晴天霹雳”“心如刀绞”,这些词反复出现。

这不难理解。从社会看,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男婚女嫁思维已成定势,人情礼数已成学问。这让同性恋长期与“性变态”“流氓”“不要脸”等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母亲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孩子是不是学坏了”“变成流氓了”“是不是教育出了问题”“读书太多把脑子读坏了”“看了不该看的电影”等等。

所以,父母往往成为同志最直接的迫害者。在很多同性恋子女眼中,父母“可怜又可恨”。

Z的母亲,一开始接受不了真相。她想方设法把Z的性取向“扭过来”。一方面,Z妈妈还四处带孩子进行“治疗”;另一方面,说服、威逼,甚至驱赶其男友。在哭闹中,整个家庭陷入了僵局。Z透露,他还知道更绝的案例,比如殴打、以死相逼、斩断经济来源等。越是年轻的同志,遭到的伤害就越大。

父母的举动无疑是出于爱。但以爱为名,如果缺乏理解,会带来更可怕的伤害。就像强迫孩子参加补习班的家长、强迫孩子报考不喜欢专业的家长、强迫孩子学乐器的家长……简单粗暴的家长之爱,往往是孩子最痛苦的回忆。豆瓣小组“父母皆祸害”,就以多个“控制与反控制”的例证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个道理,同志们恐怕感悟得尤其深。我突然意识到,这一代人,都是“红旗下的父母”——出生在1950、1960年代,在红旗下成长,接受国家主义话语,思想正派,性格坚韧,婚恋观保守,同时缺乏弹性与柔性,难以被说服。子女的同志身份,无疑触动了他们最不能接受的一条神经。

不少子女,在父母的铁腕下妥协,走进了异性恋婚姻。最近,一位专栏作家写了一篇文章《恋爱不及时,相亲遇同志》,大龄女青年看了大惊失色。确实如此,很多同性恋者迫于长辈的压力,随便挑了一个相亲对象,与之成亲。常见的桥段是,一个大龄女青年突然嫁给“男神”,以为捡到宝了,后来发现对方是个Gay,婚姻就像一场噩梦。对同志来说,这同样很痛苦。我问Z,同志与异性结婚,婚后生活怎么样?Z反问,“你跟一个男人上床时,你什么感觉?”我哑然。

有一天,Z对妈妈说:“我妥协可以,但我不想害了无辜的妻子。”

他妈妈听后,关上门,再也没说过这个话题。

(二)

有必要再次强调,同性恋不是病。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一个研究小组发现,位于 X 染色体上的等位基因Xq28(所谓“Gay”基因)能够预测男性的性取向。因此,有学者初步认定,“男同性恋性状的出现是受到了基因的直接影响”。更有说服力的是贝利与皮拉德的“双胞胎研究”,他们发现,卵双胞胎中如一人是同性恋,另一人是同性恋的几率是52%;而在异卵双胞胎中,这个几率是22%;而普通兄弟(不同年份出生)的几率则更低,只有9.2%。这个案例进一步说明基因与遗传在性取向中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人类临床医学的进步及对同性恋问题研究的深入,渐渐发现同性恋者不是“异常人”,他们是正常的,就如人群中会有一定比例的左撇子一样。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把同性恋从公认的精神病名单中去掉。1998年,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精神病学会公开声明,反对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的治疗。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

“同性恋不是选择的结果,父母不能转变孩子的想法。”中国社会学家李银河说。

2013年6月,一个新闻让全世界同志们感到释然——美国最大的反同性恋团体“出埃及记”(Exodus Global Alliance)正式宣布解散。这个宗教团体多年来一直宣传“信仰拯救同性恋者”,其主席阿兰·钱伯斯(Alan Chambers),自称是“曲变直”的案例,娶了妻子,并四处讲学,宣扬“同性恋可以治愈”。它之所以解散,是因为阿兰·钱伯斯“终于演不下去了”。他坦白自己依然喜欢男人,并称“什么同性恋治疗都是胡言乱语,99.9%的同性恋者忍受了治疗项目,但是无助于转变性取向”。于是,一座罪恶的城堡倒塌了。

捷报接踵而来。几天后,美国最高法院终于撤销了联邦同性婚姻禁令DOMA。它意味着美国从此获得了同志婚姻合法化的理论依据。从那时起,联邦政府不可以再拒绝承认同性婚姻。跨国同性伴侣终可为彼此申请美国绿卡。那一天,白宫门前的草坪上,满是庆祝的人群,人们撑起一面巨大的彩虹旗——“世界本就不只有一种颜色的,它是五彩缤纷的”这是“他者运动”的一个著名口号,“彩虹”也是同志们自我标榜的图腾。

近20年来,同性恋合法化运动取得巨大进展,成为“他者运动”中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很多同志扬眉吐气,终于摆脱了无光的暗夜,战胜了捆绑在身上的道德枷锁。更多与同性恋相关的文学、影视作品的出现,他们也尝试着发声。这事件说明,世界正在发生一些可喜的变化。

(资料图:2014年9月27日,巴拉圭亚松森,一对恋人携手参加同性恋游行。CFP供图)

(三)

2014年11月8日,在香港举行的LGBT(男、女同性恋者以及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大游行,近万人参加。人数比去年多了一倍。媒体发布了照片,这些主流叙事之外的“他者”,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骄傲地展示着。

但有两点,媒体没有透露:

第一,游行队伍中,大陆人占了相当比例,很多同志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赶到香港,参加了这场盛会。这说明了香港同性恋大游行不仅是香港的事,也成为大陆同志的一次展示。Z也借助这个机会,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进行了一次自我释放。

第二,游行的不全是同性恋者,不少异性恋者也加入了进来。他们大多是同性恋者的亲友,其中不乏年过半百的老人。他们从最初的“迫害者”,变成了“支援者”;从此前的感觉丢脸、感到害臊,变成与子女一起“抗争”。这是游行中最感人的一刻,意味着理解与包容萌芽的出现。

参与了游行的D妈妈,在博客上写下这么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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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我眼里,仍然和过去一样健康正常,一样优秀聪明。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和沟通,我终于清楚地知道:孩子没有错,我也没有错,和我们一样,是大自然造就的,不需要改变,也不需要都和异性恋一样结婚生孩子等等,只需要按照自己的心愿,和自己喜欢的人生活享受情感就好。我有些坦然,心情完全不一样了,也不再胡思乱想。我告诉儿子:我支持你!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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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的父母,成为第一批站在同志身边的异性恋者。在大游行中,还有很多同性恋者的亲友,对话题关注的人士,加入声援的行列。还有女权主义者、少数族裔、残障人士等,成为了LGBT的同盟军一位“同爸”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解放全人类的口号谁都会喊,但具体地尊重一个人,帮助一个人却很难做到。”

事实上,同性恋问题的本质是人权问题,关乎社会对个体的宽容和尊重。这问题不仅关乎国家法律制度,而且与传统文化、社会包容度等因素有关。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你是否足够尊重个体的选择?面对同性恋子女,你是选择理解还是施以棍棒?你是否给孩子足够的空间?是否有足够的公共机构,帮助困惑的群体……之前,他们都选择了“隐形”,直到今天,我们慢慢看到他们的面目。一位从事志愿服务的北京工程师(异性恋)说,“原来他们不是小众,而是大众”。一些主流话语外的“他者”,终于让我们看到。这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但这还不够,目前,站在彩虹下的父母还不多。更多的父母依然在打压。现实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宽容度也不够,存在太多“玻璃门”。普罗大众依然“谈同色变”。丑化、矮化同性恋者的文艺作品并不少见。一位自诩开明的媒体同事说,“他们偷偷搞同性恋我不反对,为何要上街游行呢?”显然,在她“不反对”的背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偏见——觉得这是丑恶的、只能偷偷进行。而同性恋者之所以上街,就是要证明:爱一个人不是丑恶的事,这是个体的权利……

更糟糕的是,国内依然存在着一些医疗机构,声称可以治疗同性恋。一度有人宣传“厌恶疗法”能治好同性恋,就是通过用针扎、涂氨水,加重对同性的厌恶感。这更多是一种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既然同性恋不是病,就没有治好一说。这些机构要么是知识陈旧,要么就是利用父母的抵触心理,纯粹骗钱牟利。

Z就说过,“不得不离开中国,因为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压力”。确实,目前而言,国人依然未能正视这个话题,更不要说为他们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美国同性恋平权运动从石墙事件算起,至今也有40多年,也是从敌对、仇视逐步变得宽容,让同性恋者“骄傲”地走上前台。同样的故事,在每个国家上演着。这场运动,是个体发动的一次伟大抗争,是寻求理解、寻求尊重的抗争,是共建美好未来的抗争。它不仅属于同性恋者,也属于异性恋者——一个有厚度、丰富和坚实的社会,才是我们热爱的社会,它不应只有一种颜色。

目送Z的离去,我希望,10年后他会回来。届时,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将等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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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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