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像唐诗一样生活》《给你爱的人以自由》《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从成史的偏旁进入成都》等十几种书。现供职于某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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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埋藏在垃圾堆里

冉云飞 2月22日 14:07

有次一个朋友来家中看我,看我正在翻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册中的一册,颇不解。在他的心目中,我的家中应该充斥着港台版本书,并且我应只读那些经典著作才对。

我当然也会让他看些外间不易看到的港台书,但更多的是大陆寻常书籍,有的甚至是书品都不好的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旧书。这些书都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收来,从收藏上讲,没有什么增值空间,从研究上讲,也不具备史料上的排他性和秘辛性质。所以廖亦武在《中国底层访谈录》一书里有一个关于我的访谈,其前言讥诮我是“见带字的都收”。

(资料图:旧书市场一角。图片来自网络)

但问题在于,如果你有足够的鉴别力,你读这些看上去垃圾的东西一多,就会有一种贯通感。因为他们虽然互相矛盾、不少错漏、回忆不确,甚至有一些刻意的讳饰之辞,但若是你对历史有个整体的把握,对那些揭示真相的书也读了不少,并且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所了解,其实这些互相矛盾的小细节,反而有利于你进一步去发掘其间的问题。看了很多矛盾的说法后,人就容易被这些一时半会儿不能自解的矛盾所吸引,在挖掘其间关系、寻找线索的时候,有一种像福尔摩斯探秘破案的快感。这就像做物痕鉴定一样,要穿过伪造的现场,要区别是作案者的东西还是他人混杂其间的物品,要发现哪些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细节,使得案情真相大白,这当然得有点比较过硬的专业训练。

最近整理书籍,发现以前收的一小册114页署名胡坚所著的《足迹》,红色封面,除了书名和作者外,别无它饰。书中错别字非常多,几乎无页无之,比如把邓小平写成了“邓小乎”,这说明作者及其子女对这书虽可能认真对待,但能力有限。

书是作者内部自印赠送亲朋好友的,其数量不多是可以想见的。这书他完成并自印于2006年八十岁时,也许有拿来庆生之意也未可知。我所藏的是胡坚2007年3月20日署名带印题赠“志田同志指正”而流落地摊,被我买回来的。

作者出生于江油,于1949年之前于川北大学读书时参加地下党,1949年后除短时间在江油、广汉、成都工作外,其在西昌经委、计委、交通局工作三十年至退休。这本回忆录不用说,更多的是歌颂政府,为自己遭受的委屈与所做之事申辩、表功的。但在“建了一个电灯不亮的电厂”、“大办钢铁用木炭烧石头”、“买空粮仓,指山买柴,指河买鱼”、“管死西昌蔬菜市场”、“在西钢公社征收农民的过头粮”、“谎称麻栗公社粮食亩产三千斤”等小节里,还是有一些认错的实话。

他在前言中说:“所记录的点点滴滴事情是真实的,没有夸大瞎骗,最多只是数字上或者时间上略有出入,这个我就无法核对”。以我对全书的总体观感来看,除到处充斥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外,有不少事实是接近于这个自评的。书中所载一些人为何被批斗、被杀或者自杀,这些都应该列入1949年后非正常死难者名录里,可惜没有人做这种琐细的工作。事实上民间回忆录里,不乏这样的史料,但这些回忆录印量不多,应该有公益民间组织专门搜集这样的史料,做出最基础的整理,以便研究者能够加以利用。“文化大革命中跑三次‘武斗’逃命”一节,对于文革武斗时逃难的记载(我曾在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一书里读到过陈懋智的《重庆武斗日记》,其间多是围困而非逃难),也是我此前读文革回忆录中未曾看到过的。

但有两个小记载,更给我了探寻历史及其间来龙去脉的兴趣:一是胡坚因在1949年前参加“应变会”而在文革时受到调查整肃的事,二是他提到四川省委省政府在没有任何缓冲换补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废除四川粮票的事。此前我读其他人的回忆录时,或许因没有相关的知识储备,没有注意“应变会”的史料。我在前几年得知共产党在1949年后有一条使用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后——“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始注意地下党在1949年后被整的相关史料。这说明要融会贯通,得有多方面的知识储备,你才会对一些我们视为“垃圾”的寻常史料有研究的兴趣,否则你就是看见了,也不会有什么心得。

胡坚介绍入地下党的人中,1949年后有陈世模被枪毙,有赵永靖和方良贤在文革被折磨致死,文革时自然有人说他发展的地下党都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他本人对自己作为地下党在文革时被调查整肃,深致不满,并说1949年前国民党说他是赤化分子要抓他,后来共产党内有人说他是国民党特务,以致胡坚说“这倒使我两头不是人”。包括胡坚在内的他的朋友们于文革被整时,其中有一条就是在1949年前“天快亮时”参加了“应变会”。

“应变会”是个什么组织呢?我在网络上查,毫无所得。用“地下党与应变会”一搜,出来零星的两、三条材料,夹杂在其间,没有对“应变会”的解释。综合各条材料,“应变会”就是指工厂、学校、银行等各机关团体,对共产党即将接管天下,民心未安,即召开“应变会”以策将来。而地下党参与应变会,是想让那些害怕共产党来后可能被清算的各色人等安心。

简单地说,地下党参加应变会,就是安抚人心以及使财物不受损失,好让共产党得天下后便于接管所攻占下的城市。《“潜伏”:黎明前镇江城里的地下党》一文里说在共产党打到南京来之前,“江苏医学院地下党支部率先团结部分同学成立‘留校同学应变委员会’,反对当局企图迁走学校。”作家程乃姗在《中行地下党给予我祖父的帮助》一文里说:“1949年2月18日,中行地下党一手筹组的公开组织‘中国银行员工应变互助会’成立,……令职工安心坚守岗位,保护行产,并组织职工值班,防国民党残兵滋生事端。”()所举二例都证明我如上的总结,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对于文革中工宣队、军宣队要胡坚交代“应变会”是什么黑组织时,他写道:“我参加‘应变会’是因学校与学生自治会在解放军渡过长江天堑占领南京后,对国统区震动很大,社会上有钱有势的人就惶惶不安,打算着怎样‘应变’,各单位都开‘应变会’,此风也影响到我们学校,部分老师、学生,教书的,读书的都不安心,有的想离开学校。这样学校和学生自治会就联合召开了‘应变会’。我们见到学校开会通知后,支部商量一下觉得应该去出席会议,好在会上揭露敌人谣言,主张大家安心教书和学习,若形势有什么变化,号召大家团结互助,保护好学校。”(《足迹》P92—93)“对国统区震动很大”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害怕与恐惧。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大多是自饰之词。人民往往没有选择,更多是害怕与恐怕,被裹挟进洪流中,毫无选择余地与能力,只有接受既成之事实而已。如是有人来做个“应变会”的详细研究,那么“历史的选择”多少会变成没有说服力的自夸之辞。

关于“三年大饥荒”(其实对于四川来说应该是从1958年至1962年前半年都还在闹饥荒饿死人)四川粮票不经民众有个从容兑换之时差和机会,突然被四川省委省政府作废之事,我以前有所听闻,但没有在出版物里看到过。全景式描写大饥荒如杨继绳的《墓碑》、冯客的《毛的大饥荒》等书,固然没有提到过这一点,就是东夫单写四川温江地区《麦苗青 菜花黄》也没细致着笔过。我在网络上一搜,只有少数几篇文章提到四川粮票突然作废的事。但就是这少数几篇里也是歧说多出,有说是1960年8月23日突然作废(原因是发现有人制假粮票),此说我至今没查到原始出处(详情)。2013年5期《龙门阵》杂志刊载了一篇陈芳德的《旅途遭遇粮票作废》,但他把作废时间错成了1961年,且没有日期。李国元《难忘的饥饿年代——一位“右派”的经历》里四川粮票作废时间是1960年8月31日晚9时。最为准确的是丁抒《1960年前后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这篇文章共分十九个部分,他用几十本四川各地县志史料合起来对死因、死亡人数、死亡区域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探讨,是写四川大饥荒最好的单篇文章。在该文第十一部分“全国最低的口粮票准”里,说到四川粮票突然作废的事。其资料虽然准确,引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四川》(上),不过这不是关于四川粮票作废的原始出处。

关于三年大饥荒四川调粮的事,现在已经有些零散的研究,但不少的文章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史料来源单一。对于这一点,我将在以后反驳那些为李井泉调粮出川政策辩护的文章中,用丰富的史料专门来谈,这里只谈四川粮票作废的事。

四川粮票作废的事,其原始出处来自四川粮食厅:“(1960年)9月1日,省粮食厅在《四川日报》发布《发行新粮票、废除旧粮票》的通告,宣布从发布通告之日起,全省启用新的四川省粮票和料票,旧的省粮票、料票和专用粮票同时作废。据统计,这次共作废省粮票4800万公斤,否定了原定‘节约归己’的政策。”(《四川省志.粮食志》编辑室编《四川粮食工作大事记》P95,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除丁抒用专业书籍将四川粮票突然作废时间所说无误外,李国远的《难忘的饥饿年代——一位“右派”的经历》记述1960年8月31日晚9时作废,非常戏剧化也展示了当时的制度下,指令传达所出现的时间差,被那些与此相关的部门如粮站等,利用所掌握的信息,拿来作为寻租和管卡压民众的机会。

如果前面1960年8月23日四川粮票作废的时间,不是误记,而是高层核心人物及主管部门做出废除粮票的决定之日的话,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应是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最终做出废除粮票决定的时间,只不过要放在下月第一天来公开公布而已。这样一来,从常理上看,越接近核心且与此事相关的领导,他们自己及亲戚就可以把废除粮票的损失减少到最低。当然这要看更多的档案才能做出判定,因为《四川粮食工作大事记》里并没有这样的记录。

这本专业性比较强的粮食工作大事记,虽然相比更详尽的粮食志来说,是简单了点。但他们遵循极强的意识形态策略,1949年前出现粮荒时,凡能查到的饿死人之记录,他们都尽量记载下来。文革时发生的抢粮、盗粮、贪污的事,也略有记载,唯独三年大饥荒时没有一字提到饿死人的事,掩盖事实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所以你看他们在评价突然废除粮票一事时只是哀而不怨、温柔敦厚地用了一句“否定了原定‘节约归己’的政策”,远不如胡坚在《足迹》里批评来得直接而清晰。四川省委省政府突然废除粮票,使得四川的大饥荒雪上加霜,这也是四川饿死1250万人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说饿死1250万人一说,其资料来源见原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载《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李井泉作为彼时新晋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其对饿死四川千多万人,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单是从在大饥荒中突然废除粮票这一点来看,他就是个创造性地利用制度之恶,把人性之恶发挥到无出其右的封疆大吏,因为我至今没有看到其它省份有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异常之举。

对于突然废除粮票一事,胡坚在《足迹》里记述道:“一九六一年,大概是五月份省里突然通知全省在一天之内四川省粮票作废,也不换补,是很霸道的作法。在执行前是实行了高度保密,临第二天宣布作废时,我才在下班时间召集驻西昌城区单位、招待所、粮食部门、餐馆宣布省粮票作废,只能使用全国粮票。若是驻招待所的出差人员允许供应少量饭吃。省里这一作法,是整了群众,四川省政府又从中多赚了群众的口粮。”(P66)胡坚所记时间无论年月都是错的——不过他说“临第二天宣布作废”的话,反而可能证实李国元所提供的8月31日有些人于傍晚下班时或者吃饭后才突然知道粮票要作废,粮店已关门,购米亦无机会,而明天川报就要公开公布粮票作废了——但这说明突然宣布四川粮票作废,是四川省委省政府强硬和保密的行为,根本不给民众一个缓冲用旧票兑换新票的机会。旅途出差的人员,因为情况较特殊,所以还稍有通融,陈芳德的《旅途遭遇粮票作废》一文也证明了这一点。

不少官方出的和私人写的书,视其为垃圾是不过分的。有的书整体上讲无足观,但其间所蕴藏的史料,却为我们提供历史真相指引了路径,为配合其它相关史料,提供了更好的研究方向,我认为这本《足迹》就是如此。利用垃圾,变废为宝,这不只是我们现代生活中利用技术可以完成的事。就是探索人类过往的历史,也可以通过那些不甚著名的人事之点滴,乃至人类遗弃的垃圾,来进行仔细的研究。考古学所利用的灰坑,其中就有人类的储物坑乃至垃圾坑。研究者可以利用考古发掘的垃圾,来做那个时代人类生活的样态,包括食物在内的日常消费、废弃物品等方面的研究,从而看出彼时的生活质量之高低及相应的时代状况。

同理,对于1949年后所出的公私书籍,哪怕是一些定调的出版品,也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因为他为什么要掩盖,其掩盖之方法如何,掩盖的效果怎样,对掩盖者自己和被屏蔽信息的人,各自造成了什么后果与得失,都值得我们仔细推敲。这方面我很佩服高华先生在众多垃圾书籍中发现史料,变废为宝的功夫。他所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基本没有什么秘辛史料,大多是非常大众化的,歧义百出、矛盾多有、真假混杂的史料。但在这些寻常的史料中,他却能够披沙拣金,拨云见日,构筑自己史料丰富、逻辑自洽、见解特异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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