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历史研究者,推崇传统文化。主要关注宋、明、清社会自治史与儒家学说。著有《隐权力》、《隐权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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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公知”为何故意抹黑官场

吴钩 5月16日 12:35

有个写清朝帝王小说的历史作家断言:“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我相信,任何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对这种“信口开二月河”的论断都会一哂置之。因为,如果你要指出哪个朝代最腐败,首先你需要有可靠的统计数字,比如各个朝代的贪官数量、占该朝官员总数的百分比;平均每名贪官贪污了多少钱,与当时国家财政收入之比如何。而想要获得这些统计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如何敢断言哪朝“最腐败”?

道理已是如此浅显,但我还是时常在微博上看到许多网友引用那位历史作家的话,言之凿凿地声称“宋朝最腐败”。类似的说法听多了,便激起了我这个“处女座考据派”的好奇心,想考据考据宋朝到底有多腐败。最能直观呈现某个社会腐败程度的统计数据(如贪官总量、贪腐总额)不可得,只能退而求其次,看看宋人对本朝官场腐败情况的记述——这总比今人的信口开河可靠得多吧。

所以我先去翻宋朝“公知”的文集。结果呢,书翻下来,给吓了一跳,按照宋人的描述,宋朝可不是腐败,而是太腐败了。

北宋天圣年间,范仲淹给朝廷上了一封万言书《上执政书》,将大宋官场风气说得一团糟:“某观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循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范仲淹认为,宋朝绝大多数的县官是不合格的,不是志在贿赂,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70%~80%的州县都是如此。

我最钦佩的大宋“男神”苏轼,大约在嘉祐年间写了一组策论,阐述他的治国方略,其中一篇《决壅蔽策》也是将官场描成一片昏暗:“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苏轼说,今天的官场风气跟以前不一样了,老百姓想找政府申冤、办事,简直难于上青天,必须用金钱开路才行,否则什么事也办不成。

与苏轼同时代、政见不同的王安石,曾于嘉祐三年给皇帝上书言事,也是极力抨击当时的官场风气:“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王安石说,现在的大官小官都忙着开公司、做生意,以权谋私,大发其财。

这是北宋的情况。南宋看起来更加糟糕。淳熙十五年,当时最著名的“公知”朱熹借皇帝召他入对之机,上“奏札”五篇,在谈及政界现状时,朱熹狠狠吐槽:“朝廷之上,忠邪杂进,刑赏不分;士夫之间,志趣卑污,廉耻废坏。”朱夫子甚至将朝廷吐槽成贼窝:“今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

与朱熹生活于同时代的周必大在一篇《答选德殿圣问奏》中也称:“循良者十无一二,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在他看来,这大宋政界中,清廉高洁之士不到20%,而贪官污吏占了六七成。当然,以那时候文人的习惯,周必大肯定没有做过严格的抽样调查。

生活时代略晚一点的另一位南宋官员袁燮,则在他的《论国家宜明政刑札子》中差不多将大宋官场说成“天下乌鸦一般黑”:“贪吏肆虐,政以贿成。监司牧守,更相馈遗;戎帅所驻,交贿尤腆;而诸司最多之处,抑又甚焉,见得妄义,可以成风。”总之一句话:无官不贪,腐败成风。

如果这些宋朝“公知”的描述是真实无误的,我会觉得宋代官场之腐烂简直适合用一句流行的戏言相形容:将所有官员编码,然后把单号的官员抓起来,一定还有贪官漏网。但是,我很快又注意到,将大宋官场说得乌烟瘴气的范仲淹、朱熹等人,都是宋代极有抱负的官员、学者,他们说的狠话,都是策论或奏札,换言之,都是说给君主或执政官听的,目的非为粉饰太平,非为拍马屁,而是要给朝廷制造压力,迫使朝廷更化革新,整饬吏治,改善民生。所以,他们宁愿将官场风气往坏里说,将腐败现象往重里说,不惜将“一个手指头”的问题说成是“九个手指头”的问题。

也所以,我觉得宋朝士大夫所形容的官场腐败严重性,应该打一个折扣才切合实际——宋朝肯定存在腐败,但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事实上,范仲淹、苏轼、王安石向朝廷上书“抹黑”官场的时间,都在宋仁宗朝,而仁宗朝其实是政治清明的一个时代,那时候,党争还处于良性状态,监察系统的力量也非常强大,反对派与台谏官对执政群体虎视眈眈,一发现露出腐败苗头便穷追猛打。

范仲淹的好友、泾州太守滕子京滥用“公用钱”(办公费),受御史弹劾,贬到荒凉的岳州;宰相杜衍的女婿、提举进奏院的苏舜钦,有一回将进奏院废纸卖了,换成一笔小钱请同事喝花酒,也被御史参劾,最后以“监主自盗”之罪被削籍为民;还有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因为“乘势贱买”民宅,为御史中丞包拯严词弹劾,被罢了三司使之职。张方平、苏舜钦、滕子京都谈不上是什么贪官,只不过小节上有污点,结果都被台谏官与反对派抓住了把柄,不依不饶发起弹劾,直至他们被处分。

朱熹与周必大上书的时间,则恰好都在南宋孝宗朝,孝宗一朝实际上是南宋时期吏治最严、吏风最正的时段,宋孝宗整饬吏治的力度很大,广南东路提刑官石敦义,只因“盗用盐脚赃赏钱等入己,及减勊盐亭户盐本钱入己”,即被追毁出身,除名,永不收叙,刺配柳州。因此,宋人说,“当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官场风气是相当清廉的。周必大称“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明显是夸大其词,不可信。

但宋朝士大夫的说话习惯就是那个样子——宁愿多说社会的阴影面,以激发国家变革的动力。知识分子就这点臭毛病,但总比那种“总将坏事说成好事”的“花刺子模信使”要好得多吧,至少让我觉得宋朝的政论环境确实是比较宽松的。一个允许公开抨击官场风气的社会,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后世就不是这种说话风格了,比如清王朝,你看清朝官员公开说的奏折、策论,说话都很谨慎,很注意分寸,“多磕头,少说话”;然后你再去翻他们私下说的日记,比如晚清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才看到他们痛心疾首地谴责官场腐败。——政论环境成了这个样子,就很没意思了。

而清王朝的吏治腐败程度,依我看,那可比宋代严重得多。我这么说,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基于两项事实:其一,清王朝产生了像和珅这样的超级巨贪,家产估价超过两亿两银子,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倍,如此巨大的腐败数额,是宋朝的秦桧之流难望项背的。

其二,宋朝时,官场上的行贿送礼叫做“苞苴”,是个别现象,但到了清朝,行贿送礼已发展成为制度化的“陋规”,几乎没有一个官员可以自外于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张集馨说,他在陕西担任督粮道时,每年都要给陕西巡抚送礼,礼金为5000多两银子。这个陕西巡抚,就是以清廉著称的林则徐。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说林则徐是名贪官,但他必须接受下属的贿金,因为他也需要向上司行贿。行贿—受贿,成了一种制度。

(原标题为《宋朝究竟有多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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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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