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前总编辑,资深媒体人,曾发表过一系列在业内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被收录到《中国传媒产业蓝皮书》、《中国期刊年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
《大家》官方微信

《大家》官方微信

微信扫描二维码,每天获取精彩资讯

寒冷铸就人的灵魂

—— 一个业余阅读者眼中的《小于一》

朱学东 4月28日 13:14

哦,伟大的灵魂,我在海外向你

鞠躬,你发现了它们,还有那——你暗自燃烧的命运,

长眠于祖国大地,她感谢你,至少让她

得到了在聋哑的天空海洋中发言的礼物。

——布罗茨基,写于安娜·阿赫马托娃诞辰100周年

(约瑟夫·布罗茨基,俄裔美国诗人,散文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月13日晚上,在北京郊区的宾馆里,我最终读完了黄灿然先生翻译的布罗茨基的《小于一》全书。半个多月的业余阅读时间,相当于我平时两到三本书的阅读时间。

我的最后一篇阅读,是布罗茨基回忆父母的文字,《一个半房间》。当时,我合上书,默然无语,在房间里徘徊踱步,试图平息自己内心的波澜。

我读布罗茨基的文字,常有一种灰色的针扎般的难耐、痛楚和不安,却仍愿意认真阅读。

我已经记不起第一次相遇布罗茨基的时间了。

我第一次相遇布罗茨基,应该比较晚了。是偶然读到刘文飞老师翻译的《文明的孩子》吧。至此以后,我开始搜索布罗茨基的诗歌和文字。

(布罗茨基著《文明的孩子》,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很遗憾,因为语言的障碍,因为过去的政治(诗人是个流亡者,在过去他的文字或许也是某种禁忌),我能接触的不多。中央编译出版社出过刘文飞翻译的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孩子》,东方出版社出过刘文飞译洛谢夫的《布罗茨基》以及布罗茨基与沃尔科夫的《布罗茨基谈话录》,这几本我算读过。

《小于一》、《文明的孩子》、《哀泣的缪斯》、《析奥顿的<1939年9月1日>》等篇章,在刘文飞译《文明的孩子》和黄灿然译《小于一》书中都有重叠交叉。但读来却毫无重读的倦怠(刘文飞译的《文明的孩子》,我在黄灿然等翻译的《曼德尔斯塔姆随笔集》的序言里也读过),常读常新。

是什么样的文字才会让我这样一个业余阅读爱好者愿意花很大精力去追逐?

【一】

为什么是小于一,不是小于二或其他?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布罗茨基这篇文章时的反应。不惟是文章题目,布罗茨基还把这篇同名文章作为了文集的名字。当然,我第一遍读后便有了自己的理解。

“我猜,这个小小的、后来稍大的躯壳里,总有某个‘我’,而在躯壳外则围绕着正在发生的‘一切’。在躯壳里,那个被称作‘我’的实体,则永远不变,也永远没有停止观察外边发生事情······一个孩子对父母控制他感到不满,与一个成年人面对责任时的恐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你不是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你也许小于‘一’个。”

小于一个什么?

在布罗茨基看来,在被中央集权化国家简化成整齐划一的单调的严厉中,在相同的白痴般的命运降临在千百万人的国度里,无论你通过自己的智慧来调动各种关系与制度周旋,最终似乎成功了,但却逃不脱“体制的凯歌”——“无论你痛击或者加入它,你都同样感到有罪”。某种意义上的同谋,合伙人。

在《论独裁》中,布罗茨基说:“独裁制度正是这样:为你构建你的生命,它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尽量一丝不苟,显然比一个民主政体做到好多了。还有,它是为你好而这样做的,因为在人群中展示个人主义可能是有害的。”

显然,在极权体制下,个人,有思想的个人,真正的艺术家,诗人,作家,都是不容于这个体制的,都是这个体制的敌人,他们永远小于“一”,永远不见容于需要整齐划一的制度。

布罗茨基从自己的成长史中看到了不成为同谋合伙人的可能——“一个男孩与自己眼前的命运作斗争的唯一途径,将是偏离轨道”。尽管很难做到,但这“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使你不同于大多数人”。

但是,在极权体制下,这样的结果,就像布罗茨基所热爱的同胞如前辈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命运:“他们不修边幅,但仍能保持优雅······他们像兔子一样奔跑,逃离无所不在的国家猎犬,以及更加无所不在的狐狸,他们衰弱,变老,但依然保持对那叫作‘文明’的不存在(或只存在于他们秃顶的头脑里)的事物的热爱。无望地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

我们可以在这本书里边通过阅读《小于一》、《哀泣的缪斯》、《文明的孩子》、《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1899-1980):讣闻》、《诗人与散文》、《一首诗的注脚》、《空中灾难》以及《一个半房间》读到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及其夫人、茨维塔耶娃、普拉东诺夫、布罗茨基及自己的父母等的命运。

那些个在整齐划“一”面前“小于一”的人——

哀泣的缪斯,阿赫玛托娃(我抄读过她的许多诗,也在许多人的文字中包括以赛亚·伯林的文字中认识过她),被独裁者讥为半是修女、半是妓女的她,虽然得以善终,但她两任均为著名诗人的丈夫古米廖夫和普宁,前者被政权枪杀,后者死于流放中,她的儿子系狱多年,她为了儿子也写些歌颂祖国的诗——布罗茨基认为水平拙劣但理解诗人的行为,她的诗歌不得出版,全靠朋友背诵。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俄罗斯女诗人)

阿赫玛托娃和布罗茨基最喜欢的俄国诗人曼德尔斯塔姆(我抄过他的许多诗作,也读过他的散文随笔集),死于流放地,地址不详——但布罗茨基说,只要俄罗斯语言存在,“它(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肯定会比那个国家的现政权和任何后来的政权都更长久,既因为它抒情,也因为它的深度”,“这个充满爱、恐怖、回忆、文化和信仰的神经质、高调、纯粹的声音——一个也许是颤抖的声音,如同一根在疾风中燃烧的火柴,却是绝对不可扑灭的”(《文明的孩子》)。

曼德尔斯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我找到了一本她的回忆录,还未来得及阅读),提着里面卷着他的诗歌的炖锅,在地球上六分之一的陆地上四处躲藏——布罗茨基说娜杰日达是“文化的寡妇”,她背诵丈夫的诗,也背诵阿赫马托娃的诗,把它们牢牢地刻在了心里。这是前古登堡时代的一种文明特征,布罗茨基感慨:“一个弱不禁风的六十五岁的女人,竟然有能力放慢,如果不是在长远意义上阻扰,整个民族的文化解体。”(《讣闻》)

(曼德尔斯塔姆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卓越的苏联天才诗人,阿克梅派最著名的诗人之一。)

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之外布罗茨基最喜欢的另一位俄国诗人(我也抄过她许多诗,读过她的传记,还有其他人写的文字),同样的命运多舛,丈夫被枪杀,女儿被囚禁,儿子年轻轻上了前线,她最后的岁月,同时代的苏联作家利季娅在《捍卫记忆》中那篇《临终》中曾有详尽描述。布罗茨基则是向我们叙述了在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和散文中,那种不断听到的独白——“不是某个女主人公的独白,而是作为没人可以诉说的结果的独白。”(《诗人与散文》、《一首诗的注脚》)

(茨维塔耶娃·玛琳娜·伊万诺夫娜,俄罗斯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普拉东诺夫,苏联作家,生于1899,死于1951。请恕我孤陋寡闻,如果不是布罗茨基的《空中灾难》,我压根不知道这个人及其作品,布罗茨基不想宣称普拉东诺夫是一个比乔伊斯卡夫卡更伟大的作者, 我在他的叙说中留下最深印记的,不是普拉东诺夫的文学成就——这个看法也可以用在前述那些诗人身上——而是他在那个整齐划一下的命运:“他最终赢得了儿子出狱,结果却看着儿子死在自己怀中。”致死的直接原因是儿子传染给他的肺结核。他肺病发作后醒来,常会看到床边有一两名男子警惕地望着他。契卡关心的是这个垂死的痨病鬼会不会做对社会有害的活动(《空中灾难》)。

至于布罗茨基自己,则在自己的祖国遭遇了被捕、流放,原因是不劳而获,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写诗,最后流亡异国他乡,代价之一是作为儿子,经历苦难的父母高龄去世时,却不能由自己来为父母合上眼睛,“而是由国家的无名之手合上”!(《小于一》、《一个半房间》)

当然,这些有思想的个人,对抗的,可能不仅仅是极权的制度:“诗人惹麻烦是因为他在语言上,间接地说也是在心理上的优越性,而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一首歌是语言抗命的一种形式,其声音对很多东西产生怀疑,而不是只对一个具体的政治体制:它质疑整个生存秩序。而它的敌人的数量也是按比例增长。”(《文明的孩子》)

作为一个业余读者,我无从评判布罗茨基对这些他所热爱的诗人作家的评价,但是,这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就像布罗茨基在《空中灾难》中所写到的:

“那历史往事遍布尸体,充满背信弃义,其空气因无所不在的悲痛哀号而凝结,它需要的是史诗笔触,而不是阴险的质疑。”

在布罗茨基对朋友们的命运的平静叙说中,以及对诗歌散文及历史往事的技术分析中,我看不到“阴险的质疑”,甚至也很少看到常见的那种流亡者的怨怼,我只是在这种沉静的叙述中,看到了那些小于一的个人的命运,“则以可怖的方式反映他们的精神自治的程度”。

奥顿在《兰波》一诗中说:“寒冷铸就了一个诗人。”套用奥顿的说法,就是“寒冷铸就了人的灵魂”。

他们是文明的孩子,他们的灵魂却由寒冷铸就,他们所付出的,不仅是个人也是文明的代价。

但是,即便诗人作家们在与命运的抗争中肉体被置于无可挽回的失败局面,但是,恰如布罗茨基在《Aere perennius》中吟唱的:

“笔在世纪中能留下更长的犁沟,

胜过你们提着香炉的永恒生命。”

这些故事,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最易产生共鸣。因为某种同构的命运。

【二】

《小于一》不仅仅是一本散文集,不只是诗评书评和个人回忆的结集,它还是一本文明和异国文化的导读。

布罗茨基在《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中,从彼得大帝在低地和沼泽地上建造彼得堡,看到了俄罗斯把脸转向西方转向世界的努力,在彼得那个时代的脉络里,那是文明的象征。不过彼得为了完成工程而采取的普遍胁迫,首次把全国统一起来,也催生了俄罗斯的极权主义。

在《文明的孩子》中,布罗茨基谈到曼德尔斯塔姆被要求解释他所属的文学运动阿克梅派的定义,曼德尔斯塔姆回答说:“对一种世界文化的乡愁。”

那个世界文化的乡愁是什么?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性的复苏,个人主义,自由平等博爱······

于我而言,这是我重新阅读这些诗人作家们作品的一把钥匙。那种种冲突,残酷黑暗的,个人与体制的,背后都与这有关。

阅读这些文章时,我也常感叹于布罗茨基知识的渊博,见解的深刻——他可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这本书中所提及的那些伟大的诗人们、作家们,数量如此之多,他对他们的作品是如此的熟悉,以至我在阅读时常常会发生阻隔——阅读的背景知识的重要性,在这本《小于一》前最为突出——这种突出,是散文阅读所罕见的。

除了前述那些俄罗斯的伟大诗人和作家,书中还涉及许多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和各色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

尤其是布罗茨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两人的评价,让我震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在时间上的接近,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不幸的巧合······即在一位伟大作家之后,任何人都注定只能去拾恰恰是那位伟人的牙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攀得太高了,使上苍不悦。于是上苍派来托尔斯泰,仿佛是要确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得不到延续。”而沿着托尔斯泰,最终抵达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深坑”。

(托尔斯泰(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当然书中还有对许多其他非俄罗斯伟大的作家诗人和他们作品的评价,卡瓦菲斯(我上大学时就读过他的伊萨卡岛,彼时读到的翻译为伊丝卡),蒙塔莱(我也抄过一些他的诗,不多),奥顿——布罗茨基很喜欢奥顿,认为他的《阿克琉斯的盾牌》的第六节,应该镌刻在所有现代国家的大门上,我读过奥顿的一些诗,他在抗战时作为战地记者来过中国,与人合著有《战地行纪》,也写过中国组诗,这些我读过。

当然还有《逃离拜占庭》这样的文化历史游记。

虽说是散文,虽说部分篇章不止读过一次,但阅读的困难于我而言依然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困难,不仅在于《小于一》中提到的那些诗人作家,如果你一点不了解,无法阅读;即使你对他们的故事和作品,也有了解,也存在着巨大的阅读理解的障碍。

(W.H.奥登,英国-美国诗人,20世纪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曾在中国旅行。)

首先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和文化的历史渊源,在这些作品和人身上,都有深刻的印记。作为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很难进入某种特定的“场”,其隐喻,其指涉,都是一种挑战。我第一次读刘文飞译布罗茨基的《析奥顿的<1939年9月1日>》和《悲伤与理智》的时候,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是因为布罗茨基在讲课中,向学生详述了奥顿和弗罗斯特的诗歌几乎每一行的指涉和意思,让我顿感过去的阅读如蜻蜓点水般浮浅。

在《一首诗的注脚》中(我也读过许多里尔克的诗歌),这些阅读的感觉依然存在,我只能说,布罗茨基实实在在是一位耐心的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引导着我们去尽可能接近那些灵魂,尽管阅读他的文字,也会存在相似的问题。

还有语言翻译的问题。布罗茨基在书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翻译的过程,遗失的精神会很多,尤其是诗歌。

还有许多技术上的障碍,就像中国古诗一样,布罗茨基告诉我们,那些伟大的诗歌,在原作者那儿,是有严格的韵律讲究的,但我一窍不通。就像《小于一》中,布罗茨基分析时不断提到的抑扬格之类。我便是查阅资料去研究,也是解决不了的。我不知道阅读《小于一》的其他读者,是否会与我一样有这些方面的巨大困扰。

但是,我觉得语言和技术的困扰,不能成为自己不去接触阅读的理由。尽管阅读过程很痛苦,也难免囫囵吞枣,但就像我过去阅读诗歌时的感觉,用心去阅读,哪怕我注六经,能够产生共鸣,即是好诗。

这就是诗人的世界和诗歌的世界所拥有的共同语言,尽管声调高低尖钝不一,但它们都发自心底,来自灵魂深处。

尽管翻译和阅读过程无可避免地会流失,会损害原作的力量,但这种或许非主流的理解与阅读,也是一种回声——布罗茨基说,回声的存在是任何好音响的首要特征。就像帕斯捷尔纳克翻译的里尔克的那首诗中的那“一颗星,如同‘教区边缘最后一座屋子’的窗子里的光,只会扩展教区居民关于教区规模的概念”——在我这样的业余阅读者看来,这种理解,这种回声,那也是一种对文明的扩展。

“这最后一节创造了一个印象,使人觉得一个声音破泪水而出,并在被泪水涤净之后飞离泪水。无论如何,这声音一旦大声读出来,就变成了呜咽”。在《一首诗的注脚》尾声,布罗茨基评价茨维塔耶娃写给里尔克的挽歌《新年贺词》,在我看来,同样适合于评价《小于一》,尽管有那么多阅读的障碍。

布罗茨基在《取悦一个影子》中谈到与奥顿的相识的感觉,同样适合我阅读布罗茨基:你会觉得,这些文字背后“站着的不是一个金色头发、深褐色头发、脸色苍白、皮肤黝黑、满是皱纹或面部光洁的具体作者,而是生命本身;觉得你想见见他;觉得你想亲近他的真人。”有机会阅读(结识)他,实属万幸,“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称作精神的慷慨,只是精神仍需要一个人来折射它。不是说这个人因为折射而变得神圣,而是说精神变得有人性和可理解······阅读他都是使人感到正派的极少数方式之一。”

“合上他的书就像醒来时换了一个面孔。”布罗茨基对普拉东诺夫的评价,也是我对《小于一》的评价。

(布罗茨基著《小于一》,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

本文系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关注《大家》微信ipress,每日阅读精选文章。

(责任编辑:陈小远)

阅读(0) 评论 4

精华评论

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