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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与宋代江西神童产业(下)

冉云飞 1月11日 10:52

(三)

为何饶州童子举多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呢?在分析其间社会经济因素之前,让我们来看欧阳修的女婿、元丰时的主客郎中庞元英,对彼时朝制变化所做的“一手实录”——《元杂昌录》里的记载。“四月初五日,礼部试饶州童子朱天锡,年十一,念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凡七经,各五道,背全,通无一字少误者。是日侍郎召本曹郎官赴坐,左右观者数百人,此童讽诵自若,略无慑惧。后数日,召至睿思殿,赐五经出身。昔晏元献公名贯抚州,近年何正臣名占临江,皆童子举。江南多奇伟,亦山川之秀使然耶?”(卷第五,p.59,中华书局1958年版)《宋史》神宗本纪亦载朱天锡事,可见其有童子举在制度起复上的意义。同年十月四日朱天赐的堂兄朱天申年十二、十月二十七日抚州黄居仁年十二,均因能背诵包括上述诸书在内的经典,赐五经出身(同上书,pp.65—66)。

庞元英虽然记录了三个童子举的人事,但他只在朱天锡这里花了一些闲笔。如“观者数百人,此童讽诵自若,略无慑惧”,充满现场感,并用钟灵毓秀来作结,他是否想起了王勃的“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藩之榻”?关于神童朱天锡最早的记载,就这样充满戏剧色彩。众所周知,轶闻趣事、娱乐八赴都是不长腿就能走,甚至能飞的。对此,当时的学者、文学家不乏记载,朱天锡所在地的官员浮梁令张景修,更是在其赴试之前写了一首《送朱天锡童子》的诗:

黄金满籯富有余,一经教子金不如。

君家有儿不肯娱,口诵七经随卷舒。

渥洼从来产龙驹,鸑鷟乃是真凤雏。

一朝过我父子俱,自称穷苦世为儒。

雪窗夜映孙康书,春陇昼荷儿宽锄。

翻然西入天子都,出门慷慨曳长裾。

神童之科今有无,谈经射策皆壮夫。

古来取士凡数涂,但愿一一令吹竽。

甘罗相秦理不诬,世人看取掌中珠。

折腰未便赋归欤,待君释褐还乡闾。

这首诗的文采与技巧都说不上多么好,事实上凡是称颂人的东西,堪称卓越的极少,因为谀词是不能动人心扉的。如杨万里《送刘童子》、《送李童子西归》、王迈《和毗陵傅知录送其侄得隽广童科》、浦寿宬《送刘童子试艺天京》,均无甚可观处。不过上面这首诗里已经让我们看出朱天锡虽然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背功了得,故张景修对他中童子举充满了期待。因为朱天锡是他们推荐的,搞砸了自己脸上也无光,因此说“待君释褐还乡闾”,等着你高中授官返乡的好消息。

像朱天锡这样的神童中举都有演义性,是演义就如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历史有层累叠加的特点,只不过在演义这里是越传越神。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记张敏叔(景修)早年为其祖父幕客,好写诗。“元丰末,为饶州浮梁令,邑子朱天锡以神童应诏,景修作诗送之。天锡到阙,会忘取本州公据,为礼部所却,因击登闻鼓,院缴景修所送诗为证,神宗一见,大称赏之。翌日,以语宰相王禹玉,恨四方有遗才,即令召对。禹玉言不欲以一诗召人,恐长浮竞,不若俟其秩满赴部命之,遂止,令中书籍记姓名。比景修罢官任,神宗已升遐,亦云命矣。”(《石林诗话》,p.16,中华书局1991年版)这样的轶闻还有继续生长的能力,在同为江苏人的后学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三之“张敏叔”条里,亦有大致相同的表述。

张景修写了几千首诗,号《张祠部集》,但真正传下来的并不多,而且连他生卒年至今仍是一团谜。只有这样的轶闻记载,与许景衡的《横塘集》里有十八首诗关涉他。庞元英说朱天锡当着几百人的面背诵经书时,毫无惧色。参以叶梦得的记载,到阙忘公据,敢击鼓缴张景修送诗以为证,也算是很有点胆魄的孩子了。宋神宗见朱天锡不凡,想进一步召对他,给其更多的荣耀,被宰相王禹玉“恐长浮竞”一语制止。本来期望能有更多的赏赐,无奈朱天锡运气没有接着延续,不久宋神宗去世。

即便如此,朱天锡的传奇,还是进一步引发了江西特别是饶州地区神童生产热潮,也可以藉此引发了我们对彼时神童产业链的思考。叶梦得作为紧邻江西的江苏人,在《避暑录话》里记载过江西两个有名的诗僧祖可、惠洪,甚至记载金兵侵宋以来,逃难的民众为了保全一家,让小儿不哭的方法,饶州逃难的路上都有这样的广告。“已酉冬,敌自江西犯饶、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颠仆流离道上,而婴儿得此全活者甚多。乃知小术亦有足活人者,君子可不务其大乎?”(p.165)但叶梦得对于饶信二州历史最有贡献的记载却是下面这一段:

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偶有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以至于死者,盖多于中也。(《避暑录话》卷二,p.128)

看了叶梦得这则重要记录后,让我马上想起张景修《送朱天锡童子》一诗。起首的“黄金满籯富有余,一经教子金不如”两句,道出了家长热心童子举的目的,就是把天才童子当作赚钱机器来使。士、农、工、商的价值排序,未必是这些阶层在实际生活的地位排序。比如商人再被看不起,不少人也比做农、工的,乃至比当士子的都有钱,有了钱可以购买那些无法用自己的地位取得的东西,除了那些被官方严肃规定,不能逾越的穿戴以及建筑等。商人被拥有话语权的官方与士子排斥,使得统治者以培植人才的科举考试,成了几乎是唯一被认可的购买方式。统治阶层作为唯一的买家,用科举考试作为议题与制度设置,使得所有的人才流向都往官方流动,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就是这个意思,社会控制与维稳的目的由此得以达成。

俚俗对神童争慕之的原因,当然是因为神童在那时成了一种致富捷径。小孩能背诵经书,甚至会做诗文,固然会被家人视为骄傲,也会被时人腾播于口。但如果没有神童中举,马上就能做官的现实刺激,那么就不会形成俚俗争慕之的热潮。就像没有考试加分的刺激,如今奥赛等培训项目,就不会形成如此庞大的市场。投入与产出的可见收益,使得家长、教师、书院乃至官学,成了一条共同生产神童的产业链。这些产业链上推波助澜的,还有所在地官员,不然张景修所写《送朱童子》还可以作为证明朱天锡身份的证据,就不好理解。礼部及皇帝的好处是什么呢?礼部证明神童资质的一个考试机构,其所考核过的神童,最后被皇帝看中的越多,越证明其运转正常且有效率,为国家输送了人才。

而皇帝呢,得人才实效的可能性倒不大——因为像杨亿、晏殊这样后来真正成才且有贡献的神童毕竟少见。四岁童子蔡伯希得官后,毫无作为,年八十还时常乞求政府照顾。正如俞文豹在《吹剑录外集》里说:“然以童科显者,百不二三;少聪慧长昏懵者,十常八九”(转引自汪圣铎《宋代的童子举》)——倒是得统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得以加固,就像考察神童刘晏时的宰相对皇帝所说的一样“国瑞”也。不要小看国瑞这种象征性的事情对统治合法性所带来的收益。由此看来,整个生产神童的利益链条已然形成。

由于神童产业已经成形,参与生产者特别是将来收益最大最直接的父母期望甚殷,于是不问资质怎么样就延请老师来教孩子苦学,昼夜背诵。老师也不管孩子的资质,只要家长愿意折腾,愿意出钱,他也不管孩子资质如何,只管与家长一起“昼夜苦之”。所以张景修咏“君家有儿不肯娱,口诵七经随卷舒”,对于朱天锡这样的穷孩子,或许是事实。但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不是孩子不肯娱,而是家长不让娱。在被强迫学习的过程中,根本做不到“口诵七经随卷舒”,也得不到学习的真正快感。不然就不会需要“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昼夜苦之”了。中国式的学习,充满很多变态,可是我们不少人至今把变态做法,当作励志故事来传播,如“头悬梁,锥刺股”、“萤囊映雪”、“学海无涯苦作舟”等,似乎要把书读好,就一定要与快乐绝缘。把孩子悬吊(或绑扎在)树梢上的竹篮子里,不让他看到听到那些诱惑他的人事,好让他专心学习,用功背经,你能想像到这么充满“创意”且“优雅”的折磨方式么?若每个村庄树梢上到处都是这种情形的话,停歇树梢的鸟儿会暗想,我的天啊,我们鸟类怎么“进化”成这个样子了呢?

由于不管孩子资质如何,家长与老师都把孩子当作未来的神童来看待,这种看待带有很大的赌博性质,因为他们哪怕知道孩子并无神童资质,却经不住神童中举后巨大的利益收获,愿意来下赌注。既是赌注,必有输赢;既有输赢,必有投入如何减少风险的问题。全部七经教完才拿钱,老师感觉得太漫长太亏,即便物价不上涨,先拿到孩子能背七经后的收益进行投资与享受,也是很划算的事。但家长也不省油,他想我如果把教孩子背七经的钱预先全部支付给老师,那老师就没有教孩子的动力了,说不定我还要管老师你吃饭与住宿(或者年节时还得送礼),何况我还要预付这笔可以挪作其他投资的不小费用呢?家长与博弈下来,就成了叶梦得所记载的“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家长分期付款,教师终一经即得“偿钱若干”,于是在时间与效率上都非常有动力。不过真正的主角亦即孩子不得参与意见,只有被“昼夜苦之”的命运。

学生由于年纪小,自己没有决定权,爱不爱学习,学习有没有快乐,都不能由自己来考虑。因为孩子只被当作被动的物品来看待,成为包括家长与老师在内神童产业链上最底层最受摆布的棋子。虽然真正成为神童中举后收益不菲,但成为废物乃至因此而致死的代价,却只有孩子自己付出最大,没有谁能够给你补偿。你成了废物,你的生活得自己过,还得帮父母养老;你死了,父母固然有所损失,但他们可以从头再生孩子,但对孩子来说,死亡使所有补偿变得毫无意义。朱天锡成神童做官,大约仿效者不少,因此童子举不久即废。1118年后恢复神童举,至叶梦得写《避暑录话》的1135年,查前述崔丽君表,饶州又中了五名。所以他说这是偶有中者,但“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以至于死者,盖多于中也”。饶州这样的神童“出产率”,在叶梦得看来都只是偶有中者,那么相邻地区苦至于死者,可能是不少的。

(四)

来之前,南昌的朋友们接我到离阳明路、象山路、叠山路都不远的附近吃余干菜,想起明天要到谢枋得的家乡去演讲,有点令人兴奋。上饶弋阳南宋诗人谢枋得号叠山,是从南宋开始非常流行的蒙学读本《千家诗》的编者之一。这只是宋代江西文化繁盛的一个象征。有宋一代,江西所出状元共十一名,位列前茅。但更厉害的是,整个宋朝江西分别出了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洪适、周必大、江万里、文天祥这样的宰相及文人统治集团,在重地理与血缘的古代社会,这会使得江西人所受到的提携概率大大增加,夯实江西人互助的人脉与文脉土壤。从晏殊开始,江西文风之盛,令全国绝大部分地方望尘莫及。据夏汉宁等所著的《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传世文学家1376人,排在浙江、福建之后,名列第三。

刘锡涛《江西宋代人才地理研究》(《井冈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一文,其所据材料为雍正、光绪《江西通志》,造就了如下用表格论证的方式。“宋代江西书院分布状况表”列出书院264家(夏汉宁等的研究说有278家),全国第一,而江西的前四位是饶州51家,洪州40家,吉州37家,信州30家。从“宋代江西籍人物著作分布状况表”来看,江西籍人物著作共计1786部,前四位分别是吉州325部,饶州306部,抚州276部,洪州213部。“《宋史》江西籍人物统计表”共列江西人240位,前四位分别是饶州45人,吉州42人,临江军25人,抚州与洪州各24人。“宋代江西进士分布状况表”,所列进士共5753人,前四位分别是饶州954位,吉州939位,抚州626人,洪州568人。从以上数据来看,饶州的文化实力在群雄并起的江西,算得上是领头羊,与它所盛产的神童数额,应该是匹配的。这说明浓厚的文化土壤与氛围,使得家长更加重视教育,从而造就了不少神童的出现。

关于江西文化为何在宋代特盛,饶州本地学者洪迈在其《容斋四笔》中,先是引抚州学者吴孝宗《余干县学记》概论宋代江西的情况:“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吴孝宗接着具体而微地分析了饶州的情形:“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今天江西有学者在评价夏汉宁等人著《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一书所取得的成果时说,“以鄱阳湖地域为核心、全面辐射的分布格局,并指出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民南迁有重要因果关系。交通便利,社会安定,农业、手工业发达,人口众多,学校、书院林立,科举发达成为江西文学在两宋崛起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文化土壤”(宋磊《“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宋代地域文化与人才分布的一个特色》,《北京日报》2012年5月28日)。我觉得用这段话来解释包括饶州在内的江西神童之多的外在原因,也是比较靠谱的。

对于宋代江西特别饶州为何盛神童,除上述原因外,叶梦得在《避暑录话》里的分析值得我们拈出来特别申说。杨亿与晏殊是宋代神童中的特例,早岁颖异,亦是及长以后文才与政声并著的人。“元献十四岁,文公十一岁,真宗皆亲试以九经,不遗一字。此岂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试文字,二公既警绝,乃复命试以诗赋。元献题目适其素尝习者,自陈请易之。文公初试,一赋立成,继又请,至五赋乃已,皆古所未闻也”(卷二,p.128)。按记载,杨亿与晏殊是真有才能,才能如此诚实而经得住考验。“观元献不以素所习题自隐,文公不以一赋适成自幸,童子如此,他日岂有不成大器者乎?”(卷四,p.167)在叶梦得看来,杨、晏二人诚实无欺,的确有真材实料,观之一生而前后自洽,而其他不少参加童子举者却并非如此。

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废除明经、诸科,罢诗赋、帖经、墨义,主张以策论取士,为的是从中找到通经术、明时务的人才。但这种代圣立言的方式,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改变“异论纷然”,完成儒家经术义理统一思想的使命。接着王安石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的“三舍法”,由外而内至上舍,下等免解,中等免礼部试,上等予官,其实是学校教育(地方官学与太学均如此)成了选官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在绍圣中,曾一度因此法而废科举。故叶梦得说:“大观行三舍法,至政和初,小人规时好者谬言学校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乃以童子能诵书者为小子有造,此殆近俳,而执事者乐闻之。凡有以闻,悉命之官,以成其说。故下俚庸俗之父兄幸于苟得,每苦其子弟以为市。此岂复更有人才哉!”(卷四,pp.167—168)

叶梦得当然不能直接说皇帝有什么问题,只是说具体操办童子举的人有问题。三舍法本非选官制度的正途,既降低了标准,复以“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为饰,得“人材”就比较容易了,因之以“小子能诵书者为小子有造”便泛滥起来。凡听说哪个童子能诵读点经书,就给他官当,以便那些操办者好自圆其说,学校作成人材之效已达三代。一般人家才不管你是不是选材很严,只要自家孩子能得官家的看中,便“幸于苟得”。正因这样,童子举的事变成父兄带着自家子弟到处兜售的行为,所以叶梦得认为这像倡优一样不足取。“宣和末,余在蔡与许,见江外以童子入贡者数辈,率一老书生挟二三人持状立庭下求试,以倡优经过而献艺者略等。初亦怪,抱之,使升堂坐定,问之,乃志在得公厨数十千为路费尔,为之怅然。后或因之有得官者,今莫之皆安在?理固然也。”(卷四,p.168)求试却是为要路费,这和耍猴要钱的把戏真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所以叶梦得说与献艺略等,并非诬妄之辞。这样滥得的官,于国家之治平、民众之福祉何益?

文天祥、刘辰翁的老师,江西庐陵人欧阳守道曾为自己本土能背诵经典的胡童子写《送胡童子序》,为其赴试壮行色。同时在《送刘童子序》里说:“吾庐陵每岁中童子选者常居四方十之二三,而能文者亦时有之,国家人才之盛,至于童子,颖拔相望,盖文盛极矣。二刘童子前年叔侄同以记诵中,而后皆以能文,其一尚在十岁之内,今又以文试。吾知试之必高选也。”(见欧阳守道《巽斋文集》,转引自汪圣铎《宋代的童子举》)。其实欧阳守道先生去世不几年,南宋王朝就覆亡了。所谓的“国家人才之盛”是否事实,姑不论,即使真有人才之盛,也难挽一个偏安到末年、百孔千疮的衰弱王朝。好在宋代江西文化的繁盛,并没有随着一个王朝的覆亡而完全湮没,但那些轰动当时的神童们,却是大多不为世人所知了。

(2014年11月26日至28日于成都,28日修订)

相关阅读:冉云飞,《读经与宋代江西神童产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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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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