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艺术评论者。著有《穿越想像的异邦》、《“下流”的日本》、《前卫之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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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丑吉:祖国的陌生人

刘柠 2014年8月9日 10:28

从任何意义上说,明治期的日本,都称得上是一个大时代,浪淘英雄,豪杰辈出,风骚独领。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有一对父子的名字,未必显赫一时,却有着长久的存在感,至今不衰:父中江兆民(Chomin Nakae),原名笃介,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法文学者,自由民权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中江丑吉(Ushikichi Nakae),中江兆民之子,汉学家,中国古代思想史学者。

在战前日本“支那学”的群英谱中,如果只推两个人的话,那么非中江丑吉和橘朴(Shiraki Tachibana)莫属。二人均在中国居住超过三十年,不仅对中国学问有精湛的研究,对中国社会也有深耕式的经营,遍交志士贤达,在政、学、商、军各界均有广泛的人脉。二人虽然大致在同一时期生活在北京,但生前几无交游,大约只是面熟而已,据说丑吉私下把橘朴称为“开梳妆品店的”。[注1.]《文艺春秋》杂志曾出版过一期“支那学”专辑,把长谷川如是闲、橘朴和中江丑吉作为中国问题的“三大权威”相提并论,大书特书。对此,中江丑吉颇不以为然,对门生说:“把俺与衮衮诸公并列,可真吃不消,他们与俺完全是异质之人。”“异质”云云,并不全是“吐槽”:“满洲事变”(日本现代史对“九一八事变”的称谓)后,橘朴主导《满洲评论》,力倡“王道国家论”等皇国意识形态,积极投入“满洲”建国理论的设计,俨然“国师”;而丑吉则冷眼旁观,内心发誓要活着看到“那个叫做军部的家伙输掉战争,然后被蹂躏,被强暴到令人讨厌的地步”的那一天。对同一事体的看法,“温差”到这份上,说“异质”,怕也不为过吧。

中江兆民四十二岁时,被一纸“保安条令”放逐,离开东京,寓居大阪。明治二十二年(1889)8月,中江丑吉即出生于大阪。丑年生,加上表示幸运的“吉”字构成了他的名字。丑吉出生时,姐姐千美子已经两岁了。后明治宪法颁布,实行大赦,兆民遂先行回京,母子随后也搬回东京。

中江宅邸位于东京小石川武岛町。丑吉生前绝少谈及自己的少年时代,鼎鼎大名、备受国人景仰的父亲,在他的眼里“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名启蒙学者”,与姐姐的关系也不甚融洽。倒是对父亲的弟子——作为书生寄宿在家,同时兼玄关番(看门人)的幸德秋水印象深刻,秋水也时常充当他的保护人。兆民病逝时,秋水悲痛难抑,在《兆民先生》一文中记述了恩师入殓的一幕:“这一晚,遗骸被装殓入棺。诸君抱其头,余捧其双腿。四周肃立男女数十人,欷歔之声盈室。余亦不禁涕泪滂沱,跑到暗处,恸哭良久。”父亲死时,丑吉只有十二岁。直到晚年,千美子在回忆中仍难掩对弟弟的微词:“丑吉在附近迷茫地(显然没有感动地)看着秋水可怕的悲伤状态。瞅着丑吉,我想这究竟算是哪种儿子呢?”[注2.]

姐姐的质疑倒也不无道理,丑吉确实是一个晚熟的孩子。十岁时,兆民积极干预儿子的教育,让他开始读汉文和汉学典籍,但丑吉的乐趣似乎还在玩耍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1941年,当一位友人(小原正弘)的父亲去世时,丑吉才在致友人加藤惟孝的信中,表达了对这句汉文微言大义的理解,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寂寥感。

少年失怙,给丑吉带来心理和生活上的双重变化。兆民殁后数月,中江夫人便不得不变卖了阔达三十数坪、带莲池和果树庭院的宅邸,全家搬到了麹町的一处寓所。后又在头山满的安排下,把中江家的几个房间租给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在东京帝大法学部读书的章宗祥及其友人、读中央大学的曹汝霖都是中江家的房客。与此同时,幸德秋水加紧整理编辑兆民的遗稿,争取付梓,以版税贴补恩师遗族的家用。

1906年3月,丑吉从早稻田中学毕业,参加旧制高中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虽名落孙山(后入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但外语能力超群,通过英译本和德译本阅读俄罗斯和法国的小说,尤其爱读原版的德国文学。1910年7月,丑吉考入东京大学法学部。同学中,有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学者、战后出任东大校长的南原繁和著名文学家长与善郎等人。东大时代的丑吉,仍是一派公子哥范的文青,热衷外国文学和艺术,泡音乐厅、剧院、曲艺场、酒吧,“没钱了,就到在日暮里的母亲那儿弄点零花钱回来……中江夫人把每个月预算50日元之中的大约五分之一给了儿子”。

1914年4月,正值丑吉毕业考试前夕,母亲去世,且很突然。母亲的死,对丑吉是极大的打击,一度使他万念俱灰。每逢母亲的祥月忌辰(4月17日),中江都会在卧室的衣橱上摆上鲜花,招呼二三至爱亲朋来家中吃饭。席间,友人问缘何只对令堂大人的忌日如此用心。丑吉答道:“老爷子那样足矣了。母亲的事,由我来做。”中江夫人最爱的花是芍药和牡丹。每年北京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这两种花开时,中江必去替母赏花,从来不落。1942年5月,中江回日本,在九州大学病院住院,还特意嘱咐弟子加藤惟孝代他去中央公园赏花。卧病时,从北京带来的病床读物《战争与和平》的书页中,还夹着牡丹花瓣。

东大法学部毕业的履历,理论上能让他在官场平步青云,但丑吉却自主放弃了。美国学者、《中江丑吉在中国》一书作者傅佛果(Joshua A. Fogel)认为,“截止到1914年的他年满25岁的人生,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年轻人的一生”。[注3.]是年9月,丑吉应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副社长伊藤大八的邀请,奔赴满铁在大连的总部。尽管他不久即放弃了在满铁发展的打算,但大连之行却成为他与中国的最初“链接”。

1914年10月,丑吉离开大连赴北京,成了袁世凯的顾问有贺长雄的秘书。有贺是早稻田大学的国际法教授,也是丑吉之父兆民的朋友,他曾以宪法学者的身份,参与过袁世凯的制宪。丑吉的工作既轻松,又无明确的责任,而薪水颇丰。大学刚毕业,就能找到如此美差,不是一般的幸运。实际上,这份差事是凭早年中江家的房客,后成为1920年代北京政界核心人物的曹汝霖的介绍。中江夫人生前,深知儿子的任性,对其前途感到忧虑,曾私下拜托对中江一家一直心怀感激的曹汝霖关照丑吉。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都是中江家的老房客,是丑吉从小朝夕相处的兄长,二人把很多重要的社会关系介绍给丑吉,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很多在大陆的日本人,“如果中江没有与曹的交往,他想结识这些著名人物,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此时的丑吉,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尚未明确,栖身有贺公馆,却经常光顾北京的日本料亭长春亭,并与那里的一位艺伎松井里子产生了私情。对那一年在北京的生活,丑吉日后多有自省,形容为“放荡无赖的生活”。后他不顾姐姐的反对,与松井在北京同居,但最终分手,里子回到日本,中江继续留在北京,终身未续。据中江自己说,里子“是有献身精神,智慧能力双全的贤妻”。与有贺长雄的合同期满后,丑吉短暂回国,旋即又回到中国,在段祺瑞政府顾问、坂西利八郎大佐处谋生。大佐知道中江能迅速阅读外文,便委托他阅读在华出版的外文报纸,写出关于主要外国情况的新闻和社论的概要。于是,中江开始广泛浏览《大陆报》(China Press)、《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京报》(Pekingese Gazette)和《京津泰晤士报》(Peking-Tiengtsin Times)等报章,关注舆论成为日常课业。

坂西公馆是日本陆军在大陆的情报枢纽,中江在这里结识了一大批陆军的实力派人物,如土肥原贤二、多田骏、冈村宁次等。与此同时,丑吉在中国社会中的人脉资源也进一步扩大:曹汝霖在段政府中历任交通、外交、财政各总长,章宗祥历任司法总长、农商务部总长,通过曹、章的介绍,又认识了陆宗舆(第一位驻日公使)、丁士源(京汉铁路管理局长)等人。1918年前后,中江请了中文老师,不仅学习汉语会话,且系统研习中国古典。同时,还从在北京的西方人那里接受英、德、法语的作文和会话指导。他尤其爱德语和中国古典,每日阅读,一生从未间断。

丑吉对中国事务的第一次深度“介入”是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下午,愤怒的示威人群袭击了曹汝霖位于赵家楼的宅邸。当时,章宗祥、陆宗舆和曹汝霖正在曹宅。曹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章却遭到学生的暴打。中江得到消息,在“火烧赵家楼”之前奔赴现场,先帮曹逃遁,“见仲和(章宗祥的字——笔者注)倒在地上,他亦认识,即推开学生,将仲和连抱带拖,出了后门,藏在对面油盐店,把门而立,用日本腔的中国话说:这是我的朋友,你们要打就打我,我不怕!他虽知自卫之法,亦已受铁杆打伤多处,臂背红肿,经月余才愈”。[注4.]中江将章宗祥带到同仁医院,曹汝霖已先行住了进去。“我虽住医院,亦不敢去看仲和,恐他感触,于伤不利。他夫人告我,若无中江,仲和之命休矣,我听了凄然,很感中江之见义勇为,真够朋友。”[注5.]

除了当事者曹汝霖自己的回忆外,很多参与了当天示威活动的学生,后来均以相关的回忆文字,从不同角度旁证了中江的在场和行动,如罗章龙在《从“五四”到“六三”》一文中写道:“……人流像潮水一样涌进来。我们没有找到曹汝霖,只发现了章宗祥,大家一拥而上,把他痛打了一顿。章宗祥被打时,有一个日本人扑在章的身上,连声喊叫:‘不要打了。’”[注6.]

丑吉何以会在反日风潮的漩涡中,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和生命的危险挺身救助两位中国“卖国贼”呢。对自己的行动动机,他绝口不提。但好事者和后人却免不了从其父中江兆民的影响来诠释。据说兆民临终之际曾对弟子幸德秋水说:“我当然是赞成(法国)革命的。但尽管如此,如果让我坐视国王路易十六踏上通往绞首架的台阶,我会义无反顾地跑过去撞倒刽子手并帮助国王逃跑。”因此,丑吉的传记作者傅佛果认为:“守卫人类生命——不管是谁的生命——高于其他一切这一信念,是丑吉与他父亲的共有之物。”不过,诸如此类的评价,其实都有某种扩大阐释之嫌,丑吉从来不认为自己与父亲有多少相通之处。倒是友人中村新太郎随手记下的一句中江话语说到了点子上:“即使背叛国家,我也不能背叛朋友。”令人想到费边社自由主义作家福斯特的话:“假如有一天,让我在祖国与朋友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很可能会选择后者。”

对中江来说,1919年5月4日的事件,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但它却从两个方面改写了自己的生活。一是与曹汝霖的友情进一步强化,中江不久就应曹的邀请,住进了他位于东观音寺胡同的一处带庭园的寓所,且一住二十年,并无需负担分文房租;二是事件使中江意识到,“没有方向的生活和个人的自由是没有意义的。他决定彻底重新安排其日常生活的形式和内容”。首先戒除酒色,然后强化执行一套严格的日常起居计划:凌晨四时起床,阅读英、德、法文报纸和中文的《大公报》及日文《朝日新闻》;用过早餐,在庭院散步之后,把自己锁进书房,阅读原典至午餐,午餐时通常也在阅读;午后3:30左右,带着他忠诚的德国牧羊犬“黄”,外出散步;这个时间如有访客的话,或加入散步,或在曹宅等候;对长距离散步的热爱,是丑吉贯穿一生的习惯;5点左右回家,处理杂务,默祷,并把当天阅读的欧洲语言中的生僻词汇,对照词典学习;7点吃晚饭,饭后继续阅读;9点到10点之间就寝。

如此脱胎换骨式的“豹变”,使后二十年相识的友人,根本就不知道有此前放浪形骸的那个丑吉的存在,但“因为这一严格的日常安排及他对在华日本人社会各种活动的漠不关心,许多北京的日本人把中江视为怪人”。但同时,他也结识了一批当时日本最重要的汉学家,并在家中庇护过几个日共领袖。其中,1923年,通过满铁的伊藤武雄认识的一位政治活动家铃江言一,不仅与中共组织的中枢人物有着公开及秘密的接触,“还可能是唯一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没有同时保留日本共产党党籍的日本人”,成了中江后半生最亲密的朋友(后与中江的外甥女竹内浪子结婚)。

1922年,中江完成了第一篇中国学论文《支那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草稿——这是一个从未在日本国内的大学和任何学术机构接受过汉学正规教育的自学者的学术成果。为感谢曹汝霖、章宗祥对他的支持,尤其是曹对自己多年如一日、且无任何附加条件的无私帮助,他把这最初的成果献给了他们。在经过反复修改之后,中江自费将论文私印了300册。战后,竹内好在为中江著作撰写的书评中说:贯穿全书的令人感动的特点是“追求体系的雄大气魄”,“在日本学术界,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领域,一直缺乏这种体系的方法。而中江超越了他深恶痛绝的门户之见”。傅佛果则认为,未接受过汉学正规教育,对中江来说,“也许是看似不幸中的大幸”。

在这篇论文中,中江显露出重新建构汉学体系的学术野心。“他绝不预设,他怀疑一切,并对他使用的每一个术语都进行概念上的定义。……他严格遵循自己的科学方法,以至他的著作读起来像是出自非常体系化的哲学家之手而非历史学家之手。”中江从古汉语中“邑”与“国”这两个字的原始字义入手,展开对中国古代国家政权性质的论证,认为古代中国在形式上是“邑土国家”,在组织形态上是“族人国家”,国家权力的核心是“神政主义”的……中国古代“革命”一词所表达的含义,与近代意义上的革命“Revolution”毫无共通之处。

中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尽管他把自己的第一篇论文私印了300册,但他死后,人们却在他的藏书中发现了200多册——就是说,他并没有像当初所想的那样,把著作赠送给更多的友人。原因是,“完成此论文不久,他就注意到它的缺陷,更感到自己不适合作为一个研究古典的学者。基本的方法论问题依然困扰着他。中江越是接近成为依据和来源的古书,他就越感到这些书是在他的理解之外”。其中,最令他困惑的一本古籍,是《尚书》。在中江看来,“《尚书》,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唯一最重要的现存著作”,此后十年,“他一直致力于找出能破解围绕该文献的层层迷雾及它所描述的世界的方法论”。终于,1931年8月,完成了《论商书盘庚篇》,呈献给西园寺公爵,并私印了100册。是年1月,中江与松井里子协议离婚。中江很痛苦,但每月仍给里子汇生活费,直至他去世。彼时,中江四十二岁。在后来的十五年中,一直保持独身。他一边沉湎于对康德等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度阅读,一边继续对中国经学的研究,越发像一个隐士。

1932年6月,中江完成了论文《论<公羊传>及公羊学》,对经学运动如何影响后来对文献的解释及汉代儒教的官学化问题,展开了独创性的思考。至此,他感到自己的研究方法已然确立。遂把论文私印100册,郑重呈献给西园寺公爵和曹汝霖,感谢二人的知遇之恩。从表面上看,中江的学术兴趣,确实非常的贵族趣味。傅佛果在书中写道:“在欧洲,纳粹主义和法西斯正在兴起;更加困难的是,在亚洲,日本军队已侵入中国东北,并正向华北施加压力。中江如何能够在北京一所借来的房子中安静地生活并研究中国古代呢?”中江姐姐的姻亲、时任驻大陆的外交官吉田茂曾不解地对中江说:“都是三四千年以前的事情,对当代究有何益?”据说,日共领袖片山潜逃亡途中寄宿于中江家时,也曾批评中江:“你怎么净对这么古老的事情感兴趣呢?”连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满铁的伊藤武雄也认为中江的研究是“时间的浪费”,批评“他吃力搞的东西不过是卖弄学问”。但中江内心很清楚,自己的学术研究是有明确现实诉求的,诸如关于“大国家体”秦制、“亚细亚式”社会性质及何以中国未能发展成西欧、日本意义上的封建制等问题的研究,其实均是关涉中国的现代性及现实处境的紧迫课题。

[中江丑吉(1889——1942)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之子,杰出的中国古代哲学与政治思想的研究大家。]

中江当然不乏理想主义、学究气的一面。但在一个国家主义甚嚣尘上,人的思维极易陷入急功近利式短路的时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中江也深知自己的理想确乎“不足为外人道”,但求呈献给天津的曹润田(即曹汝霖)和兴津的望公(西园寺公望)这两位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前辈,“一是想报答他们多年来对我的照顾于万一,二是作为我离开已住惯了的此地的辞别之礼”。[注7.]于是,当月,中江便回到阔别十八载的东京,亲手把论文面呈给西园寺公爵。此前,由西园寺出面向满铁理事石本宪治陈情,满铁方面与中江丑吉签署了一份“嘱托”合同,且无任何附加条件。中江作为满铁的“嘱托”,大可专念于学术研究,并有一份优渥的薪水。[注8.]

但这次回国,却让中江大倒胃口。他发现,东京——这个中江度过了青春期、曾无比熟稔的城市,“正处于完全崩坏期”。他在给中国友人的信中写道:“在此崩坏之中可能有新兴的气象,但令人悲哀的是,从人具有的感觉来讲,这使人感到的只是令人生厌的衰退和颓废气象……”对“国粹”歌舞伎,他的本能反应是:“完全没有前途的艺术!盲目、愚昧、花里胡哨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全部印象。”[注9.]在这种“糟透了”的心情下,像赶场子似的,赴各种约会,见各色人等,其效果可想而知。如见右翼大佬、玄洋社创始人、也是中江兆民生前的友人头山满时,谈话“因沉默、尴尬和缺乏礼貌而中断”,双方不欢而散。

中江晚年的弟子、其日文传记作者加藤惟孝一说:“中江是无条件承认搞特殊对象研究的自己和经营现实生活的自己是绝对同一的主体这一事实的学者之一。”这句话换成中文的去学术化表述,就是“知行合一”。丑吉长期生活在中国,对故国已有相当的疏离感,用傅佛果的话说,“陷入了脱离故国状态”。理论上,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发生“脱离故国”的现象。但“脱离故国在日本的场合是一种特别罕见的现象,长久与外界疏隔着的岛民确信其文化的独特性和外部世界无法满足其需要。一个日本人在选择脱离故土时,比美国人或欧洲人做此决断时需要与社会更大的个人冲突”。

中江精通多种欧洲语言,长期阅读西方十八、十九世纪哲学经典,对启蒙主义、人本主义思想有强烈的共鸣;同时生活在文化古城北京,热爱中国文化,并以研究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为志业,如此特殊的身份背景使他对中国有着远高于那个时代普通日本知识人的认知与同情——这是造成他与故土疏离感的主要原因。进入1930年代后,这种疏离感与日俱增,越往后,越强烈,中江成了名副其实的“祖国的陌生人”。“满洲事变”后,无数日本人不约而同地加入了所谓“东方新时代的开端”的嘉年华。中江则“告诉每一个访问他的人,这是一场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的序曲,日本将在这场大战的战火中被烧成灰烬”。只消对日本现代史多少有所了解,便知道这种声音是何等的“大音希声”。

日本策动“满洲国”的阴谋,也是中江最初得到风声,旋即通报给了曹汝霖。据曹回忆:当时,中江看到北京的报纸在猛烈抨击亲日派,“宋哲元演说,亦有决不听亲日派的话,似有所指”,颇为曹汝霖的安全担心,特意从北平赴津,与曹通气,并主动提出,去一趟东北了解情况,“……关东军的军人有与我中学同学者,他们看作我是浪人,不带色彩,可能无话不谈。我想去奉天跟他们谈谈到底他们要想做什么。我说你肯去好极了,助以川资。他说不必要,遂别去。过了数日,中江回来告我说,不得了,他们竟对我说,要把东北另成一国。若使政府阻挡,他们即自由行动,不惜弃掉国籍,学英国取得新大陆的办法。他们说得到即做得到,我问本庄什么意见?中江说,还不是跟他们一样,只是做法稳重一点罢了。趁现在政府尚能控制军人的时候,不速了结,将来必至不可收拾。他们不但把东北成为一国,还要将华北特殊化。我问特殊化怎样做法?他说即是独立的前奏。我听了,不觉悚然于心”。[注10.]

1934年2月,中江再次回国。这次故国之旅,使他意识到“自己已不再适合那个国家,或者用更符合他自己的方式的话来说,那个国家已不再适合他了”。[注11.]在东京,他访问了故交丁士源(彼时作为伪满洲国驻日公使常驻东京),开诚布公地对他说,他正仕于一个必然灭亡的“伪国”,劝丁“作为一个中国人,该寻找适当的时机脱离”。1935年,门生加藤惟孝京都大学毕业后赴北京度假,曾有意入满铁调查部就职,在征求恩师的意见时,中江说:“从满洲事变开始的进程,是日本帝国成为世界的孤儿,进而受世界欺辱的开端。不要去与政府有关的大机关就职”,“因为战后收集战前的‘平衡表’时,一个曾为日本帝国主义做‘代理’的工作对人是很不利的”。加藤遂打消了此念,在北京的一所专门学校做了一名普通教师。战后回国,成为东京教育大学教授。

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中江并未加入任何反战组织,抵抗日本的帝国主义行径,而是选择了一种与自身的价值理念相契合的生活方式,对抗“时宜”。譬如,拒绝遵守日本陆军在北京强制实行的日本时间,继续按中国时间对表;无论对谁讲话,都直称日本“侵略”,而绝不使用诸如“事变”、“非常事态”、“圣战”、“大东亚共荣圈”等空洞、暧昧、意识形态化的表达。“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中江正在九州的小浜海岸度假,原计划逗留一个月,结果当即更改行程,第二天便启程回北京。抵京后,又马不停蹄地直奔津门曹府。曹汝霖因长期的亲日倾向,正受到日本方面邀请其出任华北地区傀儡政权的“委员长”,以填补王克敏之空缺的压力和困扰。在日方反复的威逼利诱下,曹的内心其实也有所动摇。中江则明确警告他,如果胆敢坐上与中华民族的未来明显相背驰的伪政权首长之位的话,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江丑吉闻此消息,特由北京来津见我说,听说日本军部方面已定设立华北临时政府,要请君为主席,君意怎样?我答,土肥原(即土肥原贤二——笔者注)及喜多(即喜多骏一——笔者注)都已来劝过,我已决绝坚辞。他即起立,对我一鞠躬,说道,我来即是问君主意。君决意不就,好极了,我也放心了。他又说,君若出来,自信能为百姓谋福祉,为两国谋和平,即拼此老命,也还值得。不然的话,还是保全晚节吧。说罢,即告辞,留他吃午饭,亦不允。日本人劝我不当伪主席者,惟中江一人而已。”[注12.]1942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中江丑吉追思会上,曹在众多嘉宾的面前,谈到丑吉的友情仗义和“先见之明”,不禁哽咽失声。仅仅三年后,包括王克敏在内,日本傀儡政权的首脑们,就一个不落的被统统肃清了。

中江并不仅仅是一名书斋里的学者,还是那种大隐于市的在野战略家,望天空云卷云舒,天下大势了然于胸。他虽然对日本日益扩张的大陆政策和侵略战争持总体上的批判立场,但同时却与一部分军人和权力层中的实力派保持着沟通的管道。以他的资历、声望和人脉,尤其在满铁的影响,若是他凭借自身的资源刻意“寻租”的话,价码恐怕不低,胜算也不小。北支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曾数度邀其出山,请他“帮助解决日本在中国的困境”;首相近卫文麿也曾请他协助解决“日华事变”(日本现代史对中日战争的暧昧称谓)的危机;“满洲”方面,甚至曾出台过敦请中江出任位于“新京”的建国大学校长的人事安排,却因迄未得到中江本人的响应而终于不了了之;狂热的国家主义者、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为稳定日本国内形势计,邀请中江对东亚政治发表讲演,丑吉当着加藤惟孝的面把请柬撕碎,扔进了废纸篓。

发生于战争末期的一个事件,充分证明了中江的影响力。1944年夏天,接近中江的牛岛与也和与石原莞尔过从甚密的津田野知重等青年将校,策划在7月的第三周暗杀东条英机,但计划败露,二人被捕,被判处死刑,后因缓期执行而活到战后。牛岛在供词中承认:“至今不能忘记他的话。1941年12月11日,去北京之时,住在北京的大学者中江丑吉对我说:‘已开始与美国的战争,大和民族将受亘古未有的悲惨命运。’可以说,这句话决定了我以后的行动。”[注13.]

中江作为终生以研究古代中国政治思想为志业的学者,虽然并未出版过对时政的意见,但出于文人之“侍”的责任,他从不隐藏自己的观点,并写下大量的书信,批判日本在战争中的作为,其政治立场在北京早已闻名,乃至上了宪兵队的黑名单,被称为“贴在北京城墙上,白眼看圣战的叛国怪人”。

可尽管如此,同为反战人士,“中江对在中国造访他的一些日共党员绝没有什么好印象,同时对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也没什么好印象。他拒绝与这些人讨论‘革命’问题。”他可以为片山潜在逃难途中,提供借宿的方便,但却难成朋友。另一位日共早期领导人佐野学被捕后“转向”,有志于汉学研究,从狱中给中江写信,请他代借某种古代中国文献。中江让友人大田辽一郎看了这封信,耳语般地嘟囔说:“佐野还是在狱中死掉的好。”[注14.]反战归反战,但“道不同不相为谋”。1930年代,中江看惯了左翼知识分子先是追求共产革命。但革命一旦受挫,便“跳上超国家主义的街宣车,转而支持认为对日本未来发展为必须和重要的对外扩张主义”的“转向”案例。作为人文主义者,丑吉决不会为了一种所谓“更高的价值”,而屈尊自己内心的尺度。尤其是友情,他一生对择友有着近乎苛刻的完美主义标准,眼里不揉沙子。

在生命的最后时日,中江对另一位弟子阪谷芳直最后一次谈话时说:“如果看看当今世界的对立,你就会明白,肩负‘人性’重任的显然是民主国家方面而不是轴心国方面。因此,这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必定属于民主国家,德国法西斯必败……虽然凡人凡眼看不到,但从慧人慧眼看来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对此,傅佛果评价道:“可能并非中江的每一个预言都是正确的,但他有一种在当时日本人中罕见的敏锐洞察力:日本政府和军队正走向一条悲剧的毁灭之路。”

1942年3月,中江在北京同仁医院被诊断为“重度肺结核”,“还有两年生命”。他想待在北京的家里,但是被说服回国治疗。4月下旬,在友人铃江言一的陪同下回到日本,住进了被认为在肺结核治疗上最富权威的九州大学附属病院。但终于不治,于8月3日离世。享年仅五十三岁。

因中江仅有的一段婚姻以离婚告终,且没有留下子嗣,他的死是寂寞的。除了数千册藏书,也几乎没有财产。在九大病院的医药费,虽然有包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等人表示愿意负担,但被中江拒绝了。“出于和中江三十年来超过兄弟的交往”,治疗和后事的费用,均由挚友曹汝霖慨然承担。丑吉的遗骨葬于东京青山墓地中江家墓域,墓碑“中江丑吉墓”也由曹汝霖挥毫。

中江生前希望将其藏书捐赠给“京都学派”重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研)。此遗愿在著名汉学家、人文研所长小岛祐马和一位曾在满铁调查部工作过的友人及一位北京书商朋友的努力下,终于达成。中江藏书中有相当数量的西文书,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是为战时日本当局所明令禁止的。但因为装书的箱子上打着“公用”字样,从北京出发,经奉天、汉城、釜山、下关,一路享受免检待遇,满铁的朋友一直护送书籍到京都,亲手交付京大人文研责任者的手中。这批书籍,至今仍在京都大学图书馆,作为“中江文库”被单独保管。

中江丑吉作为汉学家,为人古风而低调,生前发表的有限几部汉学论文,严格说来,均为自费私印的“非法出版物”。其作为汉学家和不世出的杰出思想家的社会“复归”,其实是战后,由京都大学、岩波书店、中央公论社等学术机构编纂校订的各种中江著作付梓再版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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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注释:

注1.『近代日本と中国』(下)、竹内好橋川文三編、朝日新聞社1974年8月版、87頁。

注2. 《中江丑吉在中国》(<美>傅佛果 著,邓伟权、<日>石井知章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6月第1版),第12页。

注3.《中江丑吉在中国》(<美>傅佛果 著,邓伟权、<日>石井知章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6月第1版),17页。

注4.《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曹汝霖 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207页。

注5.《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曹汝霖 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208页。

注6.《五四事件回忆》(陈占彪 编,三联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第281页。

注7.《中江丑吉在中国》(<美>傅佛果著,邓伟权、<日>石井知章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6月第1版),163页。

注8.『北京の中江丑吉——ある個性の記録』、加藤惟孝著/阪谷芳直編、勁草書房1984年8月版、203頁。

注9.《中江丑吉在中国》(<美>傅佛果著,邓伟权、<日>石井知章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6月第1版),179页。

注10.《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曹汝霖 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294页。

注11.《中江丑吉在中国》(<美>傅佛果著,邓伟权、<日>石井知章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6月第1版),176页。

注12.《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曹汝霖 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338页。

注13.《中江丑吉在中国》(<美>傅佛果著,邓伟权、<日>石井知章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6月第1版),197页。

注14.《中江丑吉在中国》(<美>傅佛果著,邓伟权、<日>石井知章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6月第1版),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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